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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体系 进步史观 中西文明 对华政策 排外主义 作者简介：吴义雄，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较为久远的历史不同，“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知识，在其兴起之初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史”。这种当代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时势和价值观之影响。对“中国近代史”相关问题的论述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当鸦片战争及其前后的事件发生之时，少数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时势的变化，但统治阶层开始正视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要待数十年之后。故最先论述其意义和影响的是推动了这一系列事变的西方人，特别是来华西方人士。在有关中国近代史论述开始形成之际，其主要观点如何与具体的时势相关联？决定其论述方式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有哪些？其内在逻辑如何展开？考察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门知识发展到当今如此成熟的阶段，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和探究，或许有其价值和意义。 一、背景：“自由交往”与1840年前的中西关系论辩 鸦片战争前后西人进行的有关贸易、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关于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这些论述与当时快速演变的中西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相关问题进行简略的概述。 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中西交往始于16世纪中期。在明清之际一度较为广泛的接触后，清朝从18世纪前期开始对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进行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将与西人的海路贸易限于广州一口，随之形成了一套以贸易管理为中心的制度，即西人所谓“广州体制”或“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广州体制”的成熟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的快速发展。1832年1月，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回顾往事时自豪地说：“我们开拓了这个贸易，并取得了成功。”据研究，在174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的商船吨位平均每年为7500吨，而到1820年代，每年到广州的商船吨位突破了12万吨。与此相应，1762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进行的货物进出口船贸价值不到150万元，到1832年，这个数字达到约1400万元，增加到约十倍。若加上后来取代东印度公司的散商的贸易额，则1833年英国对华贸易总额为4000余万元。在英国之外，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也达到1000余万元的规模。 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来华英商对“广州体制”带来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官员吏役的勒索以及“苛待”外人的行为感到不满。两个大国之间长达百余年历史的贸易出现各种问题，乃正常现象。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政府希望派遣使团来解决。1792年至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要求中国同意开放广州以外的口岸贸易，降低税费，提供可由英人实施司法权的小岛作为“商站”，解除英商在广州遭受的困苦，并“试探商谈订立一个友好同盟条约”。这种试图在整体上更改中西互市制度的要求，自然未得清政府许可。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提出的要求只有四条，主要针对具体问题：将对华贸易置于皇帝直接保护之下，使其免受广州地方政府之“暴行与不公”；明确而详细地规定其权利；保证贸易不会突然中断；保证广州英国商馆的安全与便利。该使团失败而归后，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以下简称特选委员会）与广东当局之间仍时有龃龉。对此，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1817年指示说，他们基于对中英贸易问题的仔细考虑“而产生的坚定信念是，特选委员会在其与中国人的所有交往中，应采取温和与忍耐的态度，以保证多年来利益丰厚的贸易良好地进行”。之后的几届特选委员会大体执行这一指示。但到1829—1831年，因多种问题，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决定与广东当局抗争。他们挤走主张采取温和政策的主席部楼顿（William Ploden），由盼师（William Baynes）继任后向官方发起大胆的挑战。董事部谴责他们的鲁莽行为，撤销了整个特选委员会。1832年1月，针对以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为首的新一届特选委员会继续挑战广东当局的计划，董事部强调在对华关系方面坚持“和平政策”的必要性，因为“英中贸易太过重要，故如无最为紧迫之必要，或者只是基于个人因素，不能令其遭受风险”。 英国对华关系转变的标志是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终止。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基于实利的“和平”政策不再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英国“自由商人”（free traders）或称散商的群体从此走向舞台中央，成为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乃至整个19世纪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个群体自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到1834年前后，在对华贸易方面，其财富和影响已不亚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对扩大对华通商的前景怀有莫大期待，但认为实现全部梦想还需要推翻另一种垄断制度——以行商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广州体制”，进入更广阔的市场，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在此期待下，中西贸易长期积累的具体矛盾令其产生更多的愤懑。多年以后有人总结说，“当一方的垄断为整个国家的商人所取代后，双方之间的不协调，以及其所带来的屈辱每天都被强烈地感受到”。散商群体的目标与当年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所提出的要求基本相同，但东印度公司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求而不得则维持现状；散商群体则主张英国政府向清朝施加压力，武力胁迫乃优先考虑的手段。 1830年12月28日，47名散商向英国议会上书，首次作为一个群体提出与对华贸易相关的政治主张：鉴于英国对华贸易在“与中国人限制措施的抗争中，已经逐渐达到巨大规模，以致请愿人希望贵议院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置于永久的、有尊严的基础之上”。所谓“永久的、有尊严的基础”，即取代“广州体制”的新的中西贸易体制，包括多口通商、自由贸易（废除行商垄断）、有利的关税条款、治外法权等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打破中国的排外体制”，使“中国向西方开放”。除大部分在华英商外，与其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商业网络遍布英国各工商业城市和印度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商人和商会组织都支持他们的观点。 英商群体在1830年代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盟军，即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清朝因“礼仪之争”而实行禁教政策后，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长期处于非法状态。19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群体带有强烈的进取心，希望早日迎来“中国开门”的日子，故将正竭力突破清朝政治壁垒的商人群体引为同调，共同营造“中国开放”的舆论氛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裨治文（E. C. Bridgman）、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卫三畏（S. S. Williams）等，都撰写了大量相关论著。裨治文所言颇能代表这个群体的期盼：“联系到时代之精神和基督教世界之现状，我们得到必须迅速发生改变之结论。”由于他们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又专门从事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其作品往往具有商人或政客达不到的视野与深度。他们与商人群体相结合，成立了多个文化学术团体，开展中国研究，并就中西关系问题进行深度阐述。 包括上述各种人士在内的群体，由于都主张英国政府采取对华激进政策，可以概称为“对华激进派”。这个群体在东西方遥相呼应，通过向英国政府上书、发行报刊、撰写并散发专题报告等小册子、汇编资料乃至编著史书，论证自己的观点，联合发起了旨在策动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从而全面改变中西关系体制的声势浩大的宣传和论辩运动。 这一持续多年的论辩运动目标有二。其一，说服英国政府采纳他们的主张。自1830年之后，英商群体多次向英国政府上书，要求对华展示武力乃至发动战争。但1830年代前中期，对华战争尚未成为英国政府对外政策选项。英国首任驻华商务正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在1834年夏来华，因坚持与广东当局“直接交往”而与两广总督卢坤发生尖锐冲突，后退到澳门并病逝。这一事件被对华激进派当作向英国政府进言、鼓动对华使用武力的大好机会。是年12月，英商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发起84名英商和船长签名上书英国国王，敦促对华尽快采取军事行动，以“坚定地维护陛下的帝国在人类社会的真正地位”。但时任外相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认为，“商业利益应该用和平的手段，而非用武力去获取”。马地臣于1835年2月从广州回英国，策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等英国城市的商界支持他的主张。他设法见到威灵顿公爵，但得到的是一次“冷若冰霜的会见”。不久后任辉格党内阁外相的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则将律劳卑的所作所为斥为“愚蠢的胡闹”。马地臣也晋见巴麦尊子爵，请他从律劳卑的报告中了解中国政府的种种“不义”，但后者说，律劳卑的信件“都在那张桌子下面的绿色箱子里，我们一直没有打开”。这种情况说明，对华激进派要促使英国政府接受其主张，尚需加强舆论攻势。 其二，通过论辩驳倒反对意见。对华激进派在英国拥有大批支持者，但也存在反对其主张的阵营。如政治家中，曾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的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ton）,在1830年代作为国会议员坚决反对使用武力达成对华目标。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来华英商内部，存在一个与主张采取对华激进政策的查顿—马地臣集团针锋相对的颠地（Lncelot Dent）集团。虽然颠地也是著名的鸦片贩子，但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以他为首的集团主张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争取权利。以这一集团为背景的《广州周报》和以查顿—马地臣集团为背景的《广州纪事报》就此展开了长期论战，是颠地—马地臣集团不可轻视的对手。按照《广州纪事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对华激进派的论战对手还包括反映托利党立场的著名刊物《季度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学术刊物《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等。这些都表明，当时英国各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激进侵华主张的力量，“许多人主张采取调和的方法”处理对华关系。对华激进派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需要通过论辩压服这些对手。 这种论辩运动并非简单的舆论营造。要让英国政府采纳战争建议，让公众接受一场针对东方大国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商人—传教士—政治家结合起来的群体，不仅要提供必要性证明，还要提供“正义性”阐述。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各种商业和文化团体的宣言、众多游说性文件、不同形式发布的论战文本和具有学术性的作品，形成越来越清晰的对华政策设计。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这一论辩运动反映了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文化逻辑，即运用近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和观念，以中西关系为中心，在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问题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由此形成了西人关于中国近代早期历史的论述体系。以下讨论这一论述体系是如何具体地建构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