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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到启蒙时代，民主仍然与其他政体构成一个相对静态的分类体系。但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民主与贵族制构成一对动态的对立概念，民主成为指引历史运动方向的时间之矢，它将在时间的征程中不断削弱贵族制，将平等推向新的境界。因此，他眼中的民主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概念。随着民主概念的时间化，长期被视为典范的古代民主失去了参照意义。民主概念的时间化意味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整合到一场不断迈向平等的运动之中，历史因而获得了一种时间标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托克维尔对民主进程在空间上呈现的多样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认识不足。 关键词：民主 法国 时间化 托克维尔 启蒙运动 作者简介：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于托克维尔的讨论相当热烈，本文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介入其中。人们在探讨西方的民主概念时，总习惯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参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同样如此。但如果比较一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会发现，这两部著作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后者没有出现古代民主这一参照系。本文将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托克维尔对民主概念的新理解，为此本文将借鉴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关于鞍型期概念变迁的“时间化”视角。 科泽勒克在《历史基本概念词典》的《导论》中提出，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一系列古典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些旧词开始获得新的含义，并日益接近于我们今日对该词的理解，这一由旧入新的时代被称为概念史变革的“鞍型期”（Sattelzeit）。科泽勒克认为，鞍型期的概念演变特征可以总结为四点：（1）概念的民主化，即概念从精英阶层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2）概念的意识形态特性，即概念服务于不同群体和社会运动的利益诉求；（3）概念的政治化，即概念开始成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标签；（4）概念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这也是科泽勒克一篇论文的标题。概念的时间化指的是概念被置于时间进程之中，并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它的未来也必将超出过去的经验范围，具有科泽勒克所称的“期待特征”。 一般认为，科泽勒克所指的鞍型期的下限是在1850年。托克维尔在探讨现代民主时，已是鞍型期的晚期。对于“鞍型期”的民主概念以及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国内学者已有研究且不乏洞见；国外学者中，研究“民主革命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在1953年发表了关于革命时代“民主”一词含义的重要论文；20世纪后期，德语学界考察过法国的民主概念，具体时段是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些研究或指出民主概念含义的复杂性，或强调托克维尔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所赋予的新意蕴。本文将以托克维尔的论述为中心，分析民主概念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诸多演变，但着力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而时间化被视为科泽勒克整个概念史研究中最具特色、最为深刻的一点。正如本文将指出的，民主等概念的时间化导致对历史循环论或重复性理论的扬弃，意味着某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运动史观的产生。笔者以为，概念的时间化不仅是个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历史阐释路径。借助于时间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加深对鞍型期出现的一些思潮乃至情感的理解。时间化是在鞍型期这一较长时段呈现出来的，而整个鞍型期内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历次“民主革命”，这也正是托克维尔理论思考中的核心问题。 一、革命时代民主概念的变迁 1835年，托克维尔在给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信中提到，他所处的时代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革命时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而且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还远没有完结。“民主革命的时代”一说后来被罗伯特·帕尔默用作其名著的标题，但帕尔默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其确立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后，“民主”成为一种极为频繁使用的术语，在各个党派看来都具有某种积极意味，并被赋予某种情感色彩。但在托克维尔及此前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如黑格尔就不认为民主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形态，它在德国已被普鲁士国家超越。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极其糟糕的政体。1788年，法国的亲王们在给国王的呈文中称，如果混淆三个等级的差异，“法国势必堕落为专制主义或民主”，这是“两类对立的革命，但二者都是灾难性的”。启蒙思想家在使用民主一词时，几乎全都没有积极的含义，而且频率较低。如果考虑到启蒙运动的精英主义特征，这一点可以理解：启蒙哲人推崇的是“理性”，而投身政治的民众容易为“偏见”左右。法语词典中的解释同样可以佐证上述看法。当“民主”一词于17世纪末正式进入法语学术圈时，它并无多少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当时弗雷迪耶尔编的《通用词典》对它的解释是：“一种人民掌握权威的政府类型。民主只在罗马和雅典的共和国昌盛过。民主中经常出现骚乱和动荡”。18世纪的《特雷武词典》对民主的解释几乎与之完全一致，它认为民主与君主制直接对立，并指出当时巴塞尔城的政府是民主制的。 启蒙思想家往往认为民主特别适合于古希腊各小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一点；若古尔（Jaucourt）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民主”词条时，基本照搬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强调文章几乎是对《论法的精神》一书的摘录。在雅各宾时期，民主概念的使用仍不频繁，其情感色彩往往也不是积极的；人们认为民主只存在于瑞士和意大利的一些带有古典色彩的小城邦，根本不适用于法国这样的大国。 但法国大革命还是带来了一些新气象。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称：“民主是使人民成为主权者的国家制度……唯有在民主的国家形态中，国家的所有成员才能真正称呼国家是他们的国家……法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他们宣称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权利。与启蒙思想家们相比，这一演讲有两个新颖之处：其一，民主带有鲜明的褒义色彩；其二，民主不再与小型城邦联系在一起，法国这样的大国也可以建立民主。根据一些德国学者的研究，民主概念在民主革命时代的演变，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开始转变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而此前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第二，“民主”一词开始具有新的含义，此前它主要是指一种政府形式，如今它开始获得新的社会内涵。 这些转变反映在19世纪初的一些案例中。1821年底，法国复辟王朝的掌玺官塞尔（Serre）伯爵向众议院提交一份旨在管控言论、遏制民主思想的法律草案。他在陈述立法动机时说，民主的洪流“已经推翻君主制及其天然的支柱”，“激流汹涌而至，窄小的河沟无法抵挡”；自由派理论家卢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反驳道：“在受上天眷顾的美丽的法兰西，民主作为与贵族制对立、与之形成对比的政治话语……确实已如暴涨的洪流”。从此，“民主如暴涨的洪流”（la démocratie coule à pleins bords）一说立刻流传开来，以致被收入19世纪的法语常用语词典。此时的民主不仅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而且带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塞尔伯爵和卢瓦耶-科拉尔对待民主的态度尖锐对立。 民主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从启蒙时期词典中的解释及经典作品的论述看，民主指的是一种定义清晰的政府形式，与之并立的有君主制、贵族制等其他形式，区分的标准在于参与统治的人数。科泽勒克认为，这一分类方式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体三分法，这种三分法在1800年之前一直是解释各种政治经验的框架。但进入19世纪之后，民主逐渐用来指某种现代社会状况，而且，民主社会也可以有一个君主制政府。在德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君主制可以而且应该引入民主：以民主制原则为基础的君主制政府，才符合“当前时代的思想状况”。与此同时，“纯粹”或“直接”民主仅适用于小邦国、民主与君主制的对立等传统话题逐渐退隐。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主”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通常指直接统治（gouvernement direct），它在大革命期间仍有实践，不过革命议会已经抛弃直接民主，设立全国性的代议机构；经过复辟时代“空论派”的努力，代表制政府的观念最终在法国确立下来。 在赋予民主概念新内涵方面，托克维尔突出了民主的社会维度。不少学者都提到，托克维尔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涵义比较含糊。拉斯基说，托克维尔的民主指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状况，民主是社会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对于托克维尔所称的社会状况（état social），中外学者都已提及基佐的影响。梅尔文·李希特认为，如果从较长时段考察，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理解是有变化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民主是一种社会状况，而在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托克维尔更加注重民主的政治方面。的确，在19世纪50年代的笔记中，托克维尔曾强调，“民主政府”应是存在政治自由的政府。但李希特同时指出，尽管托克维尔与基佐存在不少分歧，但后者的影响贯穿托克维尔的著述生涯，这种影响最集中体现在“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这一观念中：《论美国的民主》一开头就说，美国让人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身份状况的平等”（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把统治者的人数作为政体分类的主要标准，但在托克维尔的思考中，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构成一组对立概念，而对立的关键要素就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平等。不过，这种对民主的新理解可以追溯得更远。 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们对民主的理解并无多少新颖之处，但18世纪有个著名的例外，这就是达尔让松侯爵。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法国的古今政府》中，有一章讨论“从历史看民主在法国的进步”。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托克维尔等人大力发挥的重要观念：君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并削弱了贵族制。他还认为，即使是广为人谴责的官职买卖制度，也促进了民主的进步。出身平民的官员与贵族展开竞争，进入政府，总督（intendants，或译督办）的设立就是著名的例证。他笔下的民主，已不仅是统治者多寡的问题，还涉及身份和财产权等方面。不过，他对封建贵族制度并无好感，极为反感布兰维里埃（Boulainvilliers）等为封建制辩护的贵族理论家，这与托克维尔有所不同。但他的很多看法可以视为托克维尔的先声，如民主与贵族制的对立，君主与平民的联合不断推进平等的发展。另外，达尔让松侯爵也不认为民主与君主制是对立的，“真正的民主存在于君主制之中”。不难看出他笔下的民主概念的独特性：民主与贵族制构成描述历史运动的一对核心范畴，而不是与贵族制、君主制一起构成静态的政体分类系统。 但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少见，要到19世纪初才被进一步阐发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空论派扮演了重要角色。卢瓦耶-科拉尔便是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他在1822年初发表的议会演讲中，除了为“暴涨的民主洪流”辩护，还指出了贵族制与民主的此消彼长：“我们中间已经……没有真正的贵族制。但民主无处不在，在产业中、在财产中、在法律中、在人与物中……”随后他谈到了民主与社会状况的关联：“民主制造了革命……它试图改变社会的内部状况，它做到了……四十年来民主可曾削弱过？大众的财富和知识可曾减少过？对权利的渴望可曾减弱过？平等作为一种不可遏制、无法回避的渴求可曾有片刻停止过？”这些说法都预示着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新见解。 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确定，卢瓦耶-科拉尔对托克维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大革命后的保守派同样激发了托克维尔的思考。吕西安·若姆认为，托克维尔在思考现代社会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时，很可能与博纳尔存在一种隐秘的对话。这场对话与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社会”的思考紧密相关，当时参与讨论的重要人物，如博纳尔、基佐、孔德等人，都在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某种角色。博纳尔敌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他在1796年发表的著作中认为，民主会导致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共和制意味着社会的解体，君主制和宗教才是重建社会团结的必由之路。如按若姆的看法，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很多论述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确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趋向，但美国人通过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克服了这个弊端；像博纳尔一样，托克维尔也承认宗教对维护社会团结的重大意义，但美国的民主与宗教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的现实还表明，天主教是最适合于民主精神的宗教。这些论证显然有力回击了博纳尔将宗教纽带、社会团结与民主共和制度对立起来的论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