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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之成因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其一，与史学自身的特点有关。四库馆臣在史部开篇就将历史考实的特点给予了明确说明：“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史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学问，没有了事实，褒贬没有根基，所以史学的基础是考证。史学以事实为基础，而且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这一学术理念，由来已久。从孔子提倡“书法不隐”，《春秋》以“见之于行事”来褒贬历史，到司马迁的“实录”；从刘知幾的如明镜照物般地“善恶必书”，到胡应麟的“直笔”，再到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在漫长的史学发展中，史学注重事实并追求真实的理念愈益牢固，考实求真的学术特点愈益鲜明。《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正是继承了这一史学思想传统的结果。 其二，与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乾隆时期，需要进行大清理大总结。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史学典籍，浩如烟海，但这些典籍在抄写传刻的过程中，或是自然原因，或是人为原因，造成了文字上的错讹脱衍、版本上的颠倒混乱、内容上的真伪杂陈，甚至整本书的伪造。况且此前的明代学风不实，造伪之风盛行，除胡应麟、王世贞等个别人外，对史学的求真多不在意，与之相谐行的是野史的大量出现。因此，去伪存真、黜虚征实的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便成为了史学的主导内容。 其三，是时代学术风气使然。《四库全书》编修之际，正是汉学风行天下之时，上至朝廷，下至一般读书人，无不以考据为学问之正宗，“务考索”是当时学者的主导价值倾向。考据之风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鉴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清初顾炎武等人力倡实学，注重考据，开风气之先。之后，出现了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学大家，以实际的学术考据成果，奠定了求真征实的学术基础。接着，惠栋鄙弃宋明理学，推崇汉代经学，举起汉学的大旗，提倡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学，注重考实性学术，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将这种学术推向极盛。汉学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宋学。在史学界，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都是以历史考据为主的学者，而在《四库全书》馆内，更是考据学者占主导地位。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入四库馆，与纪昀、周永年、邵晋涵等服膺汉学、迷恋考证的考据学家，共同致力于经史考证，使得四库馆内考据风气极为浓重。正如梁启超所言：“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在考据学占压倒优势的四库馆，而且由纪昀担任《四库全书总目》总纂修官，《四库总目》注重求真征实，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对于汉学的兴起与影响，黄爱平曾指出：“清代汉学的兴起，为清王朝从事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并促进了《四库全书》的开馆。而《四库全书》的纂修，又进而确立了汉学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有力的推动考据学的发展。” 其四，与乾隆皇帝的学术观有直接的关系。论及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不能不涉及乾隆皇帝本人，因为他是《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倡导者和思想观念的控制者，他的学术观对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有着直接的影响。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历史考据的人，从其《御批通鉴辑览》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考证的认识与实践，都不在当时优秀考据家之下。他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谕旨中说道：“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行经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求真考据之观念溢于言表。皇帝的引领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支配着四库馆臣进行历史文献的考证，毫无疑问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但这一理念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这种理念与清朝统治及儒家纲常名教发生冲突时，无法贯彻下去。虽然《四库总目》通过考证，搞清了许多历史真相，恢复了不少历史的真实，但他们对于统治者违碍的书籍则采取了恶劣的禁毁删改的手段，掩盖了许多历史真实。清修《四库全书》及《总目》之时，销毁了三千一百多种书籍和八万块以上的书版，就是典型的例证。二是这种理念主要还是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文字史料的处理问题，虽然金石史料在当时有重要的价值，但还无法与近代考古学兴起后的考古史料相比。因此，有些文献考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才有了后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等著作的问世。总之，对于这一理念，虽然它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我们也不要估计太高，应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和评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