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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 至此，托克维尔已经完全颠倒了夏多布里昂最初在《论古今革命》中阐发的理念。过去无法照亮未来，美国正在展现的新型民主才是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认知源泉。不过，我们很难据此断言托克维尔是个乐观而坚定的“未来主义者”。对他而言，虽然民主的动力和方向一目了然，但民主的未来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憧憬，法国的民主则尤其让他焦虑，在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后愈发强烈。不过，这种情绪不仅源于托克维尔的个人气质，也源于他对当下处境的感知；而且，这种情绪也不是托克维尔个人所独有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时代症候。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就已经发现波旁家族复辟贵族制的努力没有出路，甚至德国人都已经清楚意识到，“什么都比回归旧制度好”。但对于民主最终的前景，托克维尔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即使在美国，民主也根本没有定型，催生它的伟大革命仍在继续。回到过去已无可能，但未来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明朗。 如果民主是一场不断迈向平等的运动，如果每隔五十年社会面貌就会发生革命性变化，那么每个时代都只是个过渡阶段。然而，这种一往无前的进步也意味着，人在时间的旅程中找不到稳固和持久的支点。1848年革命之后，托克维尔在信中说道，“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新的革命动荡让他丧失了民主的航船能够最终找到港湾的信心。这是一种对剧烈运动中的时间的个人体验，也是夏多布里昂在1841年提出的一个著名说法的注脚：这个已经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仿佛置于两种不可能之间：过去的不可能，未来的不可能”，老欧洲绝不会复活，而年轻的欧洲前景混沌。 在当时的法国，这种变动中的不安和焦虑不仅体现在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维尔身上。阿尔弗雷德·缪塞在183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意识：大革命之后的年青一代，身后是永远被摧毁的过去，身前是黎明中的远大前景，二者之间有一个海洋“把旧大陆同年轻的美洲分开”；对于经历了1793年和1814年的法国人，“过去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凡此种种，都是“过去的不可能与未来的不可能”产生的焦虑，一种永恒过渡中的失根意识。在科泽勒克的理论中，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意识，因为现代（Neuzeit）总是被体验为一种过渡时期，过渡性就是它的本质特征。 不过，托克维尔虽然意识到民主时刻都在改造社会面貌，但过去在他的思想中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记。他晚年的手稿中曾大段记录德国人佩尔特斯（F. C. Perthes, 1772-1843）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行动和言论。这个历史见证者评论说，1750年、1789年和1815年的三代人已经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不是按先后顺序，而是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旧制度、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时代的经验被压缩在同一代人身上。托克维尔同时代的诗人拉马丁（1790—1869），在1848年革命之后表达了同样的时间经验的压缩感：飞速的时间已经取消了距离感，他刚年过半百就已经经历了十场革命，当他开始从头追述这些变革时，“仿佛是隔了很多个世纪”。经历大革命之后数十年激烈变革的一代人，其阅历之中浓缩了数代人乃至更长时段的历史经验。他们一方面还保留着旧制度的清晰记忆，另一方面又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未来的模糊地平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浪漫主义时代作家们的忧郁和惶惑，不仅是一种个人气质的流露，也是一种时代氛围的表达：既回不到过去,又无法看清未来。 上引法国作者都是贵族家庭出身，民主革命摧毁的正是他们出身的那个世界。基佐评论说，托克维尔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贵族来评判现代民主，并深信民主的胜利是有依据的。托克维尔有时为自己的外曾祖父、启蒙时代的开明贵族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深感自豪。1835—1836年，他在著作中曾引用这位祖辈的观点，尤其是后者关于旧制度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论点。但是，对自己贵族家世的回忆，并不意味着托克维尔认同被民主革命摧毁的贵族制。实际上，即使对于马勒泽尔布，托克维尔也认为他混淆了自由和特权。前文已经提到，在1836年的那篇文章中，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18世纪的自由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自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自然权利，它取代了以特权为基础的个别性的自由，但马勒泽尔布试图捍卫的是后一种自由。这显然有悖于民主这一时间之矢的方向。 托克维尔的家族出身无疑使他对贵族的没落和毁灭有着更为痛彻的反思。但与贵族反动派相比，他的卓越之处在于能置身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审视当下的处境，从一种普遍性的运动来理解贵族覆灭的必然性：作为时间之矢的民主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贵族的消亡。同样，民主的时间化也是导致托克维尔与基佐决裂的重要原因，尽管基佐堪称他的思想导师。基佐认为，法国的革命进程将终结于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统治，1830年革命完成了1789年的事业，就像1688年光荣革命对于英国1640年革命一样。这与托克维尔对民主革命的理解显然是不符的，作为时间之矢的民主决不会止步于某一阶段。《论美国的民主》一开始就明确宣告：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天开！这表明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已经与基佐决裂，1848年革命则证实了托克维尔的洞察力。同样，托克维尔也不赞同基佐将法国大革命类比于英国革命，他更倾向于从美国的现实来理解法国大革命，而英国革命的贵族色彩太浓，与民主革命时代的平等诉求相去甚远。 不过，对未来的洞察并不意味着托克维尔成了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贵族制社会的记忆给他的民主观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37年，他在通信中说，作为法国古老贵族的后代，家庭的记忆使他难以对民主制产生好感，民主“根本没有宣扬者们想象中的那些卓越的特征”。他虽然颇为赞赏美国的民主制，但认为“无节制的发财欲望……对变迁的持续渴求，古老传统和风俗的完全缺失”，是美国“坏的方面”。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在于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对荣誉的追求，甚至在异国他乡的冒险也比“马铃薯式的”中产阶级生活更有吸引力。托克维尔所看重的“卓越的特征”，更多是来自已经被摧毁的贵族制社会：对荣誉和冒险活动的向往、对金钱事务的蔑视，与昔日法国贵族的精神世界一脉相承。 基佐认为历史终结于中产阶级的统治，而托克维尔之所以不满于七月王朝的体制，“既是因为他太贵族了，也是因为他太民主了。贵族气质使他无法忍受一味追求物质利益而牺牲“光辉的东西”“伟大的事物”；而对民主这一时间之矢的清晰意识，又使他提出的改革方案看起来相当激进，他甚至主张地方政府应迅速实现民主化。可以说，托克维尔对未来民主运动的规划是一种多重时间节奏的交织。一方面，他承认民主的发展是无限的，社会每天都使人们“朝平等状态更进一步”；但1848年革命之后他又认为，“古老的欧洲社会赖以立基的根本原则”，“每天都要损耗一点儿”；这些根本原则就是财产、家庭、宗教等“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他全部的努力是要使民主“通过尊重财产、承认权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而达到对社会的统治”，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以更和平的方式实现其“必然的命运”。因此在他的思想世界中，财产、家庭、宗教等制度不应该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被席卷而去，至少不应该按同样的节奏变化。 因此，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并没有带动其他概念的全面时间化。尽管《论美国的民主》的确提到民主社会中“家庭”（famille）概念与古代的差异，但托克维尔看来没有把这种理解移植到财产、宗教等概念上。比照一下科泽勒克关于现代“历史”概念的定义，就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眼中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运动概念”（umfassender Bewegungsbegriff）。他还不是个完全的未来主义者，他并不像当时的很多革命者那样憧憬着一个无限光辉的未来。他说自己不是用以色列人期待应许之地的眼光来看待民主的，民主的历史对于他并不是“救赎历史”。1848年革命后，他甚至认为应该来一次“反动”以稳定局面。在他所期望的民主中，财产、家庭、宗教等制度和价值，不能像“社会状况”那样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中，它们的变化速度——如果有变化的话——应有快慢之分。可以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特别是法国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写照。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托克维尔的这种多重时间节奏的思考，可能是他在20世纪后期重回法国知识界视野的重要原因。从年代上看，法国的托克维尔热与激进革命理念的衰落是同步的。雷蒙·阿隆指出，20世纪的“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是以未来社会的名义指责现有社会，并描绘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的蓝图。当20世纪目睹了历史为追求未来社会付出的代价之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平衡”是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布罗代尔强调历史时段的多样性，托克维尔在民主革命时代对传统价值的坚持，是否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多元时间性的表达呢？ 结论 本文考察的只是特定时段的一位思想家对民主的思考。对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分析表明，科泽勒克关于鞍型期一些基本政治和社会概念的演变的判断是相当恰当的。托克维尔的思考不是孤立的，他对民主的理解和阐述，始终与启蒙哲人和同时代思想家存在或明或暗的对话。与这些启迪者相比，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具有鲜明的面向未来的特征和开放性，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民主社会各种新事物的展望上，同样表现在他对民主前景的忧虑中。1835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民主可以是有秩序和道德的，但也可能是混乱堕落的。总之，民主是正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如果民主是一场追求平等的无止境的运动，它就不可能有完成态。 民主概念的时间化意味着民主不再奉过去的经验为圭臬，意味着某种线性的平等化进程的展开。时间化还改变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在托克维尔那里，现代民主不再认为“历史是生活的老师”，要把握当下就只能观察未来：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不再像前人那样，将目光投向古代希腊罗马，而是投向民主精神最为发展的美国。这是他的“新政治学”的突出特征。这种现代历史观表现为一种清晰的“时间秩序”：对于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时间之矢从最为原始的美洲延伸到了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法国和欧洲则处于二者之间。 新的时间秩序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有一个核心论点：启蒙哲人追慕古代典范，拒斥中世纪和基督教；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很多革命者同样追慕古代的典范。如果说启蒙和大革命摧毁了“哥特式”的中世纪遗产，那么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则可视为对古代典范的祛魅。如果民主的时间之矢发端于中世纪，后者与现代之间就建立了某种直接的线性联系，古代世界反而显得太过遥远。这样一来，西方历史的三大时段的关系看来更加符合线性发展观。这种新的时间秩序将深刻影响19世纪的历史学：皮埃尔·诺拉说，19世纪法国民族历史的奠基人都是从研究中世纪史起步的。我们已经看到，梯叶里和基佐同样是这种新时间秩序的代表。 有理由认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阐发的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线性历史观。今天，学界对这种历史观的反思已经很多。而且，当今的美国肯定与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思想采取一种自觉的批判立场。 如果说托克维尔早年在美国看到的更多是民主未来的方向，那么，他晚年对旧制度的研究则提出了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对于像法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它的民主化道路必然呈现出不同于美国的样貌。当代著名法国革命史专家、深受托克维尔启发的弗朗索瓦·孚雷，曾在一篇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文章中强调，美国没有法国式的旧制度：没有制度化的贵族、官方宗教和绝对君主制。相比于法国，美国更像是一块可以建设新社会的“白板”，美国人要面对的挑战是“边疆”，这本质上是“未来”。但法国革命者面临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条件。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革命者在声称与过去决裂时，他们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许多旧制度的观念和实践。在孚雷看来，法国19世纪革命频发、政体摇摆不定的历程也表明，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复杂而纠结的“过去”的国家，要想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同过去一刀两断是做不到的。 “过去的分量”在美国和法国是不一样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民主概念的时间化绝不意味着民主进程的美国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根据对美国的观察提出的一些展望，必然要根据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如过去的分量）加以修正和完善。托克维尔发现了民主是时间之矢，但在他的论述中，对于民主在不同条件下展现出的多样性思考得还不够充分。当我们将民主进程的空间视野扩大到法美之外的世界时，这种多样性势必更为明显，尤其是对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这些文明中，过去的遗产更为丰厚，社会条件迥异于法美，其民主进程的道路也势必更具独特性。换言之，托克维尔观察空间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对民主进程复杂性的认知。 即使对于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的论述也并非都经得起理论推敲和时间检验。在他的论述中，一个重大不足是他对于“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过分信任，他觉得这种对于利益的理解会使美国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仍能维系民主；但他忽视了整个西方的现代民主进程发生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下这一重大事实，而这种秩序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生产机制，它将导致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并由此产生新的权利不平等。这是托克维尔之后的民主进程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是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然而，新的社会一旦形成，布鲁土斯、格拉古这些远古的巨人，还有随他们一起复活的罗马古董，全都消失不见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是萨伊、贡斯当和基佐这样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在这里，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清晰有力地揭示出19世纪前半叶这一批法国思想家理论建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为了塑造资产阶级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他们抛弃了不合时宜的古董。从我们的论述看，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也是这一塑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因为对这种“新社会”（尤其是在法国）有些怨言而看上去有点不情愿（malgré lui），但他仍然是“新社会”的辩护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