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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步史观下的近代中国早期变动 西人关于中西“文野”关系的论述，意味着有关对华关系的论辩进入文化观念体系的层面。这是因为其所论并非一般政策问题，而是彻底改变中西关系走向的大问题。清政府要捍卫的旧体制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而西人要建立的新体制则以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体系为依托。欧美商人和传教士这两个群体都有各自的目的，但他们阐述的观念同时也有超越现实利益、表达深层文化信仰的一面。他们由此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大势和现实走向的观点构成了西人对近代中国早期历史论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由于西方的“进步”和中国的“停滞”，中西文明已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观点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思想背景，即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的“西方中国观”的演变。这种观念变迁在1830年代导向对西方中国知识体系的重构。裨治文等人积极倡导颠覆以往天主教“老传教士”所搭建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架构，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脉络中阐述自己的观点。裨治文写道，欧洲自宗教改革的巨大震荡后，其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国却并未经历这一进程，“主要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法律和宗教维持未变”；当中国人“还在酣睡中梦想自己的伟大和荣光时，强大而迅疾的潮流已经将她抛在后面了”。他认为，中国的现状“完全违背了时代之精神”，而与此相对照，“从十一到十七世纪，自由在英格兰的进步无与伦比，并越过其边界提升了整个世界”。他将当时的中国比做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皇帝可对应于教皇，官员群体可对应于僧侣群体。 在新教传教士当中，郭士立对中国历史所下功夫较深。他有多篇文章论述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在《评中国中世纪的史学著作》一文中，他提出中国的“中世纪”(middle age)和“近世”（modern age）的概念。他所说的“中世纪”指从晋代到元代，此后为“近世”。他认为在“近世”这一时期，“欧洲与强大的黑暗帝国作战，并逐渐取得了胜利”，在从中世纪解放出来后，欧洲各国发生巨大变化，“开启了广阔的进步之门”。而同时代的中国则“维持了千年原状”。郭士立还说，新教国家实现了历史性进步，而且将“进步的脚步”带到了亚洲海岸，在此形势下，中国却“越来越紧密地依靠其旧制度”。 裨治文和郭士立都将当时的中国比拟于欧洲已经摆脱的“中世纪”，这就将中西历史置于“进步”阶梯的不同阶段，形成二者之间“进步”和“停滞”的对比关系。至于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差距有多大，1835年创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宣称要让“三个世纪之前”在英国开始焕发的真理之光传递到中国；裨治文认为“对培根之前英格兰文化状况的描述适合于对今日中国状况的描述”，又说“中国与伊丽莎白之前的欧洲”有相似之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认为，中国未发展到如欧洲基督教文明国家的“高度进步”阶段，可以说“拥有与土耳其之当今，或英国几个世纪之前”水平相当的文明。这几种说法所涉及的时间概念大致相似，即中英或中西在文明形态上存在进步与落后的代差，中国在历史进步的阶梯上落后三个世纪左右。 上述说法未经严谨的学理论证，但这些论者用“中世纪”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文化意涵的概念指称当时清朝所处的历史时代，将历史分期的方法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将相互碰撞的中西文明判定为处于历史的前后不同阶段，形成了一种“进步”对“停滞”的中西文化观，这在学术思想史上都有首开其端的意义。 这种历史分期和中西对比，反映了当时欧洲普遍的进步史观。“进步”作为一种观念是欧洲近代发展起来的。英国历史学家伯瑞说：“人类进步的观念是一种理论，涉及一种对过去的假设和对未来的预言。它的基础是对历史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认为人类朝着一个确定和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即一步一步地前进，并推断这一进步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且，这一阐释也意味着……普遍幸福将最终得以实现，从而为整个文明进程做出辩护。”进步史观自培根、笛卡尔的时代发展起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影响广泛。上述论者无疑就是在此观念背景下，以是否“进步”作为判定中西文明历史地位之标准。 在这种历史认识基础上，这些论者提出，西方人有责任将中国纳入人类进步的轨道。裨治文认为要将中国人“从长久的酣睡中唤醒”，只有借助于“将欧洲从黑暗世纪的惊醒”的那种力量，使其“加入现代世界快速进步的进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成立宣言称，要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改变其“停留在知识进步的范围之外”的状况，使其加入各民族“进步的竞赛”。曾任马礼逊教育会学校校长的鲍留云（Samuel R. Brown）认为，“刚刚从蛰伏中醒来”的中国，对“基督徒、学者和慈善家来说”，是供其发挥作用的一个新的、广阔的疆域。 可见，由西方人通过知识传播等方法，将中国纳入世界进步轨道，是1830年代来华西人群体对中国之未来的一种企划，或者说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既体现了他们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信念，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历史走向的理解。鸦片战争后，在华西人推动的各种文化事业在通商口岸陆续展开，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在这种认识背景下，鸦片战争作为一个事件获得了划时代的意义。西方论者一般都将鸦片战争和战后条约的签订当作中国走向新历史时期之起点。裨治文在《中国丛报》1843年卷首文章中写道：“自今往后，中央之国—天朝—古老而又长期封闭的中国，将要厕身于地球列国之林”,中国在战争中所受屈辱可以“看作其新纪元之开端——中国上升的开始”,“现在他们可以从真正的黜落之中奋起，在世界列国当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他还宣称，“在现代世界的状态下，似乎文明的酵母有时由强大的战争之手来支配”。鲍留云认为，使中国开始“历史新纪元”的鸦片战争是上帝施恩的神秘计划，将西方世界进步运动的“震波传送到极东之地”，打破将中国封闭千年的排外体制，“这个国家将会加入人类朝向更好境域的共同运动，而不可能倒退脚步，回到从前那种孤立而停滞的状态。中国人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变革的时代已威临其上，他们无法全然抗拒”。这些言论都在表达一个观点：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从鸦片战争开始了。这个著名的观点被提出后渐成共识，长期在不同论述语境、不同角度或不同理论体系之下被表述。 最早引起西人关注的“进步”现象，并非清政府的作为，而是1851年起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推翻清朝统治，一开始就令一贯痛恨清政府的西人瞩目。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他们得到的信息显示，洪秀全在广州与传教士有过直接接触；他的思想中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来自他所接受的基督教教义；他创立的“拜上帝会”崇拜基督教的上帝，而基督教教义成为整个运动的意识形态。西方各界因此对这一运动密切关注，一度极为振奋，憧憬着一个基督教政权取代清朝统治的前景。当然，西人后来认识到，太平天国宗教并非真正的基督教，太平天国政权也没有可能进行他们想象中的变革。西方列强后来甚至放弃“中立”立场，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但在太平天国政权存在的十几年里，前往天京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各色冒险家络绎于途，说明他们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想象。作为在华西人主要传播媒介的《北华捷报》，长期报道和评论太平天国的消息，即使在其衰败之际甚至天京城破之后，依然不惜版面刊登相关消息，报道其余波。正如美国传教士倪维恩（John L. Nevius）所说：“在最近二十年里，没有什么其他与中国相关的事件像叛乱和内战一样，在西方国家激起如此之大的兴趣，如此经常地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浩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由于其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特征引起我们的特殊兴趣；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它对中国现状以及未来前景造成的巨大影响，它值得我们予以特别思考。”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品中，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当然的一章。 “五口通商”后，清朝之作为并不符合上述西人对于“新纪元”的预期，故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距1830年代对华激进派论述其主张之时，已过去整整一代人时间，可谓人事已非。但当年论者确立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却为新一代西人所坚持。辛酉政变后，西方人敏感地捕捉到清廷政治变动的迹象。同治初年开始启动的“自强运动”，很快被他们看作“进步”的开端，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在西人媒体或各种著作中找到很多记载和评论。这里仅以当时在华西人媒体言论为例，略加考察。 1862年5月，《北华捷报》评论说：“中国现在正处在内外事务变迁的阵痛当中，这在所有方面都可能是决定其未来世代命运的转折点……她正在被西方果敢的行动从东方式的酣睡中唤醒”，在内外危机之下走向变革。做出如此评价的原因，是以慈禧太后和奕訢为首的新统治集团开始聘请西人训练军队以对付太平天国，并聘用西人管理新海关。1863年1月该报回顾过去的一年，认为这是西人来华后“帝国编年史上政治、社会和商业上都取得标志性进步的一年”，因为“在北京朝廷，我们的使团在最友好的基础上与新政府交往”；在英法联军曾与清军激烈战斗的大沽，“我们的士兵正在训练满洲军队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在沿海和直至汉口的长江水域通商口岸，“很多外国人的定居点开始生根，将西方的文明和商业向这远东未发达之地播撒”。清政府决定向帮助其镇压太平天国的英法军官颁授宝星予以表彰。《北华捷报》评论说，这是“西方在华影响快速上升和欧洲观念在中国得以推进的证明”。 然而，《北华捷报》对清政府的这种赞赏态度很快就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而转变。1863年，由原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受清朝委托在英国招募、由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Sherard Osborne）为指挥官的舰队，到中国后拒绝服从命令，被清政府解散。此事引起该报的强烈不满，评论说：“我们艰苦赢得的在华优势最近被粗暴地动摇了。阿思本上校的计划突然被拒绝，李泰国先生在海关的职位也同样被解除，说明中国政府不久就会重回旧的行为模式。”作者说，“拒绝此舰队说明中国宁愿留在过去的黑暗里，而拒绝欧洲带来的光明”。《北华捷报》随后几年对中国事务的评论继续保持这种格调，除偶尔表示乐观态度外，经常批评中国已无进步的征象，正在回到孤立排外的旧制度。 但1867年清朝派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作为中国使节出访美欧，令西人对清朝的评价迅速改观。《北华捷报》为此发表专评，认为这一“令在华外国人完全惊倒的革新”，必定由“某种特别重要的事件促成”。作者认为也许建议总理衙门开办铁路、矿山等事业的时机已至，因为由逐渐出现的外国轮船在中国海岸航行、中国人开始被准许拥有轮船、架设电报线的计划得到许可、以“教授西方科学为目的”的同文馆在北京开办等现象，可以判断清朝“从停滞政策走了出来”。总之，蒲安臣使团的派遣表明清朝“不是那么顽固地反对进步”，“愿意接受西方的推动”。作者说：“进步尽管很缓慢，但也是进步。” 蒲安臣使团的派遣被当作列强对华“合作政策”的最重要成就之一。这种“合作”的氛围在来华西人当中引起了对于清朝“进步”趋势的高度关注。1868年，上海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香港的《徳臣报》，汉口的《汉口时报》等西文报刊，相继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大都以“中国之进步”（Progress of China）或“进步”为题，从不同角度评论中国的变化。 这些文章都对清政府的各种“自强新政”给予积极评价。1868年7月25日，《北华捷报》发表“中国之进步“一文，赞同中国“在明显的停滞当中也有了值得注意的进步”的意见，认为以往那种“傲慢侮蔑的排外主义被抛弃了，中国皇帝过度的虚骄被碾作齑粉了，而那种精心打造的超越外夷和所有人类的优越论，也经历了震撼并永难再复了”，而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两个重要原因，即外国公使驻京和由外国人主导的新海关体系的建立。《字林西报》稍后的评论也认为，西人低估了“中国无疑至少在某些方面取得的进步”。在此之前，《北华捷报》就已经相当热情地评论了上海道台劝谕民众接种牛痘一事。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人放弃其排外与自大态度，开始向外寻求知识的又一证明。香港《徳臣报》则将江南制造局制造火轮船的成功，评价为不可忽视的进步。作者认为“物质上的进步应该先于道德上的进步”，“偏见和无知的堡垒会因与这个时代物质进步的接触而被弱化”，“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乐见它的船坞和兵工厂开始产出其成果”，铁路、电报等事业亦应加以推动。 按照长期以来西人对中国发展的预期，他们眼里的“进步”就是以西方为楷模的变革，或者说西化。英文《汉口时报》以“中国之进步”为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关注中国进步的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即中国会通过何种方式采纳她的西方支持者“急于塞到她虚弱之手的文明工具”？是快速“购得文凭”成为“西方模式的全面的高度文明国家”，还是“被迫在西方知识的学校里的所有科系从头至尾学足所有的学期方能毕业”？作者认为是后者，即不能指望中国成为快速西化的“现代文明国”。他希望清朝政治家懂得国际法和市民法，京师同文馆教授西方的科学和文艺，政府修建全国的道路系统，创立邮政系统，敷设电报线路。他认为这些事情不应由西方人来做，而应指导中国政府自己去做，“要把中国带入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轨道，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带领他们学习我们自己训练过的课程。最终我们希望中国会进入具有自己风格的文明形态”。这篇文章相隔一日被同一报系的《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转载，说明其观点得到认同。 西人之间在对华关系上实际上的相互竞争，有时会影响其评价。《北华捷报》在蒲安臣使团刚刚派出之际对清朝不吝赞扬之词。但当由美国人率领的这个使团在西方世界大出风头之时，这些英国背景的报刊渐渐降低了调门。《北华捷报》的“1870年回顾”中关于该使团的片段，毫不掩饰地讥讽这个旨在“向西方展示中国文明进步”的使团是如何黯淡收场的。而当英国的影响可能得以显示时，该报立刻予以正面评价。蒲安臣使团派出不久，谣传清廷将派遣一个“实业使团”到英国。该报再次以“中国之进步”为题发表评论，阐述中国拥抱西方知识的意义，表示将会关注并记录清朝“跨越浅滩”的步伐。 洋务运动是在面对多重压力的情况下蹒跚而行的，清朝与列强的关系也堪称起伏跌宕。列强对华“合作政策”的另一项可能的重要成果，是由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负责与清政府谈判并主持修订、打算取代《天津条约》的“阿礼国协定”，但该协定在1870年被英国政府否决。“阿礼国协定”流产的同时，又发生了“天津教案”。所谓“合作政策”终告失败。《北华捷报》在回顾1870年的大事时说：“所有的经验表明，等待中国政府自觉地拥抱进步，将会一无所获。我们之所得全靠压力，只有持续的压力才能确保前行。”这是鸦片战争前西人老调的重弹。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自1830年代形成的“西方影响下的进步”这一核心观念，已成为西人观察和评价中国问题之基本标准。西方影响和与“进步”事业及其遭到的反对和挫折，成为其关注的主要内容。当晚清时期的事件沉淀为历史时，以中西关系史演变为主轴、展现中国“进步”与挫折的内容就构成了主要的叙述框架。笔者考察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叙述晚清历史的多种英语著作，发现这些作品基本符合这一特征。以下仅选择其中不同年代的几部著作，对其内容稍做介绍，以窥其大概。 倪维思1869年出版《中国与中国人》一书，第27章“中华帝国的现状与未来”关于晚清的部分，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西方知识的引进与吸纳、外国公使与洋员、同文馆、蒲安臣使团等内容。作者还在章目录中标上“中国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和进步”小标题。卫三畏《中国总论》1883年第二版在历史部分增加了一章“中国近事叙述”，其中除辛酉政变、皇帝即位、西北动乱等少量内政情况外，所述大多为中外交往，如公使驻京、阿思本舰队、蒲安臣使团、天津教案、公使觐见同治帝、苦力贸易、日本侵台、马嘉理案与《烟台条约》、传教问题、左宗棠平定新疆与中俄交涉、幼童留美等。190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 Hawks Pott）所写的《中国史纲》，鸦片战争后部分所涉及的史事与卫三畏的《中国史》相似，但增加了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的内容。1914年，一位名为李文彬（音Li Ung Bing）的中国作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英文中国历史》。该书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其中“近世史”从元代开始，而清代历史被放在其中的“衰落时期”，自道光朝到宣统朝，内容包括平定张格尔叛乱、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外国侵略加深、义和团运动、光绪末期、辛亥革命等章。其中“中兴”章内容与《中国总论》之“中国近事叙述”内容基本相同；“外国侵略加深”（1895—1899）内容包括中日战后列强对华侵略与戊戌变法；“光绪末期”则叙述新政、日俄战争、收回利权运动、预备立宪等内容。其道光之后的部分基本上搭起了后来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的晚清部分的框架。1917年，美国历史学家赖徳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出版《中国之发展》一书。他以较短的三章简述鸦片战争前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以一章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第4章“从与西方全面接触到中日战争（1834—1894）”，其内容与以上各书大致相似，但对1870年代后洋务事业的简略介绍则为其特色。第5章“中国之变迁（1894—1916）”所涉史实与李文彬书近似，叙述框架则有明显不同。 这里无需详细分析各书之观念或理论，仅从以上介绍即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均是在“西方影响下的进步及其挫折”观念之下撰述的。可以说，鸦片战争前来华西人以进步史观为基础论述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观念，奠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西方学者论述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之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