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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其历经五次修纂，先后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以及手抄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其所藏太白山史库本等和韩国东亚大学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并非活字本，但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英国剑桥大学收藏的《高丽史》是流布海外抄本中唯一的全本。 关键词：《高丽史》 版本源流 编纂体例 作者简介：魏志江、陈卓，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高丽史》，旧题郑麟趾撰，为朝鲜王朝官纂纪传体史书，总计139卷，含目录2卷。其仿中国正史体例，以纪传体记述了高丽王朝一代的治乱兴衰和典章文物，体例严谨，繁简适宜。《高丽史》所保存的中韩之间交涉的表笺、奏章等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可以弥补中国所编纂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元史》等正史之不足，而且，《高丽史》所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初以及日本关系之史料，对于探讨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日韩关系以及东亚区域史之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而，《高丽史》历来被誉为高丽之“良史”。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高丽史》的编撰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代表性学者主要是中国学者杨军、王小盾和韩国学者李基白、边太燮、金庠基、朴龙云、金光哲、韩永愚等，其于《高丽史》之编纂以及《高丽史》体例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见仁见智，尤其是《高丽史》乙亥字本之刊印，仍然众说纷纭。此外，国内杨渭生和魏志江等学者较早利用《高丽史》的史料，对宋辽金元史时代的中韩关系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与研究。日本学术界则主要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所谓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组织一批“满鲜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白鸟库吉、稻叶岩吉、池内宏、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松井等致力于辽金元与高丽关系史之研究，其研究成果多载于二十世纪初期《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系列丛书。战后主要是中村荣孝、旗田巍、三上次男、武田幸男等学者致力于高丽史或高丽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之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是，上述学者对《高丽史》的版本源流及其编纂体例却少有专文论析。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撰此文对《高丽史》的编纂和版本源流、编纂体例等加以论析，以收抛砖引玉之效，冀中外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和加强对《高丽史》的研究。 一、关于《高丽史》的编纂经过 《高丽史》的编纂，前后经历朝鲜王朝太祖、定宗、太宗、世宗、文宗等五朝，于文宗元年（1451）八月最终完成。太祖元年（1392）十月命右侍中赵浚、门下侍郞、赞成事郑道传、艺文馆学士郑摠、朴宜中、兵曹典书尹绍宗等修撰前朝史。太祖四年（1395）七月，判三司事郑道传、政堂文学郑摠等撰前朝史自太祖至恭让王三十七卷以进，即为《高丽国史》。但此书未能流传下来，仅能根据郑摠的《高丽国史》序文、郑麟趾等《进高丽国史笺》及《朝鲜太祖实录》中对郑道传、郑摠二人褒奖记录等论证太祖编撰该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朝鲜王朝建国的正当性，其编纂过程中使用了《高丽王朝实录》、高丽末期“史草”及闵渍的《本朝编年纲目》，李仁复、李穑《金镜录》，李齐贤《史略》等史料文献。 太祖七年（1398）八月，朝鲜王朝内部围绕世子册封爆发王子之乱，《高丽国史》的作者郑道传一党在事变中被诛杀，《高丽国史》的编纂也受到非议。朝鲜太宗十四年（1414）五月召领春秋馆事河崙，称“予观《高丽史》末纪太祖之事，颇有不实”，命窜定《高丽国史》。同年八月，太宗召见河崙、监馆事南在、知馆事李叔蕃、卞季良等人称“恭愍王以下，事多不实，宜更窜定”，命令改修《高丽史》。其原因有二：一是《高丽国史》中恭愍王之后，特别是禑王、昌王时期的记录与史实不符；二是《高丽国史》以士大夫为中心叙述，削弱了太祖李成桂在朝鲜王朝建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根据太宗的要求，春秋馆事河崙与知馆事韩尚敬、同知馆事卞季良将《高丽国史》以忠定王为分界，以前时期内容由三人分览改修，恭愍王之后内容则由三人共同审阅重新修纂。太宗十六年（1416）冬，河崙去世，《高丽史》改修工作随之搁浅。 朝鲜世宗即位年（1418年）八月，世宗亦不满郑道传所撰《高丽国史》，认为其任意添加删减恭愍王之后记录，不符合史臣所做“史草”之处颇多，甚至直接表示“不如无也”。卞季良、郑招曰：“若绝而不传于世，则后世孰知殿下恶道传增损直笔之意乎?愿命文臣改撰。”上曰：“然。”故世宗元年九月，世宗在御经筵中谓尹淮曰：“近日览《高丽史》，多牴牾处，宜改修。”次日，即命艺文馆大提学柳观、议政府参赞卞季良等改修郑道传所撰《高丽史》。随后世宗在御经筵中数次提及《高丽史》改修方法，并询问改修进展。世宗三年（1421）一月，柳观、卞季良等完成改修本呈上。这次修改主要改正了《高丽国史》中与史臣本草不同之处以及语涉僭踰之处，特别是高丽僭称“制”或“勑”以及“太子”等称谓问题。 然而，世宗并不满意柳观、卞季良所改修的《高丽史》，认为“此书无纲目之分而不直书，则后世何自而见其实乎”?遂于世宗五年（1423）十二月，命知馆事柳观、同知馆事尹淮，再次改修《高丽史》。同知馆事尹淮按照世宗“据事直书”的要求着手修改，将“元宗以上实录，比较新史，如改宗为王、节日为生日、诏为教、朕为予、赦为宥、太后曰太妃、太子曰世子之类”，于世宗六年（1424）八月改修完成，此书即为《雠校高丽史》。由于参与改修的卞季良强烈反对直书，认为其违反义理，故世宗不得已，姑从卞季良之言，并未颁布此版高丽史。《高丽史》改修也就此暂时告一段落。 世宗十三年（1431），《高丽史》改修再次重启。一月二十五日，世宗在经筵中提到“修前朝史者，改宗称王之非，明矣”!要求金宗瑞修《太宗实录》之后，改修前朝史。十四年（1432）年八月，其又与春秋馆史官就修撰方法进行讨论，孟思诚、权轸、申樯、郑麟趾、金孝贞、偰循等提议“大抵《史记》有编年，而后有《纲目》”，世宗曰：“予意亦然，以编年撰之。宁失于烦，毋令疎略没实。”世宗二十年（1438）三月，史官又对《高丽史》的编撰方法进行讨论，有史官倾向于采用纪传体。许诩向世宗启曰：“臣（常）[尝]为编修官，窃见本馆所撰《高丽史》体例，恐有未安。”并提议“乞依班、马，更作纪传表志，以为本史，仍将尹淮所撰，以为史略，则庶合古人作史体例”。同年七月，关于禑、昌称谓，春秋馆启曰：“依魏帝曹丕、晋帝奕例，称废王禑、废王昌。至叙在位时事，则依苍梧王例，因当时臣民所称史氏所书，或称王或称上。”世宗同意了春秋馆的建议。 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八月，监春秋馆事申概、知春秋馆事权踶等完成《高丽史》改修，此版《高丽史》即为《高丽史全文》，又称《权草》、《红衣草》等。世宗仍不满意，指出此版本中存在史实遗漏，且对朝鲜王朝始祖“行事之迹”记载不够，决定推迟颁布。二十八年（1446）十月，世宗谓集贤殿直提学李季甸、应敎鱼孝瞻曰：“《高丽史》初撰甚略，后更添入，然多有遗漏之事。辽赐高丽世子冕服之事，尚不书之，可知其余矣。今可更校。且桓祖以万户赴朔方，台谏请止之事，因《龙飞诗》添入；太祖昇天府接战之状，虽有谚传，不载于史。以此观之，必有遗漏。尔等与诸史官详考史草，上自度祖、桓祖至于太祖行事之迹，搜索以启。” 根据后来的《成宗实录》记载，世宗三十年（1448）曾下令铸字所刊印《高丽史》，但随即叫停了颁赐。根据世宗三十一年（1449）二月，传旨吏曹，指责权踶在改修《高丽史》的过程中“任情减削，或听人请嘱，或自己干系紧关节目，皆没其实。安止与踶同心赞成，泛滥莫甚。其追夺踶告身及谥，亦夺止告身，永不叙用。郞厅南秀文专掌史事，阿附堂上，其罪亦同，并追夺告身”，可知此版《高丽史》未能颁赐的原因仍在于“修史不公”。 世宗三十一年元月一日，传旨春秋馆曰：“前撰《高丽史》，失于疎略，令更撰之。辽赐世子冕服之事，又逸焉。今复雠校，虽一字一事脱漏而可改者，立皆付标以启。”一月二十八日，又召集贤殿副提学郑昌孙，商议改撰《高丽史》，并传旨春秋馆曰：“《高丽史》，颇失疎略，今更考阅，备悉添入。”遂命右赞成金宗瑞、吏曹判书郑麟趾、户曹参判李先齐及昌孙监掌之。在这个过程中，修史方法及禑王、昌王记录问题，再次成为重点讨论的问题。世宗三十一年二月五日，春秋馆议改撰《高丽史》，议论不一。史官“辛硕祖、崔恒、朴彭年、李石亨、金礼蒙、河纬地、梁诚之、柳诚源、李孝长、李文炯议曰：‘作史之体，必有纪、传、表、志，备载事迹，各有条贯，迁、固以来，皆袭此体，无有改者。若编年之法，则櫽括本史，以便观览耳。今不作本史，乃于编年欲令备载，铺叙甚难，至另有世系、地理，赘莫甚焉。且凡例内，如朝会、祭祀、街衢经行、春秋藏经道场、生辰受贺、王子诞生、赐教礼物、人日颁禄、燕享中国使臣之类，皆以常事，略而不书，只书初见。若有本史而作编年则可也，今无本史而略之如此，殊失史体。乞依历代史家旧例，作纪、传、表、志，无遗备书，然后就令已撰编年，更加删润，别为一书，与本史并传，庶合古人修史之体矣。或以为高丽事迹本多疎缺，欲为纪、传、表、志，难以就绪。然前史列传，有一人之事只书数行，亦有当立传而史失行事不得立传者。事迹不备者虽阙之，亦未为害。苟制作得体，事之难易迟速，不必复论。’鱼孝瞻、金系熙、李勿敏、金命中议曰：‘作史之体，必立纪、传、表、志，固是常例，但恐功不易就，非数年之内所可必成。又，体例阙略，不似古人之作，虽或成之，反不堪观也。以宋朝之事观之，本史之外，有全文，又有续编。乞依《宋史全文》之例，今撰《高丽史》更加校正，仍旧颁行。其纪、传、表、志之作，如不得已，姑（得）[待]后日。’知馆事金宗瑞、郑麟趾将二议以启，从孝瞻等议。宗瑞、麟趾入见东宫曰：‘欲于编年备记时事，例多不通，愿从硕祖等议。’东宫入启，上命以纪传表志改撰。”虽然世宗本意倾向于以君王纪事为中心的编年体，“上尝览《高丽史》，传旨春秋馆曰：‘以纲目法修撰，则于小事重叠，难以悉记，然便于观览；以编年法修撰，则观览虽难，叙事则详。何以处之?孟思诚、权轸、申穑、郑麟趾、金孝贞、偰循等议，启曰：大抵史记，有编年而后有纲目。’上曰：‘予意亦然。以编年撰之，宁失于烦，毋令疏略没实。’”但是，由于金宗瑞、郑麟趾入见东宫主张从硕祖等议，世宗终同意以纪传表志改撰《高丽史》。四月六日，春秋馆启奏世宗曰：“乞于今修《高丽史》，禑、昌父子，悉依《汉书》王莽例，以正名分，以徵乱贼，以严万世之法。”即借鉴《汉书》中将王莽编入列传的方法，处理禑王、昌王的记载问题，世宗从之。 在《高丽史》的数次改修过程中，此次“更撰”意义不在简单的“雠校”，而在于改撰，即将原本按照编年体方法编撰的《高丽史》按照纪传体方法重修编撰，并将禑王、昌王等列入“列传”进行记载。文宗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知春秋馆事金宗瑞等进新撰《高丽史》。新撰《高丽史》分为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传50卷，目录2卷，共139卷，较编年体《高丽史全文》的37卷，卷数几乎增加了3倍。文宗曰：“春秋馆撰史非一、二度，未有如卿等之速成也。如此大典，曾未数岁，善撰以进，予甚嘉之。”遂命馈之。但仍谓金宗瑞等曰：“春秋馆事，已毕乎?”金宗瑞等启曰：“此全史也。当节其烦文，编年纪事，庶可便于观览耳。”文宗曰：“然。其速纂修。”29文宗二年二月二十日，春秋馆编撰完成编年体《高丽史节要》。 如上所述，《高丽史》编撰从开始到完成大体过程如下：太祖四年，郑道传、郑摠编撰《高丽国史》后，太宗十四年，河崙、南在、李书藩、卞季良等对此书进行了改修。世宗即位后，数次改修高丽史：柳观、卞季良于世宗即位年至世宗三年，柳观、尹淮于世宗五年至六年改修《高丽国史》为《雠校高丽史》，权踶、安止、南秀文等则从世宗十三年开始，在《雠校高丽史》基础上继续改修，于世宗二十四年修成《高丽史全文》，此后几经改修，于世宗三十年铸字刊印，但并未颁赐。世宗三十一年，金宗瑞、郑麟趾、李先齐、郑昌孙等人改修《高丽史全文》，并于文宗元年（1451年）以纪传体的方式，重新编撰完成《高丽史》，至此，纪传体《高丽史》正式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