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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周的畿内非常明确，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在宗周置“六师”，在成周置“八师”，“西六师”保卫京师和防范西、北戎狄，“东八师”保卫成周和防范南、东诸国及蛮夷。在宗周和成周外围封建诸侯，以藩屏周。 宗周丰镐，位于沣河两岸，面积约10平方公里。宗周之地，集中于关中的泾、渭河流域，基本是“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前有终南，后有岐梁，东有黄河与晋相隔，三面环山，一面滨水的四塞之地[1]c286，天然的屏障构建起宗周牢固的防御体系。正如《史记·留侯列传》张良所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驻于宗周的是“西六师”。据《诗经·大雅·棫朴》，文王伐崇时“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是故，“西六师”应组建于周人灭商前。《尚书·康王之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是康王即位后，召诰加强“六师”建设，增强“六师”军力，以保证文王创下的基业不被破坏。可见“西六师”是西周王朝嫡系的常备军，是维护西周统治的基石。金文中也有“六师”之名，正与文献对应。 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知，“西六师”的统帅大司马和众师氏都葬于丰镐，说明“西六师”的指挥中心在丰镐。但“西六师”并不都驻守丰镐，而是以丰镐为中心进行布防。“六师”之一的“豳师”，驻于宗周西北部的豳地。《史记·周本纪》武王灭商后“登豳之阜以望商邑”，鼎铭文和善鼎铭文均有关于“豳师”的内容。可见“豳师”是构筑在泾河中游的一支劲旅。“六师”之一的“盩师”，驻于宗周西南部的渭河南岸。旅鼎铭文和盩司土幽卣均有关于“盩师”的内容，其地在今周至县东洛南镇附近[37]216。穆公簋盖铭文记有关于“商师”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商师”就是驻守在今丹凤县的周军[38]67，铭文载周王即位之初即去视察“商师”，可见“商师”对于周来说极为重要，驻于宗周东南部的“商师”或应是“六师”之一。 东都成周，西周早中期位于今洛阳市瀍河一带；西周晚期东迁至今汉魏洛阳故城的狄泉一带[39]。为何营建成周？是因为宗周距离东方过于遥远，不易控制。需要选择一个如《史记·周本纪》所谓“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天保”之地，既能安定西土宗周，控制东方诸国，又能据险而守，处于西周王朝统治的中心，洛邑成周正符合这些要求。《史记·留侯列传》张良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这一天然的屏障构建起成周坚固的防御体系。 驻于成周的是“东八师”。“八师”又称为“殷八师”或“成周八师”，“八师”为金文所独有，而不见于文献记载。关于“殷八师”和“成周八师”，有人认为是两支军队，有人认为是一支军队的不同称呼。金文从未见“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出现在同一铭文中，故一般认为这是同一集团军的两种不同称呼。周初曾发生“三监之乱”和“东伐淮夷”的战争，“殷八师”应是在镇压和防止殷人及其与国及东方诸国反抗的过程中组建起来的。据《逸周书·作雒解》，成王二年，周公“作师旅，临卫政殷”，平定三监和诸殷。周公东征三监和诸殷并未动用驻于宗周的王师“西六师”，而是“作师旅”，征召兵员，组建师旅，这应是后来“殷八师”的基础。周初“八师”既在征殷的基础上组建，其主要职能又为监控殷遗民，故称“殷八师”，而“八师”又以成周为指挥中心，所以又被称为“成周八师”。有学者从洛阳北窑西周墓的文化内涵分析，认为该墓地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公共墓地[40]。这一认识极有见地。 “八师”并不驻守成周一地，而是分戍在以成周为中心的诸多战略要地。金文所见“八师”包括：“成师”，小臣单觯和兢卣铭文有见，驻防成皋；“牧师”和“相师”见于小臣簋铭文，前者驻于商郊牧野，后者驻于今河南内黄县境；“朽师”见于作册疐鼎铭，“朽师”应读为“柯师”，驻于今河南内黄县东北，近于卫；“炎师”见于召尊和召卣铭文，驻防鲁南的郯城地区；“古师”多见于穆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有人认为其驻防在今河南叶县一带，有人认为其驻防在方城山以北；“噩师”见于中甗铭文，是昭王南征时的一个师次地点，驻防于今南阳[41]213-226。另据《尚书·洛诰》，洛邑驻有周人的“洛师”。成周既为“八师”的指挥中心，又负有监控殷遗民重任，必驻防重兵，是故“洛师”也应是“八师”之一。 “八师”的布防，西接宗周“西六师”的“商师”，外围经南阳、平顶山到达鲁东南，主要防范南面的荆楚和东南面的淮夷；东、北据成皋延及殷商故畿，主要镇抚殷遗民。这样布防还可以保障东方贡赋和粮道的畅通，又与“西六师”布防衔接，使两大集团军能够首尾相顾，协同作战。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大举入侵周地，周王朝被迫调动其最精锐之师“西六师”和“东八师”合击之，才将叛乱镇压下去[42]483，正是两大集团军协同作战的精彩案例。 两畿之外是为诸侯之地。《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西周之所以实行封建制度，是“小邦周”灭掉“大邑商”之后，面对空前广阔的征服地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西周封建的途径是“授民授疆土”，通过将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授予周室的子弟亲戚，人为组成由非单一血缘亲属构成的邦国[43]。封建的实质是周王通过封建控制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行使主权，控制国人，通过对领土的分割治理，实现西周王朝对广大疆域的统治。西周统治者还从夏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抵抗异族“莫若亲亲，故以亲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据《国语·鲁语下》及韦昭注，作为屏藩的封国分布在两畿之外的四土，他们虽有国有卿有师，但诸侯作师，而卿帅之，卿又命于天子。据《周礼·夏官·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郑玄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选用之。”《左传·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杜预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杨伯峻先生注云：“齐侯爵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则国氏、高氏也。”[44]341考古发现也可证西周时期这一制度的存在，山东高青陈庄引簋铭文根据学者的研究，做器者引即为受王命世袭管理齐国军队的齐国上卿，地位与国、高相类[45]。西周王朝通过这种严格的制度控制诸侯国，使其既能有国以御外族，而又完全听命于周天子，真正达到以藩屏周的作用。 从国家产生之初的夏代开始，就非常注重构建以畿内防御体系为核心的一系列军事体系。夏商西周防御体系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的显著特征。多重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构建由外及内的多重防御体系，多样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完善防御体系，达到防御体系的完备和信息的畅通。其中多样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主辅都制的建立、据点防御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各臣服属国和封国的勤王义务以及后勤供应、道路交通、军事通讯和情报搜集等军事保障体系的完备。而军队从亦农亦兵的兵役制向常备军的演变、从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向步兵与车战协同作战方式的转变，也是防御体系多样性特征的一部分。 郑樵《通志》特别指出了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凭借高山、河流构建防御体系的历史传统：“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也；城池者，人之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故中原依大河为固。”夏商西周构建畿内防御体系过程中，均有效利用了高山、大河作为天然屏障。 夏至早商，畿内防御体系以城址、中心聚落结合山川河流进行构建，这一基本原则自中商开始不复存在。从晚商直至西周，商周国家更为重视强大而又机动灵活的常备军建设；畿内防御体系在利用天然屏障进行构建外，畿外则“建侯卫”，以屏藩畿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曾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 事实证明，夏国家畿内外一系列城址和环壕在屏藩畿内的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夏末商汤只有在剪灭夏畿内重要方国葛、韦、顾、昆吾的前提下，在攻下大师姑、望京楼等一系列拱卫畿内城址的基础上，才最终灭掉夏桀。夏灭商立，商王朝总结了夏构建畿内防御体系的成功经验，是故早商时期完全予以承袭。从中商开始的内乱，毁掉了早商构筑的一系列城址。这些城址在屏藩畿内、勤王戍边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据有这些城址的统帅也可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这就是从中商开始诸弟子互相攻伐的背景。取得王位的胜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定采取削弱割据势力的措施。这就是在畿内外从中商开始直至商末除都城外没有商王子弟驻守的大型城址存在，也没有商王朝可以倚重的畿外方国存在的原因。这也是“小邦周”在窥得商王朝畿内防御空虚的情况下，可以以区区数万兵力灭掉多达几十万兵力的“大邑商”的原因。西周王朝建立后，总结了商王朝防御体系中的这些不足，认识到屏藩畿内、保卫王室政权，还需要宗室子弟这些“亲戚”，这是西周实行分封制的出发点。很多学者还认为“东八师”是由东方各国军队共同构建的。纵览西周时期，畿外诸侯国的确起到了以藩屏周的作用。虽然夏商西周时期极为重视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但他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军队建设才是根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