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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史料与求真征实 欲求真征实，必然要进行历史考证，而历史考证的首要前提是史料。对史料的基本要求是丰富，正是所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没有史料做不成考证，没有考证，历史真相无法自动显现。所以，求真征实最终可归结为史料的处理。如何采择史料、采择什么样的史料、什么样的史料更有价值等等，都留下了四库馆臣的认识和看法，也回答了如何求真征实的问题。 其一，树立博采善择的史料处理原则 四库馆臣首先强调的是对史料的博采。如对于《元史》的舛驳，四库馆臣认为，因为明初修《元史》太急，使得许多材料还没有出现，继而无法考证事实的真确：“然《元史》之舛驳不在于蒇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这里传达了基本的理念，史料是考证历史的先决条件，没有史料无法确定历史真相。以《资治通鉴》为例，“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司马光考证历史所用材料的类型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值得肯定的。司马光是博采的典范，博采是求真征实的先决条件。在《资治通鉴》提要中，四库馆臣再次给予史料采择方面的高度评价：“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四库馆臣对李焘也是极为推崇，说他“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对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料采择评价道：“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四库馆臣对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尤高：“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采择材料繁多而不冗杂，当是四库馆臣认为的最高境界。 其次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善择。采择不广不行，采择太滥亦不可。在评价《金史》时，四库馆臣指出：“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于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而评价厉鹗的《辽史拾遗》则又责其太滥：“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于泛滥。”四库馆臣还批评李延寿《南史》在采择材料方面的失误，认为杂史不可尽信：“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何谓善择？重视史料来源、采择离历史实际发生较近的记载，是善择的基本要求。如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亦即我们今天所言，注重史源学，注重第一手史料。善择并不是只重视国史材料，野史材料一概摈弃，史料价值的大小不能以此标准进行论列。明代王士麒《驭倭录》，鉴于郑若曾等人的著作，多采野史，故反过来非常重视国史，但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国史也有不可信之处：“《自序》以为薛浚《考略》、王文光《补遗》、郑若曾《筹海图编》，多取野史为证，往往失真。故所录皆就国史中拈出。然当时奏报亦多掩败为功，欺蔽蒙饰。国史所载，正未必尽为实录也。”所以，不能以材料的形式论史料价值的高下。 其二，提倡对金石史料的运用 金石学自宋代产生后，经过元明的发展，至清代而大盛。以金石文字考证历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对金石文字史料的运用日益广泛。代表人物是钱大昕，其《廿二史考异》多有表现。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对金石史料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且多处以金石史料考证文献。如托克托《辽史》“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但接着写到：“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于是，四库馆臣用文献史料《东都事略》与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文字互证，以考辽改国号之实；接着又用《文献通考》《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老学菴笔记》等文献与《安德州灵岩寺碑》《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等碑文对勘，以证辽寿隆、寿昌改年号之实。这是用金石文字史料与传世史料结合而考证历史的一个突出例证。再如评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至其以元暐为元纬，以开元中为大和七年，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指出碑记的史料价值。再如明代张鸣凤的《桂胜》一书，“多采金石之文，不尽取诸史籍。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其游寓、杂志，亦多据题名碑碣，姓名年月，历历可稽。在明代舆记之中，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该书质量较高，正得益于碑碣史料的运用。 其三，重视亲历目击、实地考察的史料 对于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四库馆臣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史部地理类的史书评价中，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基本评价尺度。而这一尺度的设立，是基于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四库馆臣对宋代曹勋的《北狩见闻录》评价道：“所记北行之事，皆与诸书相出入。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末附《徽宗轶事》四条，亦当时所并上者。纪事大都近实，足以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认为曹勋的亲身奉使才使得该书优于传闻。又如评宋代洪皓的《松漠纪闻》：“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什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然如叙太祖起兵本末，则《辽史·天祚纪》颇用其说。其‘熙州龙见’一条，《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盖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纪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身在金庭的经历使得洪皓之记载颇有价值，“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正是不刊之言。四库馆臣同样重视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关于河源之考，在《钦定河源纪略》解题中，四库馆臣认为，之所以争议纷纭，与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有关：“考自古谈河源者，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各持一说，纷如聚讼，莫能得所折衷。推索其由，大抵所记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疏密，由其时之求详不求详”，而此书“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寻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亲加釐定，勒为一帙，以昭示无穷。”清代对河源的考定得益于使者的亲自实地勘察，故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四库馆臣看来，纸上之谈与身历目击得来的史料，价值差异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四库馆臣评论：“此十书者，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四库馆臣认为，《徐霞客游记》之所以比其它游记写的好，“莫过于斯编”，是因为“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清代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记载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父昂，康熙二十一年从靖海侯施烺平定台湾。烺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案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是官，盖出特典。）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皆滨海地也。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正因为得之于父子亲身经历，所以才能出类拔萃，“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身历目击史料对于史书真实性的价值。 即使对于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四库馆臣也以求真征实的标准进行衡评。对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一书，四库馆臣在肯定其“精确”的同时，指出其不足：“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是书虽第举一隅，然辨证皆多精确。惟长城以外为炎武目所未经，所叙时多舛误……如古北口之杨业祠，炎武据《宋史》辨其伪。然刘敞、苏辙皆有《过业祠诗》，在托克托修史之前几二百载。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指出后代之传闻的价值远不足于当年目见之真确。 综观四库馆臣对各种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评判，我们大体可以说，四库馆臣主张传世文献与金石史料、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相结合，将至少两种以上的材料相勘验，以进行考证，从而求取历史之真相。其中对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和金石史料的重视程度，高于传世文献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