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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通史”的编纂，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史学观念。关于这一点，刘家和先生曾积多年的思考，撰述了《论通史》一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指出，通史之“通”是西方史学传统中所无、中国传统史学特有的史学观念，举凡以“通史”之词翻译过来的一些外国著作，如海斯（Hayes）等人所编的World History（初版译名为《世界通史》）、鲁滨逊（Robinson）等人所编的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通常被称为《欧洲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所编的 A Global History （现在被译为《全球通史》）等等，其书名皆被按照中文译者的理解被冠之以“通”字，如“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其实际上并没有中文中“通”字的含义，即没有时间连续性之“通”，而是着眼于空间或精神性的整体，即追求的是普世性的历史。刘家和先生认为，中西两种不同史学观的背后是不同的认识论。其中，西方史学认识论源于古希腊所认为的知识只能是确定不变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即反历史主义的认识观。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基础，则源于其普遍性是内在于特殊性，并通过特殊性展露自己的辩证认识观，即普遍性之常，体现于变化之中的具体事物当中。 刘家和先生文章揭示的、有别于西方古典史学的、中国传统的“通史”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从认识论层面去理解传统史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言及“通史”，人们往往想到中国史学史上，与那些专门记述某朝代或某一时期历史的“断代史”相对的、贯通不同朝代的史著，诸如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和编年体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典志体的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等等。尤其是撰《史记》的司马迁，不仅开创通史的体例，而且明确揭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旨趣，确立了史学的“通史”精神。尽管这一旨趣的背后，有着以宇宙论看世界、看历史的观念背景，但是它毕竟不同于先秦时期具体于对一般事物之“通”的认识，而是具体落实于对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历史的认识，成为考察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种史学精神。 按《说文解字》和《玉篇》，皆以“通”“达”互训，作“畅通”之义（按《说文》原称“达，行不相遇也”，并举《诗·子衿》“挑兮达兮”例。清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曰：“《毛传》：‘挑达，往来相见貌。’”而《说文》却云“不相遇”，与《毛传》的解释正相反。认为“‘行不’二字为‘往来’之讹，盖‘达’未有作‘不遇’解者”）。而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文化精神，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所谓“通”，又从很早的时候就与事物之“变”联系在一起，《周易·系辞上》即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也就是说，事物的开、合变化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也是有迹可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观念，才有了后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从古今时空联系的认识出发，置身于古与今的历史流变之中，去寻绎古今变化或现或隐的踪迹。因而，“通史”的核心是一个“通”字。“通”并不简单地视作体例跨朝代时间维度的“通”，更重要的是要有“通”的精神，将历史视为一个联系运动着的整体，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整个古今的连续、流变过程中理解历史，具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即使是断代史、专题史、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也会得出不一样有深度的认识。按照清代王夫之的说法，某些历史问题，“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因为历史的整体性和联系性，所以只有“通古今而计之”，才能“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跳出视域的局限，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中揭示出历史的规律。 如果说，先秦时期就提出的以史为鉴的史学观还是属于工具性的致用的话，那么，从汉代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的“通古今而计之”，其中的“通”，也是对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工具理性的超越，是对历史的反思性的思辨。反思意味着超越，意味着史学认识的升华。显然，如果没有这种“通古今而计之”的“通”的精神，时间跨度再大，这样的史著依然是徒有“通史”之名，而无“通史”之实。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许多通史著作毫无学术地位的原因。 从目前中国史学界来看，受西方一些史学观念的影响，碎片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断裂，鼓吹知识考古的影响，以致在具体专题研究不断繁盛的同时，有影响的通史撰述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呼吁继承和发扬传统“通史”精神，加强具体专题研究与整体认识、断代研究与贯通性研究、“眼光向下”的下层社会研究与“眼光向上”的国家政治研究等关系之间的必要张力的时候了。只是此时我们“通史”意识“通”的要求，会更加严苛。因为在新的时代，不仅要求我们要“通古今而计之”的纵通，还要我们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横通，将中国史的讨论置于世界史的宏大背景中认识。 其实，西方学界对其实质主义的认识局限已经有所反省，例如现代解释哲学已经意识到，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则是历史中的人。人不可能离开历史，从历史之外看历史。历史不可能如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存在完全的断裂，历史的断裂处也正是历史的连接之处。所以现代解释哲学强调，要建立包括“现在的视域”和“过去的视域”的一个大视域观察古今历史。此外，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在场之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否定，主张不能执着于“在场之物”（the presence），而是通过“去蔽”，将被遮蔽的不在场者（the absence）呈现出来，使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性呈现出来等观点，也可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与中国传统“通史”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当然这种强调从历史的联系性和整体性去认识历史，也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