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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因素。关于中国“信史”的起点，是一个久经讨论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书写方面，中国“信史”究竟应定于何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涉及这一问题时，出现了几种不同观点。其中的论争及背后所反映的学术理念，仍值得探究。 一、始于黄帝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远古传说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后人参考此说，认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即以“黄帝”作为中国无史与有史时代的界限。1903年，曾鲲化赴日深造，同年以笔名“横阳翼天氏”出版了《中国历史》（东京东新译社）。该书“遵司马迁特例，记始于创酋长政治之黄帝”，认为从文明进化的角度而言，黄帝为中国历史“开幕之第一伟人”。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也将黄帝视为中国“信史”的开端，强调“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此类观点在之后的中国历史撰述中仍有延续，如孟世杰《中国史》（百城书局1931年）、章嵚《中华通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将中国“信史”定于黄帝之际，其立论基础是“黄帝”为“我国开幕第一伟人”“中华始祖”等。由黄帝上溯，伏羲、神农等神话传说人物均不足信；由黄帝而下，中国社会逐渐开化，人类活动始有迹可循。彼时的历史撰述关于“黄帝建国”的阐述，也基本以此为出发点，“黄帝”的象征性由此得以加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的观点，表明中国历史的悠久，不管是在20世纪初还是在抗战期间，都有助于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心、增进民族凝聚力。 二、始于唐虞说。认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的学者，他们也认同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的“五帝系统”。然而，另有学者认为“五帝系统”不足信，因此他们将中国“信史”开端下移，定于唐虞时期。20世纪20年代，缪凤林先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讲授国史并编写教本。1932年，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山书局）提到“遗存年岁，虽略与有史时代衔接，然与太古传说，则多枘凿，盖唐虞以前无信史故也”，因此他将唐虞以前视为“传疑时代”。40年代，他的《中国通史要略》仍明确指出“孔子订书，始于唐虞，今略师其意，次唐虞以降为信史，而其前则概曰传疑”。另外，李云坡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学教本《本国史》（文化学社1931年），亦主张中国“信史”始于唐虞，并将唐虞以前的中国古史归于“史前时期”。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商务印书馆1944年）亦持此种看法。 三、始于夏禹说。李泰棻也认为五帝时期“绝非信史”，因此他在《中国史纲》（武学书馆1922年）的章节名称中，将此一时期的内容命名为“所谓五帝”加以记述。他在书中述及“大禹”时则提到“中国之有信史，盖自禹始。且自禹时，洪水平，蛮苗服，为上古一大结局”。张震南《国史通略》（中华书局1930年）也指出，由黄帝而上，难定年代，三皇之传说，常杂神怪，因此他认为“三代之世，史事甚明”，“史迹之粲然可信者，必自夏禹始”。大禹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能否作为中国“信史”的开端，成为当时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一方面，1923年，顾颉刚开始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引发古史论战。重新审视古史传说系统和传世文献的可信度，是古史辨派关注的重要内容，顾颉刚等人对传统古史系统中大禹的真实存在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王国维相信禹的真实存在，他的《古史新证》首先讨论禹的问题，认为禹是中国古帝之一，并引春秋时期的铜器加以证明。王国维的观点是当时诸多不同意见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并成为后来出现的中国历史撰述阐述古史问题的一种重要取径。 四、始于商朝说。也有学者依据出土文字材料及相关考证成果，将中国“信史”开端继续下移，从“写的历史”的角度，认为中国“信史”始于商朝。1927年11月，陆懋德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并编写讲义。他对尧、舜、禹事迹有所“存疑”，认为“商以前史事，仅凭传说。自商代起，始有同时代之记载……商代史料不但有《商书》为凭，且有地下发现实物为证”。对于中国历史时代起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最新考古学知识，判断“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白进彩《高中中国史》（文化学社1933年）也强调“商代为我国历史之开始期”。张荫麟《中国史纲》（青年书店1941年）也指出“严格的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乃是商朝”，该书以“商朝为出发点”。他同时提到“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例如，夏朝有没有文字和铜器、农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组织与商朝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如果再从夏朝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荒唐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20世纪40年代，金兆梓《中国史纲》（中华书局1945年）、周予同《本国史》（开明书店1947年）等亦持类似观点。 五、始于春秋说。“疑古”运动的兴起，对中国古史编纂者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即中国“信史”应从哪里写起。顾颉刚等人的种种“所疑”，很快引发学术界不同的声音，但“古史辨”运动对知识界更直接、更具刺激性的影响在于，中国“信史”由此缩短。以此为参照，中国历史撰述以春秋时期作为“信史”开端。顾颉刚经胡适介绍，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与王钟麟（伯祥）合编初中教材《本国史》。该书上册于1923年9月出版，书中虽未明言中国“信史”始于何时，但对上古史的叙述，已将“三皇五帝”系统推翻，甚至认为尧舜事迹亦不可靠。从当时顾颉刚与胡适等人相关信函来看，以东周作为不可信与可信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分界点，这样中国“信史”就再次“缩短”至2500多年。借用顾颉刚的话，这确实是“一大革命”。王桐龄的观点与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有相似之处。他从准确的历史纪年考虑，认为中国“信史”应始于春秋时期。王桐龄《中国史》（文化学社1927年）强调春秋以前之年代“亦只以疑传疑，未敢据为定案”。 透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关于“信史”开端问题的几种不同认知甚或论争，可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不同史家的“古史观”。从“信”与“疑”的视角而言，不管是“拉长”还是“缩短”中国古史，可能他们所书写的“古史”与客观的中国上古历史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从中亦可窥见不同史家“信”与“疑”的标准和尺度。 上述史家对中国“信史”起点有不同看法，一个直接原因是对“古史”材料的认识及解读不同。例如，关于文字起源，是采用传说中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观点，还是根据殷墟甲骨文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当以不同的“古史”材料为出发点时，对中国“信史”开端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即使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确定了商朝“信史”的地位，但由商朝上溯至夏朝时，夏朝社会情形如何、夏朝是否存在文字，针对这些问题又有不同看法。除了史料本身之外，采用何种方法分析这一问题也至关重要。有学者曾指出，“欲断定中国信史的开始，是要根据科学的方法、古籍的审定和实物的发现三个条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古籍”和“实物”都可纳入“古史”材料的范围，但对这些材料加以考辨时，“科学的方法”亦不可少。 关于中国“信史”始于何时，当时学界并无定论，但基本上将其定于“三皇五帝”传说系统至有文字可考的殷商区间段内。在当今学术界进一步认识中国“信史”起点问题甚或展开争论时，回顾和审视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信史”开端的阐述，对进一步建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和中国特色古史观亦有借鉴意义。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研究”（2019M6609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