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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192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所编《英文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该书的中文书名，英文书名是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冠以“中国近代历史”书名的著作。它有一个很长的副题，翻译过来是“显示过去百年中国国际关系之各种资料选粹”。其“近代”一词与以往其他著作中的“近世”在英文中同为modern,但在时间上指代有别，首次将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百年作为“近代”，具有历史分期的意义。编者在“过去百年中国国际关系”与“中国近代历史”划上等号，也很能说明他的编纂取向。 实际上，副题中标明的“各种资料”几乎全部是西文史料，绝大部分是英文文献。这部著作的体例比较特别。编者按时间顺序编纂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近代史事文献，共17章。每章由若干部分（section）组成，相当于节，全书共75个部分。每部分之下分为若干个点，分别对应于具体的事件或事务，共477个点。显然，这是在具体而微地梳理百年史实的基础上谋篇布局的结果，是一部以史料来说话的中国近代史，其内容当然反映了编者对历史的认识。除第1章“中国国际关系之背景”外，各章分别以一个重要事件为中心。第2章“1842年前广州（中外）关系状况”，体现的是西人关于早期中西关系史的观念。第3、4章的标题分别是“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原因——律劳卑事件”和“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原因——鸦片问题”，显然采用德庇时和卫三畏的鸦片战争史诠释。编者又用两章篇幅呈现战后条约制度及中西关系情形，以三章篇幅汇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史料，第10章“1860至1873年间重要事件”内容包括帝国海关的组织、政变、移民问题、蒲安臣使团、修约问题、天津教案等；第11章“1873至1886年与欧洲的关系”包括公使觐见、马嘉理案、俄国与伊犁、中法越南交涉、英国与缅甸交涉，与卫三畏、李文彬著作架构近似。随后各章所述也与前文介绍的各位作者叙述的相应时期的内容相似，包括清季中外关系、清廷的革新与变法。整体来看，该书是叙述1830—1920年代中国历史最完备的著作。 宓亨利在序言中表示，该书为“学习历史的学生”而编，说明该书呈现的是一种体系性的知识。西人百年来关于近代中国之观念，由这部著作进行了集中而全面的展示。它的出版表明，西人之“中国近代史”论述体系到此时大致成型。这个体系是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由数代学者的努力逐步发展而来的。但追根溯源，其基础则是对华激进派在1830年代的论辩过程中奠定的。即是说，西人的中国近代史论述，起源于当时为打开中国门户而努力的来华英美商人和传教士的言论和著述。也可以说，这个体系可以看作近代西人追求实现在华“自由交往”目标的过程中，从历史、逻辑和观念等方面进行阐述的产物。如前所述，这其中既有为了论证政策目标而有意抽取史实形成的论述，也包含基于对基督教与西方近代文明的信仰而阐述的史观，还有因为论辩的逻辑需要和对自身文明信仰等多重因素而形成的历史阐释。由上述英美人士的作品演变而来的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论述”和“阐释”的色彩，与主要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汉学显然具有不同的学理特征和发展路径。这也表明，这个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观念本身也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值得加以认真研讨。 从更宏大的历史观来看，无论是急切想要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自由商人”，还是等待广传福音机会的传教士，抑或是在政治层面实现他们主张的英国及其他列强的政客，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他们策动的进程在客观上引起或加快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但艰难地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他们所阐述的观点，反映的也不仅是具体时代特定群体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更体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宓亨利以及他前后的历代西方学者对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论述，如清朝长期的排外政策、鸦片战争的原因与意义、近代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进步与挫折等，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基本史实叙述框架，也以一定的形式反映到民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中国学人所建构的多种中国近代史体系当中。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