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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高丽史》的编篡体例 《高丽史》自郑道传、郑摠编篡《高丽国史》，历经太宗时河崙等“窜定”，世宗时命柳宽、卞季良、尹淮等“雠校”至权踶等改撰《高丽史大全》，均采用编年体。不过，权踶改修《高丽史》时，已有史官提出以纪传体改修《高丽史》，参与修史的南秀文即提出“处欲仿司马迁撰史，为众论所抑，不果。”许栩亦提出以纪传体改修《高丽史》，而以尹淮等所撰《雠校高丽史》为蓝本，增修编年体《高丽史略》。“上御经筵，承旨许栩侍讲。诩启曰：‘臣常为编修官，窃见本馆所撰《高丽史》体例，恐有未安。自古作史有二体，左氏年经国纬，班马国经年纬。历代作史者，皆仿班马，独温公依左氏者，以其有本史也。高丽李齐贤修国史，名曰《史略》，乃略述理乱兴衰之大概，欲为当世之龟鉴耳。然具篙（稿）而书未成。至国朝，郑道传、权近、河崙、尹淮等相继撰修，皆袭齐贤之旧，失于竦略，故更命增添。然犹未免竦略之弊，且不似历代修史体例。乞依班马，更作纪传表志，以为本史。仍将尹淮所撰以为史略，则庶合古人作史体例’。上即召知馆事权踶问曰：‘许栩所言何如?’权踶对曰：‘栩所言，臣亦尝闻。但丽史本草竦略，若分于纪传表志，则殊不似《史记》体例’。”故权踶改修《高丽史》仍以编年体修撰，只是史料比前述郑道传、尹淮等改撰“详于二家”。尽管权踶等增补了大量史料，然终因其改修时“任情削减，或听人请嘱；或自己干系紧关节目，皆没其实”被世宗问罪。于是，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以金宗瑞、郑麟趾等重修《高丽史》时，究竟采取编年体，抑或纪传体，史官们展开论辩。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知春秋馆事的金宗瑞、郑麟趾主张采纳史官辛硕祖等人的意见，以纪传体改修《高丽史》，即“宗瑞等以为编年难以详备，乃从纪传之法，分科责成，令崔恒、朴彭年、申叔舟、柳诚源、李克堪等撰列传，卢叔仝、李石亨、金礼蒙、李芮、尹起畎、尹子云等分撰纪、志、年表，宗瑞与麟趾、许诩、金铫、李先齐、郑昌孙、辛硕祖等删润之。时踶、止、秀文新得重罪，史官皆局促，不得删削，颇有烦乱冗长处，然史家体例始备。”故金宗瑞、郑麟趾即入见东宫世子，“愿从硕祖等议”，世子即向世宗“入启”，世宗终同意以纪传体改修《高丽史》。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纪传体《高丽史》正式修撰完成。金宗瑞等又以此为基础，以尹淮等《雠校高丽史》为蓝本，以编年体加以改编，至文宗二年（1452年）二月“监春秋馆事金宗瑞等，将新撰《高丽史节要》以进”。《高丽史节要》，全文35卷，乃《高丽史》撰成半年后“节其烦文，编年纪事”，以“别为一书。”是为编年体《高丽史节要》。《高丽史节要》增补了高丽臣僚的大量奏疏，并增添了有关大臣事迹，故其虽为编年体，与纪传体《高丽史》相得益彰，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高丽史》是现存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纪传体全面系统地记载高丽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的历史典籍，对有关高丽王朝的兴亡，高丽的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进程，高丽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礼乐制度以及文化艺术成就、对外关系等，均有全面系统的记载。《高丽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包括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年表二卷，列传五十卷，目录二卷。《高丽史》以名分论和正统论为编撰的基本原则，其《进〈高丽史〉笺》谓：“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伪辛于列传，所以严僭伪之诛。”故《纂修高丽史凡例》开宗明义即谓：“按《史记》：天子曰纪，诸侯曰世家。今纂《高丽史》，王纪为世家，以正名分。其书法准两《汉书》及《元史》，事实与言辞皆书之。”《高丽史》比照《纂修元史凡例》的顺序，分别设立世家、志、表、列传，并以《元史》不作论赞，惟世家旧有李齐贤论赞，仍保留之。文宗元年（1451年，明景泰二年）八月，金宗瑞、郑麟趾等纂成《高丽史》，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传五十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三十九卷，以“稽遗迹于前代，仅能存笔削之功；揭明鉴于后人，期不没善恶之实”。以下就《高丽史》有关体例略作论析如下： 1、世家：《高丽史》世家四十六卷，相当于中国正史纪传体之本纪，惟以名分论，高丽国王比照诸侯名分，降为世家，然高丽诸王从太祖王建至恭让王，凡三十四代国王，世家唯纪三十二代，故以辛顒王和辛昌王非正统故，降而为列传。盖反映了朝鲜初期，随着对明朝“事大”外交的确立，儒家性理学已经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不过，《高丽史》虽曰重名分，然“凡称宗、称陛下、太后、太子、节日、制诏之类，虽涉僭踰，今从当时所称书之，以存其实”，显然是受到世宗国王的影响。世宗国王对郑道传、卞季良等以性理学名分改撰《高丽史》十分不满，屡次下诏要求重修，“但当据事直书，褒贬自见，足以传信于后，不必为前代之君，欲掩其实，轻有追改，以没其实也。其改宗称王，可从《实录》，庙号谥号，不没其实。凡例所改，以此为准……乃命（柳）观及（尹）淮，并将道传所改，悉从旧文”。史官李齐贤等亦主张：“太子太傅等号，当时官制；制敇诏赦，当时所称也。虽曰正名分，与《春秋》郊褅、大雩同垂，以为鉴戒，何可更改以没其实?”在世宗的干预下，《高丽史》世家虽或“语涉僭踰”，然仍从当时《实录》所称书之。故今本世家在朝鲜王朝性理学盛行的情况下，仍体现了据事直书的修史原则。 2、志：《高丽史》志，凡三十九卷，分为十二志，其中天文志3卷，历志3卷，五行志3卷，地理志3卷，礼志11卷，乐志2卷，舆服志1卷，选举志3卷，百官志2卷，食货志3卷，兵志3卷，刑法志2卷。《高丽史》志的分类，大体渊源于《元史》各志，即“准《元史》条分类聚，使览者易考焉。”由于高丽制度条格，史多缺略，故史官纂修《高丽史》诸志之史料来源主要是《古今详定礼式目编修录》及诸家杂录等，其礼乐诸志较详，考《高丽史》卷59《礼志一》谓：“今据史编及详定礼，旁采《周官》六翼、《式目编录》，《藩国礼仪》等书，分纂吉凶军兵嘉五礼，作《礼志》。”尤其珍贵的是在《高丽史·乐志》中还完整保留了中国早已失传的雅乐曲谱，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即此谓也。此外，《高丽史》诸志条目和编纂顺序虽渊源于《元史》，然由于史料匮乏，缺少《元史》中《河渠志》条目，《元史》之《祭祀志》则以礼乐志代之。自宋代以前正史，史书多有《经籍志》或《艺文志》，然《元史》不设《艺文志》，故《高丽史》效法《元史》体例，亦无《艺文志》，遂使高丽一代文物典籍难以稽考，殊为遗憾。高丽举国佞佛，然亦不作《释老志》，其高僧大德事迹，多记载于有关列传。显然，这与朝鲜王朝排佛、崇尚儒家性理学的思潮有关。 3、表：《高丽史》表仅有2卷，与中国历代正史表即多且复杂相比较差异较大，《高丽史》表的修纂较为简略，其纂修原则据《纂修〈高丽史〉凡例》称：“按历代史表，详略有异。今纂《高丽史》表，准金富轼《三国史》，只作年表。”根据《三国史记》所谓“其始终可得而考焉，作三国年表”之记载，可证《高丽史》卷86《年表一》“其始终有可考焉，作年表”，其体例当渊源于《三国史记》之年表。即依据高丽太祖崛起直至恭让王历代国王的年数，附录以大事记，故《高丽史》表，实为君王历年大事记，体现了以修纂史官以君主为历史活动中心的认识。 4、列传：《高丽史》列传共有50卷，其中后妃传1-2卷，宗室传（附公主传）3-4卷，诸臣传5-33卷，良吏传、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34卷，方技传、宦者传、酷吏传35卷，佞幸传36-37卷，奸臣传38-39卷，叛逆传40-50卷。其中诸臣传占29卷，数量最为庞大，共收录人物770名，附传238名，共计1008名。其体例据《纂修〈高丽史〉凡例》称：“首以后妃，次宗室，次诸臣，终之以叛逆。其有事功卓异者，虽父子别传，余各以类附。辛禑父子以逆旽之孽，窃位十六年，今准《汉书·王莽传》降为列传，以严讨贼之意。”列传体例，亦主要渊源于《元史》之体例，据《纂修〈元史〉凡例》载：“按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败之规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诸臣之传，历代名目，又自增减不同。今修《元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故《高丽史》列传亦“首以后妃，次宗室，次诸臣”编排。然亦有与《元史》体例相异者，如《元史》有儒学、隐逸、释老、工艺、外夷传，《高丽史》全无，而据《新唐书》增补以酷吏传，据《宋史》增补以佞幸传，《元史》之叛臣、逆臣传，《高丽史》则统称为叛逆传。此外，辛禑父子由世家降为列传，则是依据《汉书·王莽传》的体例。《高丽史》列传的修纂者，多为朝鲜初期主张儒学性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崔恒、朴彭年、申叔舟、柳诚源、李克堪等，其中崔恒、朴彭年、柳诚源亦是主张采用纪传体修纂《高丽史》的史官。因此，以儒家性理学理念对列传加以编纂，并以性理学臧否人物是非得失，则成为《高丽史》列传的重要特色。 5、论赞：《高丽史》仿《元史》体例，不设论赞。据《纂修高丽史凡例》谓：“今纂《高丽史》准《元史》不作论赞。惟世家旧有李齐贤等赞，今仍之。”高丽忠穆王时，尝命李齐贤在闵渍所撰《本朝编年纲目》的基础上修纂高丽王朝编年史，据李德懋《青庄馆全书》载：“忠穆王以闵渍所撰《纲目》多所缺漏，命李齐贤等更撰《世代编年》以进。”李齐贤重修之书名，亦称为《高丽史略》，原名《纪年传志》。据李齐贤《益斋集》谓其：“撰国史于家，史官及三馆皆会焉。后国史逸于兵燹。又选《金镜录》，又病国史不备，撰《纪年传志》，后散失于红贼之乱。惟自太祖至肃宗纪年在。”故李齐贤所撰《史略》，实为高丽太祖至肃宗之编年史，后成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命郑道传、郑总等修纂《高丽史》的重要史源之一。郑总《复斋集》谓：“高丽氏自始祖以来，历代皆有实录，然其书出于兵火之余，多所遗失。至恭愍王朝，侍中致仕李齐贤撰《史略》，止于肃王；兴安君李仁复、韩山君李穑撰《金镜录》，止于靖王，而皆失于疏略。其它则未有成书也。”故《高丽史》世家部分论赞，仍以李齐贤《史略》之史论为依据加以编纂。其余部分，则不作论赞。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高丽史》修纂历时较长，历经五次修纂，先后刊印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甲寅字本已荡然无存，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而奎章阁收藏的太白山史库本、五台山史库本和东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亦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高丽史》是流布海外抄本中唯一的全本，亦是以乙亥字本为底本的手抄本。《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不仅对了解和研究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对于增补、考证中国历代正史以及中日韩三国关系史乃至东亚区域史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