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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等的长时段：一种现代历史哲学 如果民主是时间之矢，那它就有贯通过去与未来的可能，这是民主概念时间化的必然推论：“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使今天的人们认识到，平等的逐步发展，既是历史的过去，也是历史的未来”。同样，在托克维尔及其稍前的年代，类似的历史观念就已经出现，人们尝试以某种核心观念去统合过去、现在和未来。 像夏多布里昂一样，法国大革命本身也是一个新旧历史观念纠结在一起的时代。革命者意图创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但很多人又追慕古代的典范，试图向公民灌输古代“自由人民”的美德，“好让年轻人生活在斯巴达或罗马”。用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话说，这一幕戏剧的悲剧性在于“面朝过去,走向未来”。不过，之所以说大革命是促使民主概念发生转变的最重要事件，既因为革命期间的复古尝试促成了“历史老师”的退位，也因为它有反历史的一面：如革命前夕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 但是，无论是对古代的崇拜还是对旧制度的断然拒斥，都给大革命之后法国人的历史认知造成了难题。如果历史不再能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参考，它的意义何在？如果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历史毫无关联，革命之后的法国岂不是无中生有？在这种情境下，谈论历史连续性便只能为反革命服务。的确，在正统君主派的历史著作中，大革命好像没有发生过，大革命之后波旁家族的王位依然如以往一样世袭更替。反革命者梅斯特则认为，大革命是偏离上帝意志和历史理性的意外事变，历史终将重回旧式君主制的正轨。 在这种局面下，19世纪20年代，法国自由主义一代的史学家应运而生了。他们的一个贡献是把法国历史描述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进程，大革命是这一进程中合乎逻辑的阶段。这就是马塞尔·戈舍所称的“民族的长时段”，这场被勒南（Ernest Renan）称为“革命”的学术事业，深刻改变了法兰西民族国家历史的面貌，它将大革命与法国遥远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这场曾经撕裂法国历史连续性的事件，从此成为“10个或11个世纪的戏剧的自然结局”。历史不再是大革命的对立面，而是为它提供深厚的时间维度的武器，它将大革命的合理性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在基佐和梯叶里等人的笔下，第三等级的源头可追溯到12世纪的公社运动，1789年只是民族追求自由运动的关键时刻；12世纪的拉昂暴动和兰斯内战，比任何学说都更能揭示第三等级的起源。 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理解，发生于这种重建历史连续性的氛围之中。1828—1829年，当基佐在索邦讲授法国文明史课程时，托克维尔是其热情的听众。他的听课笔记表明，基佐为他提供了构建新历史观的工具：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对立与合作是历史前进的发动机。这种历史观也使得托克维尔对自己家族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说基佐和梯叶里等人阐发的是“大革命的长时段”和“民族的长时段”，那么，托克维尔在思考民主时则提出了“平等的长时段”（“民主作为一场历时悠久的平等运动”），而且这一观念的源头也可追溯得更早。 达尔让松侯爵在讲述民主在法国的发展时，同样强调中世纪的公社运动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新解放的城市居民要取得与教士和贵族平等的待遇。1822年，卢瓦耶-科拉尔说，民主洪流在法国的暴涨，是多个世纪和多种事件造成的局势；作为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财富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已经很久了”。梯叶里则指出，12世纪公社的建立具有明显的民主特征。这些看法与托克维尔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完全一致。但中世纪追求平等的社会运动并不以“民主”自况，是托克维尔等人“发明”了中世纪的民主运动。 身份平等是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它至少从11世纪就开始了。民主的力量不仅来自物质方面，也来自精神和文化方面。随着文明和教育的发展，印刷术已经在向人民平等地提供精神食粮，“文学”成为对一切人开放的武器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可从中取用武器”。批判的武器首先从精神上摧毁了贵族制的基础。托克维尔并非耽于玄学思辨的哲人，但他凭直觉把握了启蒙精神的全部后果：曾经被视为“自然”秩序的特权和奴役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贵族“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这是一种“被人篡夺的、压迫性的强权”。从根本上说，这一批判原则具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妇女、少数群体和边缘族裔的权利，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话题，这恐怕是托克维尔时代的人们始料未及的，但它们都是启蒙和民主原则中的应有之义，这些群体也会使用批判的武器。正如托克维尔自己在美国观察到的，推动父子、主仆关系走向平等的运动，也势必将妇女提高到与男子同等的地位。 因此，民主概念时间化之后，科泽勒克所称的“期待视阈”（Erwartungshorizont）中呈现层出不穷的新图景。孟德斯鸠总在回望希腊罗马的典范，托克维尔则更加关注民主开创的新境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关于美国人“无限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 indéfinie）观念的讨论。Perfectibilité指的是人走向完美的可能性，科泽勒克将这个法语新词视为进步主义时间观的典型表达。如果说18世纪的思想家们（如孔多塞）开始构想某种进步时间观，托克维尔则在美国看到了活生生的现实：正是从每时每刻都在展现的变化之中，美国人认识到自己具有自我完善的无限能力（faculté indéfinie de perfectionner）；这甚至影响了普通美国人的价值观：水手并不关心如何让船只更持久耐用，因为航海技术的进步很快就会将旧船淘汰。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制国家的心态和制度与此不同：贵族制社会不仅为进步设限，而且企图建立永恒的制度和丰碑。孟德斯鸠和卢梭在论述民主概念时，古代民主对他们而言不就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丰碑吗？对运动变化的深刻体认让托克维尔超越了前人的视阈。 如果说在美国的见闻极大地强化了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未来主义特征，那么对旧大陆历史的思索则使这个概念更具长时段的历史纵深。民主是一场普遍和持久的运动，甚至民主的敌人都在推动民主的进程。“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托克维尔还为这种历史观念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民主的发展是“天意使然”，所有卷入这场运动的人，都是“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梅斯特以神意来斥责大革命，托克维尔则将神意赋予民主运动，任何阻挡民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从长时段的角度思考民主的进程，是托克维尔所称的“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倾向”。他将这种新史学与“贵族史学”进行对比，认为前者追寻普遍原因（raison générale）、普遍事实（faits généraux），而贵族时代的史学注重个别人物的影响。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有一种追根溯源、构建宏大解释理论并展望未来的倾向： 他们认为，每个民族……都与某种无法改变的历史宿命紧密相连。他们在各个时代之间建立起关联……从一个时代的必然追溯到另一个时代的必然……建立起一个环环相扣的宏大链条，将整个人类的进程都囊括进去。他们不以指明过去事件的发展为满足，还想让人明白，未来不可能有别的路可走……他们坚称，民族必须沿着延续至今的道路前进。 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宣言，它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科泽勒克关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论断：历史从重复和循环转变成通往未来的、必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个进程中被统一起来。托克维尔自己就是民主时代历史学的实践者。民主时代的史学是关于运动的史学，在他那里，这种运动就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状态平等的不断展开：每过去五十年，都会见证一种双重的革命，贵族地位下降，平民地位上升，他们之间的距离每过半个世纪就会缩短一些。因此每个时代的民主都会呈现出新面貌，每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科泽勒克在论述现代“历史”（Geschichte）概念时，曾有过一些相当晦涩的说法：Geschichte überhaupt（普遍化的历史）, Geschichte selbst（历史本身）, 以及作为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的历史。这里结合托克维尔的论述作一说明。 托克维尔在评论古今历史学时说，古代文献“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众多精彩的历史（de si belles histoires），但没有留下一个伟大的历史体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很看重个人的作用，但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因而“历史的脉络”（trame de l’histoire）随时会因为个别人物的消失而中断。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不看重演员的个人表演，“最简陋的现代文字中也包含某种宏大的历史体系”。在这段文字中，托克维尔对历史（histoire）概念的使用有两次，一次是带不定冠词的复数，一次是带定冠词的单数，分别指古代的历史与体系化的现代历史。古代的历史是对个人演出的描述，国王和大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历史是复数的。但现代历史是以纵贯始终的脉络构建起来的体系，这种涵盖了各种历史片段的抽象历史是单数的概念。以体系化的历史对过去的复数历史进行抽象，这是鞍型期概念演变的一个侧面，托克维尔显然置身于这一演变潮流之中：身份状态平等的不断发展就是他抽象出的“历史的脉络”。 上述评论并非捕风捉影。在托克维尔构思和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期间，他的父亲埃尔维（Hervé）出版了有关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历史著作，但这位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竟然对父亲的作品只字未提。埃尔维完全局限于对重要人物的描述，按托克维尔的分类，这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历史学，或复数的历史。罗伯特·帕尔默不无道理地指出，托克维尔父子撰写的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开头就说，这部作品不是前人已经写过的绘声绘色的大革命史，而是关于革命的研究。这个立场足以表明托克维尔拒绝引用父亲著作的理由，因为后者就是这种细枝末节的历史，而托克维尔所要尝试的是类似于年鉴学派提倡的长时段分析，他强调普遍性和必然性，忽略个人和偶然性。 科泽勒克在探讨“历史”（Geschichte）概念时曾提到，在18世纪后期的德语地区，从这个词的复数形式逐渐抽象出单数的Geschichte，并且排斥以讲述训诫故事为特征的Historie，成为指称整体历史运动的概念。托克维尔“历史的体系”、“历史的脉络”中的历史，正是鞍型期历史概念变迁的明证。在他关于民主的描述中，体系化的历史表现为对一个进程的抽象：民主历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呈现新面貌，都是通往更高阶段的过渡期，因而都是唯一性的，用科泽勒克的话来说，每个时代的民主经验都是唯一或一次性的（Einmaligkeit），但它们都统合成单数的民主的历史。这种历史具有强有力的“脉络”，它的逻辑几乎不可违逆。“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如何去掌握和操纵，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只告诉大家要服从”；“企图阻止民主就是违抗上帝”。而托克维尔的“上帝手中不自觉的工具”之类的说法，的确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性的狡计”异曲同工。这也是科泽勒克的“现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推论：要人服从的历史不是具体的、个别的历史，而是作为集体单数和整体性进程、带有自身逻辑的历史，它是历史本身（Geschichte selbst），或“普遍化的历史”（Geschichte überhaupt）。 一旦民主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进程，很自然地就有这样的推论：历史发展有了某种比较的标准，可以有快慢、先后之分，甚至有特定的时间刻度。科泽勒克曾提出一个概念：“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它同样可以解释托克维尔本人的一些观念，甚至可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实。 罗伯特·帕尔默在《民主革命的时代》中讲述了一个故事。1788年，一个美国青年造访凡尔赛，他从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一直不停地鞠躬；人们引荐他时总要介绍一下他的“头衔”，按他的理解，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种头衔是世袭的。这种卑躬屈膝的礼节让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美利坚民族身份，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一定程度的平等对人类的幸福至关重要”。若从“平等的长时段”或“作为一场进程的民主”的角度看，这场文化冲突可被视为历史进程不同步造成的落差：当时的美国社会比法国更具平等精神，美国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走在了前面。如果民主是时间之矢，那么美国无疑处于时间轴的前端。故事发生在1788年，但这个日期只是编年史上的数字，从民主和平等进程的角度说，当时的美国和法国不处于同一“历史时间”。这便是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也是美国之所以会成为托克维尔眼中的“明日之国”的原因所在。 正是基于对未来社会方向的自觉，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与法国之间存在“历史时间”距离。他在美国看到的是法国的未来：“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也会像美国人一样，达到几乎完全的身份状态平等”。对于托克维尔，横渡大西洋不仅是跨越空间的距离，也是弥合一段历史时间的距离。1788年的那个美国青年在文化差异中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1848年的托克维尔甚至精确测量出了法国与美国在政治日程上的时间差：法国面临的问题，美国已经在六十多年前解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