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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历史失真失实原因的探索 历史的失真失实，自然有诸多主客观原因。四库馆臣对于历史失真失实的原因，有着丰富的认识，他们主要是从主体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家族利益造成历史虚妄 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保障，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家族又因姻亲的关系延伸着自身利益。家族利益进入史学领域，就会干预历史的编撰，导致历史的失真。如《魏书》被号为“秽史”，四库馆臣认为，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事人的家族利益之争。四库馆臣对“秽史”之说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辨：“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四库馆臣推断，这些证据，都不足以使魏收认服。进而他们分析了“秽史”产生的原因：“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魏书》真相的被歪曲，固然有魏收个人性格所致，但主要还是因为所写历史时代较近，历史人物的子孙还活着，这些后人们都想显耀父祖，利用史书抬高自己家族的声望。故有激烈的争论，从而也导致了魏收之书被斥为“秽史”。又如明代祝允明的《苏材小纂》：“是书记天顺以后苏州人物……大约本之碑志行状，而稍为考据异同，注于本文之下。其叙徐有贞事，颇有讳饰。盖允明为有贞外孙，亲串之私，不能无所假借云。”因为与传主有亲戚之私，所以祝允明才对徐有贞颇多讳饰。 其二，朋党之争造成历史失实 朋党问题几乎存在于各个朝代，尤其以宋代以后为严重。朋党有各自的集团利益，因此在历史的撰写中，朋党的争论成了造成历史真实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清代毛奇龄的《制科杂录》就充满了门户之见，因而不可信据，该书“记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始末。中多露才扬已之词，且有恩怨是非之语。犹是前代门户馀习，不尽足据也。”四库馆臣评价清代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即自汉以来传先圣之遗经者，亦几几乎不得列于儒。讲学者递相标榜，务自尊大。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僣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要做到历史评论的公平允当，就要去除朋党利益和情感，庶几历史才能信实。 其三，个人恩怨导致历史失真 人与人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恩怨。作为情感的恩怨，与理性相对应，所以恩怨进入史学领域，就可能造成人的冲动与偏激。四库馆臣论及恩怨对历史真实的影响时有句精辟的话：“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因为离历史发生的时间较近，所以，恩怨未泯，写近事自然就“诬”。在评价宋代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四库馆臣也指出了“时代既近，恩怨犹存”造成的史学影响，说该书“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于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于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于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事理之恒，贤者在所难免。而评明代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然其间如《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盖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阙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指出了民间野史多出于私心好恶，其发论自然诬妄不实。 在历史上，以写史泄私愤者不乏其人。对于《南渡录》《窃愤录》二书，四库馆臣进行了考证，指出其“所载全非事实”，因为作者出于泄私愤的目的写史：“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核以正史，无一不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举族北辕，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贱，如录所云云。且金朝开国，具有规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孙，如所谓丑恶之声二帝共闻者耶。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于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从事理上推测，二书所写，断非实录。金代张师颜的《南迁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又谓大辨初生，其母梦一人乘马持刀，称南绍兴主遣来云云。盖必出于宋人雪愤之词，而又假造事实以证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更有甚者，明代《庚申外史》的作者权衡等人，为泄私愤，竟然伪造父子关系，认为元顺帝是瀛国公子：“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最为无稽。厥后袁忠彻著之于文集，宁王权载之于史略，程敏政又选忠彻之文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余应之诗证实宁王权之说。其端实自此书发之。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妥欢帖睦尔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雠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没有任何依据地编造，无非把历史当作泄愤的工具，荒诞之尤，绝非信史。这些因爱憎之情导致的对历史真实的歪曲，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得到纠正的：“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然日久论定，是非亦曷可掩也。”爱憎之见，虽一时不可避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会真相大白。 其四，爱奇心理致使史书伪谬荒诞 人一般都有爱奇的心理，在史学领域，这一心理往往导致历史记载内容的泛滥繁芜，更有可能导致历史的失真。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但他并未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因为他在《法言·重黎》中评价《史记》道：“太史迁，曰实录”。后来学者评价司马迁的“爱奇”，也大多是说司马迁旁搜异闻、多闻广载，或者是说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不同于一般史家。对于“爱奇”导致的历史失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到了唐代刘知幾，才明确地将“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如《史通·采撰》批评沈约的《晋书》“故造奇说”，导致历史记载不实；在《史通·杂述》中对逸事类书籍的爱奇失真也进行了评析：“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他没有完全否定好奇之士对逸事的搜集与撰述，甚至肯定其“为益实多”，但真伪不分，甚至全是虚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多处论及到爱奇心理造成的历史失真问题。在对《汉书》的考证中，四库馆臣指责李延寿将“语皆谬妄”的刘之遴的所谓的《汉书》“真本”纳入史书，不辨真伪：“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于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爱奇嗜博的心理导致了将伪史当成真史。又如四库馆臣评价清代焦袁熹的《此木轩纪年略》，指出其最突出的不足之处就是“爱奇嗜博”：“其书叙述简明，非他家史略不冗即漏者比，持论亦多平允。而爱奇嗜博，好取异说……好以明人所刻《竹书纪年》为据，不知其伪。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廪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类，皆执以驳《史记》，亦为失考。”而《三辅黄图》“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徵瑕耳。”《三辅黄图》的一个缺点也是爱博嗜奇。 除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和爱奇心理这四个因素外，四库馆臣还指出，神道设教，故意耸动人心也会造成历史的失真。如对于宋代程卓的《使金录》一书，虽然是程卓出使金国所记，应该比较真实，但所记宋高宗泥马渡江，“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个人的谄媚也导致历史失实，如四库馆臣评价万俟卨的《回銮事实》：“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至自金。卨新为参知政事，纪事献颂，称为千载一时之荣遇。盖贡谀之词，非其事实也。”而地方志则往往夸饰乡贤，也导致历史的失真，“凡著一书，先存一厚其乡人之心，皆至薄之见也。”方志未出，先有了偏爱乡人的不公之心，在四库馆臣看来，是极为浅薄之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