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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丽史》的刊印和版本源流 由于《高丽史》初刊甲寅字本及刊记均已失传，故只能通过以下相关史料考证《高丽史》初刊完成时间。文宗二年（1452）二月，监春秋馆事金宗瑞进新撰《高丽史节要》启曰：“他国之史，尚且求见，况我国之史乎?大臣颇有求观者，宜速印之，颁诸中外。且本史，虽未悉事迹，然捨此则他无可考之文。倘不速印，则恐至蛊损，亦宜速印藏诸史库。”上曰：“史者，欲示后世，以为劝惩，不可隐讳，当印而颁之。”是年六月，文宗病死，端宗即位。端宗即位年（1452）十一月，春秋馆史官启请刊印《高丽史》，端宗从之。然是年十一月是否完成《高丽史》之刊印，尚缺乏具体史料证明。不过，根据《高丽史节要》初刊本尾页末行题有“景泰四年（1453）四月日印出”判断，《高丽史节要》所载“景泰四年”即端宗元年（1453），其四月已经刊印，故是年七月，侍读官成三问于经筵启曰：“臣闻命颁《高丽史节要》，登名颁赐记者，皆已知之，昨日还收颁赐记，削其五十余人。”可见，到端宗元年七月《高丽史节要》已经进入了颁赐阶段。而比《高丽史节要》成书更早的《高丽史》，亦当于此时前后刊印，即《高丽史》最早刊印当从端宗即位年（1452）十一月，春秋馆史官启请刊印《高丽史》，到端宗元年（1453）十月癸酉靖难之间，其最早刊印的版本当为以金宗瑞领衔担当总裁官的甲寅字本《高丽史》。但是，由于甲寅字本《高丽史》只是“少印，只藏内府”，故癸酉靖难后，成宗重印《高丽史》时，方得以删除了金宗瑞等的题名，是为乙亥字本《高丽史》，而《高丽史节要》由于刊布稍早，修纂史官方得以保留金宗瑞的总裁领衔署名。盖端宗二年（1454）十月，即世祖即位年，郑麟趾作为拥护首阳大君发动政变的大臣，癸酉之变后成为领议相，而支持端宗的以金宗瑞为首的所谓朝臣政变后被诛杀，故《高丽史》的修纂总裁改题为郑麟趾撰，而《进〈高丽史〉笺》亦改为以郑麟趾署名领衔了。但是，《高丽史》之刊印时间，虽或稍晚于《高丽史节要》之刊印，然其版本应该是与《高丽史节要》一样，均为甲寅字本，而非现存的乙亥字本。 朝鲜王朝前期使用的铸字版本主要有癸未字、庚子字、甲寅字等。癸未字铸字仓促，制字未精，庚子字字体偏瘦，阅读颇为不便，故世宗十六年（1434）七月命集贤殿直提学金墩、直殿金镔、护军蒋英实、佥知司译院事李世衡、舍人郑陟、注簿李纯之等人以经筵所藏《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论语》等书为字本，其所不足，命晋阳大君瑈书之，铸二十有余万字，此次铸造的铸版即为甲寅字版。甲寅字为铜铸版，字体之明正、功课之易就，比旧为倍，一日所印可至四十余纸。成宗十三年（1482）二月，南原君梁诚之上疏曰：“世宗戊辰，下铸字所印出，命臣监校。印毕，世宗闻修史不公，命停颁赐，秉笔史臣，以此得罪。”虽然世宗三十年刊印的《高丽史全文》并未颁赐，但三年后，即端宗元年（1451）以后再印《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时，重新使用这批铸字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亦可考证《高丽史》铸字初版本，应与《高丽史节要》初刊一样，同为甲寅字本。 然而，甲寅字本《高丽史》印刷量极少，主要收藏于内府。端宗二年（1454）十月十三日，检详李克堪将堂上议启曰：“《高丽全史》，人之是非得失，历历俱载。皇甫仁、金宗瑞惧《全史》出，则人人皆知是非，故但印《节要》颁赐，而《全史》则少印，只藏内府。吾东方万世可法可戒之书，莫如《高丽史》，请印《全史》广布。”癸酉之变，端宗被迫让位于其叔父首阳大君。世祖即位后，志在编撰刊印“合三国、高丽史作编年书，令旁採诸书，纂入逐年之下”的《东国通鉴》，故世祖并无意再次刊印《高丽史》，《世祖实录》虽有臣僚奏请进讲或颁赐《高丽史》之奏议，然并无刊印《高丽史》之明确记载。故世祖时，虽铸有乙亥字，只是用以刊印佛经、兵法等书，然《高丽史》并未得到刊布。直到成宗时期，《高丽史》之重新刊印，才得以再次提上日程。成宗五年（1474）十一月，同知事李承召启曰：“尝闻世宗欲尽印诸史，而《史记》、《前汉书》则印之，其余史则未毕而罢。故《史记》《前汉书》则今士大夫之家稍有之，其他诸史，则仅藏于秘阁，而民间绝无。故学者不得览焉。请印颁《后汉书》等诸史。”成宗谓右副承旨金永坚曰：“今用何铸字印书?”金永坚曰：“甲寅、乙亥两年所铸字也。然印书莫善于庚午字而以瑢之所写，已毁之，命姜希颜写之而铸成，乙亥字是也。”成宗遂命金永坚印颁诸史。成宗十三年（1482）二月，南原君梁诚之上疏曰：“臣窃观春秋馆，有一件《高丽史》，或称权草、或称红衣草，或称全文。世宗戊辰，下铸字所印出，命臣监校，印毕，世宗闻修史不公，命停颁赐，秉笔史臣，以此得罪。至戊寅年，世祖御思政殿，臣与权擥入侍，亲禀上旨，改正本蒿，仍署擥与臣名，至今可考。右《高丽史》，实《丽史大全》也。误错之处，今则改正。伏望命春秋馆搜出本蒿，下典校署印颁，幸甚。”中外学术界一般据此认为《高丽史》乙亥字本刊行于成宗十三年（1482），实为误解。盖梁诚之疏中所言《高丽史》，当为世宗三十年铸字刊印，但未颁赐的《高丽史全文》，亦即权踶等修纂之编年体《高丽史全文》，或称“权草”“红衣草”者，其为金宗瑞、郑麟趾修纂《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之蓝本。但典校署并未接受梁诚之的建议，故“李世佐、闵师骞启曰：‘梁诚之上疏，请刊《高丽全史》红衣草，而该曹请勿令举行。臣观其书，至为详密，可刊行也。’上曰：‘其书何如?’宋轶对曰：‘诚之，臣之妻祖父也。诚之尝与臣言：世祖重其书，命权揽与诚之刊行，旋命停之。其书比今《丽史》颇详矣。’上曰：‘取其书以入’”。梁诚之建议典校署颁赐的《高丽史全文》，而非《高丽史》，并认为比当时流布的纪传体《高丽史》更为详尽。因此，成宗十三年以前，乙亥字本《高丽史》应该已经刊印。虽然上述成宗五年（1474）十一月，李承召所言“其余史”、成宗所印颁“诸史”，是否包括《高丽史》，尚无确凿证据，但是，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自成宗五年十月到成宗十三年闰八月，御夜对或御夕讲中出现“讲《高丽史》”的记录高达17次，而之后亦多次提到《高丽史》，由此可以推测《高丽史》乙亥字本刊印与颁赐时间，绝不应该晚于成宗五年（1469年），故学界流行的所谓成宗十三年刊印乙亥字本《高丽史》之说，实际上混淆了金宗瑞、郑麟趾所撰之纪传体《高丽史》和以权踶、南秀文等所撰之编年体《高丽史全文》，亦称《高丽史》“红衣草”或“权草”的区别。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四月十三日，壬辰倭乱爆发。次日，都城宫省火，历代宝玩及文武楼、弘文馆所藏书籍、春秋馆各朝《实录》、他库所藏前朝史草、《承政院日记》皆烧尽无遗。战乱不仅造成了书籍失散，还造成了许多铸字遗失，无法启动刊印。宣祖三十六年（1603）五月，春秋馆启曰：“校书馆见存铸字，乙亥字厥数稍优，不大不小，正合《实录》印出。而字多消融欠缺，非及补刻，则恐未易就緖。校书馆近无印书之事，絶乏黄杨木，猝备为难。”为了解决书籍印刷问题，春秋馆建议“黄海、平安、江原等道产出之处，各择大四十，随便斫取，急速上送，下谕于各道监司何如”，宣祖传曰：“似多平安道，则虽勿为，不妨。”根据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四月李恒福上疏“校书馆写字印板，无异于材木之害”之言，可知刊印采用的是木板雕版，而非木铸字活字。 光海君二年（1610）闰三月，传旨校书馆：“东国书籍，全秩绝无。其中如《龙飞御天歌》、《内训》、《书传》、《诗传》谚解、《儒先录》等册，待《左传》毕印后，即为继印事。”在众多亟需刊印的书籍中，光海君特别强调了《高丽史》的重要性。同年12月，光海君传曰：“《高丽史》即为下送，使之急速精印讫，与原本册立为上送事，令校书馆各别分付。”光海君四年（1612）六月，校印都监启曰：“姑先以《高丽史》、《龙飞御天歌》、《舆地胜览》等书，分刊于京外，故未及此书，今当更为闻见，得其完本后，印出何如?”传曰：“允。”根据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85册《高丽史》中的内赐记“万历41年（光海君五年，1613年）9月*日，内赐高丽史一件。太白山史库上”一语，可以确证木板本《高丽史》初刊本刊印时间应为光海君五年（1613年）。 此后虽有大臣建议再印《高丽史》，但史料中并无再刊的记载。朝鲜王朝为何不愿广布《高丽史》?睿宗元年（1469）六月工曹判书梁诚之上疏：“《高丽史》记前朝之治乱，为后世之劝惩，不可一日而无者也，若以为有逆乱之事，则所为逆乱者，历代史皆有之，岂独前朝史而有之哉?若以爲有僭称之事，则前朝太祖一统三韩，改元称宗，金人推之为皇帝，高皇使自为声教，是何嫌于僭称哉?所谓蕃国也，非畿内诸侯比也。若以为近代之事，不可流传，则今大明亦行《元史》，何计其耳目所及乎?若以为有可讳之事，则削而行之可也。非徒行之境内，使如《史略》，传之中国，传之日本，亦可也。此非为一时计也，为万世无穷计也。”由此可知由于《高丽史》中载有前朝逆乱之事、僭称之事、近代之事，朝鲜王朝不愿广布。 《高丽史》甲寅字本，由于刊印规模有限，起初仅藏于春秋馆等少数机构，由于战乱等迄今已荡然无存。乙亥字本《高丽史》刊印后，成宗七年被纳入“经筵要切之书”，礼曹等机构制定官职时，也均参考《高丽史》中的官职，英祖曾下令儒臣持入《高丽史》，读奏帝王纪赞，可见当时《高丽史》已在朝鲜君臣中流行开来。燕山君时期，《高丽史》由金輔传至明朝，当即为乙亥字木板覆刻本。正祖十四年（1790），为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正祖特派遣专使进贺。进贺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浩修与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对席，纪曰：“贵国郑麟趾《高丽史》，极有体段，仆藏庋一部矣”。纪昀所言此版本是否是燕山君时期金辅所传版本，无从考证，但足以证明此时《高丽史》已流传至中国。 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近代曾数次刊印《高丽史》。1908年日本国会刊行会刊印活字版《高丽史》后，1948年国际新闻社以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光海君覆刻木板本《高丽史》为底本，刊印了影印本《高丽史》世家部分。这两个版本刊印数量不多，存世甚稀。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以后，韩国延世大学东方学研究所于1955年以延世大学所藏崔汉绮手抄本《高丽史》为底本，以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为补充本，影印了覆刻木板本《高丽史》（景仁出版社，1955）。1972年，亚细亚出版社以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高丽史》乙亥字奎5554本为底本，影印出版乙亥字本《高丽史》（亚细亚文化社，1972），残缺卷数，则以木板覆刻本增补之。目前，韩国国内广泛使用的为东亚大学古典研究室以韩国语翻译注释的《译注高丽史》（东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21世纪初期重新加以注释再版）版本，该版本为光海君五年（1613），以乙亥字本为蓝本而初刊覆刻木板本的后印本，其与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太白山史库本均为现存乙亥字为蓝本木板覆刻本的全本和善本。 如上所述，朝鲜王朝时期曾数次刊印《高丽史》，端宗年间刊印的《高丽史》应为《高丽史》初刊，采用甲寅字铸字，故称甲寅字本，惜已荡然无存。成宗年间刊印的《高丽史》为乙亥字本，其与甲寅字本同属于铜活字铸字本，仅首尔大学奎章阁、首尔城庵古书博物馆等机构藏有数册，亦残缺不一，暂未见原完本。光海君五年刊印的《高丽史》，实为以乙亥字本为底本，使用木板雕版刊印完成，并非木活字本，在《高丽史》诸版本中，亦为最早可以确认具体刊印年份的版本，是《高丽史》最初的木版覆刻本。此外，《高丽史》还存有多套抄本，近年发现的英国剑桥大学藏本为流布海外的手抄本全本。 《高丽史》版本规格各异，即使同一版本，板框及半页匡郭等具体规格也不尽相同。由于分册方法不同，一套《高丽史》少则40余册，多则100余册。现甲寅字本已失传，其铸字本书籍行款半页均为10行，行17-18字不等。甲寅字本《高丽史节要》与《高丽史》刊印时间较近，二者版本规格相同的可能性最大。《高丽史节要》甲寅字本（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半页10行，行17字，注双行，字数加倍，白口，四周单边，上下内向双鱼尾，板框24.8cmx16.8cm，版心镌有“高丽史节要”5字及具体卷数。《高丽史》乙亥字本与《高丽史节要》甲寅字本版本规格的明显差异在于行款与大小。《高丽史》乙亥字本（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半页9行，行17字，注双行，字数加倍，白口，四周单边，上下内向双鱼纹，板框14.5cmx21.6厘米，版心镌有“高丽史”三字及具体卷数。《高丽史》木板覆刻本的行款与乙亥字本相同，均为半页9行17字，但板框略小。《高丽史》抄本版本规格不一，剑桥大学藏本行款为半页8行，行20字，四周单边，字行之间以朱丝栏为界，下向单鱼尾纹。首尔大学藏抄本行款为9行17字，无板框，无界行，版心写有“高丽史”三字及具体卷数。 根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古典综合目录系统（KORCIS）查询结果，包括近代以来印刷的新铅活字版、影印版在内，现存《高丽史》约50余种，分别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东亚大学、城庵古书博物馆、中国云南大学、日本东洋文库、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伯克利大学等多家海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现存《高丽史》多数藏本均为散本或零本，全本仅存8种。韩国国内仅存6种全本，分别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木板本2种，手抄本1种）、高丽大学（木板本1种）、南平文氏仁寿文库（木板本1种）、东亚大学博物馆（木板本1种）。英国剑桥大学藏本为海外收藏的唯一《高丽史》手抄本全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