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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与俄国宗教殖民起源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年01期） ［摘 要］：尼古拉•奥古斯丁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于船兵卫到达俄国的首位日本人，这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其中，宗教文化因素贯穿始终。17世纪初，尼古拉与宗教导师葡萄牙人德•梅罗一起被俄国沙皇连续两次流放至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和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修道院。尼古拉在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传播的关于日本消息是构建俄国《1670年宇宙志》的最原始素材。尼古拉被流放和被处死的经历映射出17世纪初欧亚大陆上的帝国活动和宗教竞争，揭示了“大混乱”时代外国对俄国事务的严重干涉，尼古拉的命运也因此成为俄国“宗教殖民”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尼古拉；梅罗；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宗教殖民 (一) 俄日两国历史上的首次直接接触在相关学术界存在不同声音。20世纪60年代以前，俄日两国学界普遍认为：俄国国内最早的、来自于日本原住民的相关日本信息，源于因海难漂流到堪察加半岛的日本人船兵卫(Дэмбэй Татэкава)。1702年，他受到彼得一世接见，主要谈论了关于日本概况。12船兵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到俄国的日本人，他传播了日本消息，这些消息被俄国政府用来试图确立与日本的政治与贸易联系。 随着历史科学的进步和学者对原始史料的挖掘，学界对这一结论的质疑越来越多。 1966年，С.Н.马尔科夫在专著《地球是个圆》中曾表示，“印第安人或印度教徒的天主教史料中提及的天主教修士——葡萄牙人梅罗的同行者是圣•奥古斯丁修会的成员日本人尼古拉。”329-3341914年出生于德国、1933年开始在日本生活的天主教徒休伯特•奇斯利克1971年出版了这位尼古拉的传记。通过描述尼古拉在俄国逗留的岁月，作者循序渐进证明了尼古拉是首位到过俄国的、为人所知的日本人。在对法因贝格专著《1697—1875年俄日关系》的书评中，高野明表态支持奇斯利克的观点，并将之与俄日历史文献中的传统观点作过对比分析。27俄国著名史学家Л.Н.库塔科夫在1988年出版的专著《俄国与日本》中也论证到：“到过我国的首位日本人并非船兵卫（加百列受洗后），而是早100年——即1599或1600年出现在俄国并以基督教名字尼古拉•奥古斯丁(Николай Августин)命名的日本人，他传播了日本消息。尼古拉作为波斯大使团成员到访俄国并参与伪德米特里政变，1611年被处死在下诺夫哥罗德。”127,507 日本学界的质疑更是掷地有声。1980年，日本知名俄国学家中村喜和详细分析俄日关系史后进一步证实：“尼古拉是历史上最早在俄境内传播日本之消息的日本人。关于最早日本消息的俄国史料除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外，就是尼古拉在1599-1611年逗留俄国期间的信息”。26-27他用如下推论证明自己的结论。 “尼古拉被流放至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几年间曾到过霍尔莫戈雷修道院，此时的他开始传播有关日本消息。此消息最早出现在1606年版的墨卡托地图集新增附页中，即彼得•蒙塔努斯对日本的描绘。 随后，这些描绘就出现在了各个时期的俄国宇宙志中。其中最完整的俄国《1670年宇宙志》第76章《关于日本或日本岛》包含着与日本地理位置、气候、动植物、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宗教、民族等有关的详细资料。书中还介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中世纪全日本的统治，以及1596年日本首都遭遇地震的情况。这本宇宙志中呈现的情况与尼古拉流放俄国期间的日本国内事实完全相符，让人不得不信服，尼古拉在俄期间传播了自己国家的消息。此外，俄国《1670年宇宙志》成型于霍尔莫戈雷修道院中，霍尔莫戈雷修道院与相邻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保持的长久联系也证实了消息来自日本人的可能性。”26-27 从历史地理学来分析，俄国人用来编著《1670年宇宙志》 的信息来自与一起被流放的尼古拉和随行天主教神父梅罗，这并非没有可能。历史上，曾经有两位圣•奥古斯丁修会成员被指派去罗马游历。他们穿过太平洋朝罗马出发时迫于台风迁到日本岸边土佐湾，之后返回到马尼拉。1597年梅罗和日本人尼古拉则接替他们穿过印度洋、波斯、莫斯科公国和波兰前往罗马。52 众所周知，18世纪的船兵卫在俄日关系史中占据重要角色。鉴于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有诸多争议，而国内学界却无人涉猎；对尼古拉履职的宗教使团与俄国农民战争关系（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也是我国研究薄弱之处。因此，笔者在阅读大量俄、日文史料、借鉴俄日学者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宗教文化的全新视角考察17世纪尼古拉在俄国（当时的莫斯科国家）的两次修道院之旅、综合评判欧亚大陆的帝国活动与宗教竞争，以及给当时俄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几点思考。 (二) 尼古拉出生于安土桃山时代（1573-1591年）的一个日本南方岛屿，确切时间和地点已不可考。年轻时他随父母迁到1567年为西班牙人所占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1594年由圣•奥古斯丁修会的葡萄牙神父尼古拉•德•梅罗（以下简称梅罗）主持受洗后取名尼古拉•奥古斯丁（以下简称尼古拉）。1597年，尼古拉作为随行神父与梅罗一起被圣•奥古斯丁修会的菲律宾教派联合会派去参加天主教在罗马的例行大会，以便于在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国王面前申请诉求。两位使者穿过葡萄牙殖民地到果阿（今印度境内）逗留期间，去往欧洲的海船只能在下一年通行，于是使者们决定穿过波斯和莫斯科公国继续旅程。 16-17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传道者们已经在波斯展开积极的传教事业，力图将其纳入反奥斯曼帝国的广泛联盟中，为反对穆斯林的新十字军东征作准备。167早在1571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取得对土耳其胜利后，莫斯科公国和波兰立陶宛公国就计划加入这一联盟。俄国人与波兰人之间达成的妥协使天主教以传播新十字军东征思想（东方思想）的渠道和方式加深了对两国的影响，罗马天主教皇西克斯特五世（1558-1590）则借机认真谋划了借助波兰人从莫斯科到达君士坦丁堡。25-26 同欧洲国家结盟来对抗土耳其人的想法和与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1587--1629）不谋而合，他宽容地接纳了两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根据他提议，尼古拉与梅罗同意加入出使欧洲君主宫廷的使团执行秘密任务——商讨结盟事宜。英国人安东尼•希拉列伊被任命为使团首领，而梅罗则担任密使，在罗马与马德里拥有平等的权力。关于这一点，梅罗在1599年5月24日写给修会会长的信中有所提及。72 1599或1600年秋，大使团走海路到达阿斯特拉罕，入冬前抵达下诺夫哥罗德，随后走陆路来到莫斯科。27在克里姆林（古俄国城堡的内城），日本人尼古拉和梅罗在来自米兰公国的天主教医生保罗•奇塔丁尼家中完成祈祷仪式，并按天主教仪式为主人刚出生的女儿施洗礼。这种被当地法律严令禁止的行为给使团首领安•希拉列伊提供了难得的口实。 1054年后，基督教世界的东西分裂使得莫斯科罗斯作为东正教世界一员与天主教对立，1442年罗斯教会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伊凡四世（1547-1584）解决地方分立问题之后开始管制教会，于1551年召开第一次全俄宗教会议确定了统一的宗教章程，被称为《百条决议》，对各地很多混乱仪式做出统一规定，对已有宗教仪式加以规范化、法律化。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约夫当选为第一任牧首。至此，莫斯科国家的教会彻底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与之保持平等地位，并成为东正教世界最大的自主教会，与之保持地位平等。95-99一直以来与梅罗不合的希拉列伊把梅罗看做对手。关于梅罗被当地法律命令禁止的行为，他迅速通过英国商人呈告给沙皇鲍里斯•戈杜诺夫（1598-1605），并控告二人从事对异教徒有利的间谍活动。随即，尼古拉与梅罗遭到搜身与搜查，阿巴斯一世的国书以及给罗马教皇克雷芒八世（1592-1605）与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三世（1598-1621）的信函被搜出，这引致极大怀疑。在与希拉列伊的激烈对质中，梅罗竭力以“希拉列伊出身寒微，善于在工作中贪图私利”为由为自己辩护。大使团的初衷是想联合俄国当权者，使俄国充当反奥斯曼帝国的全基督教联盟的一分子，但能证明这一切的书面证据，梅罗拿不出来，他更未能说出大使团此次的具体任务和计划。在宗教竞争的大背景下，两位奥古斯丁修会成员的行为所呈现出的形式上对俄国法律的破坏在英国新教徒希拉列伊的揭露下显得尤为严重。最终，尼古拉与梅罗被流放到索洛韦茨基岛上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 很快，安东尼•希拉列伊和他的同伴穿过阿尔汉格尔斯格前往欧洲。 关于二人被流放至索洛韦茨基的消息经由在莫斯科传教过的天主教徒传至驻克拉科夫的教皇使节兰科尼。741604年，他请求波兰政府在莫斯科公国提出申诉，试图为两位“异教徒”谋得解放。74波兰政府丝毫没作拖延，很快通过外交渠道发出呈文。了解到此事件的克雷芒八世也要求由莫斯科前去波斯的加尔默罗会 修士约翰•法杰伊向俄国政府请求赦免两位天主教徒。74 1605年1月，戈东诺夫派遣多勃雷尼奇率军征讨伪季米特里率领的波兰军队，任命瓦西里•舒伊斯基担任多勃雷尼奇的副将。起初舒伊斯基率军击退了伪德米特里，但他希望借助伪德米特里推翻戈东诺夫，所以未对其继续打击，更是命令军队给伪季米特里让出一条路，最终让其率军开进莫斯科。 法杰伊曾被克雷芒八世介绍给莫斯科冒名沙皇伪德米特里一世。伪季米特里一世的身世在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多数人认为他就是潜逃到波兰的教士格里高利•奥特列别夫，因此在他执掌莫斯科政权的1605年，上述申诉请求似乎要得到满足。 但事情进展并未如预想顺利。“关于独断专行（指沙皇戈杜诺夫）的消息传到德米特里耳中，他命令这二人到莫斯科来”——天主教神父皮令格写道——“很遗憾，他们未按时赶到与其进行谈判。不过梅罗提前接到通告，等待他们的还有前去拜访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使命。”275-276伪德米特里一世把收复君士坦丁堡、帮助东南欧东正教各国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己任，为此他希望能与其他欧洲国家、天主教廷结盟，共同抵抗土耳其。伪德米特里多次公开表示对大贵族认为东正教是独一无二的正教信仰深感不解，认为蔑视欧洲国家和天主教是毫无道理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本来同为一教，如果东正教不能与天主教和解，但也大可不必势不两立。这就不排除在未来的日子里，尼古拉和梅罗被利用来建立同欧洲国家、其他远东地区国家包括日本之间联系的可能性。 1606年，瓦西里•舒伊斯基（1606-1610）在诺夫哥罗德主教主持下加冕称帝后，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导致的动荡局势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南方农奴在波洛特尼科夫率领下发动起义，公开反对沙皇政权。舒伊斯基为争取大贵族和封建领主的支持，下诏废除了伪德米特里时期松懈农奴依附地位的法令，加紧对农奴控制。舒伊斯基此时忙于镇压农奴起义、对付卷土重来的波兰军等国内事务而无暇旁顾，并未考虑继续将大使团派往欧洲宫廷一事。因此，梅罗在与他的见面中并未就申诉一事获得正面回应。不仅如此，参加此次会谈的英国翻译还试图挑起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以此曲解梅罗讲话的含义和来莫斯科的意图。1606年8月14日，梅罗和尼古拉最终被发配到离罗斯托夫不远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修道院。275-276 (三) 从俄日两国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明确获知，在描述尼古拉与大使团在欧亚大陆的修道院之旅的史料中，西班牙史料称梅罗的同行者为日本人，波兰史料中则把他称为印第安人或印度人。伪德米特里一世的妻子、马琳娜•姆尼舍克在日记中提到梅罗的第二次流放时写道：“他从那里寄了一封用法语写的长信给省长大人（指伪德米特里一世尤里•姆尼舍克），信中描述自己的惨痛境遇，证明自己为在美洲、印度和波斯传播天主教信仰所做的努力，请求省长大人回国后通过教皇告知西班牙国王，他为宗教做的努力和成果是多么重要。对于解放和他一同前往西班牙王室的显贵、富有的年轻印第安人的关注足能证明这位修士善良的心灵……”96皮令格则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这件事：“这个葡萄牙传教士是为西班牙服务的，他在旅行期间来到莫斯科。人们叫他尼古拉•德•梅罗，他是圣•奥古斯丁修会的成员，在印度历经12年的传道后穿过波斯和俄国回到马尼拉，陪同他的是年轻的印度王子。”275之所以在西欧文献中称尼古拉为日本人而东欧文献则称之为印第安人或印度人，原因在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之后的英国人在16至18世纪初已经初步知晓远东，包括日本国；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1111-1113年）和拉夫连季耶夫的基辅罗斯编年史抄本（1377年）也都将这一地区——世界的一部分——视为东方或第三印度，将其归纳到基辅罗斯居民的地理概念中，使波兰人和俄国人产生了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110在这里，民族称谓“印第安人”、“印度”和“印度人”经常被用于同一个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00年后日本人船兵卫也被认为是俄国的印第安人，实际上，这与俄国的疆域开辟者们将日本国（Нихон, Нифон）首都命名为江户（现在的东京）或者错误地音译为Энду是有关联的。139,70-77 中村喜和指出，天主教文献中对两名流放的奥古斯丁会成员与波兰人的交往虽然言过其词但确是事实，“德•梅罗寄给波兰政府至少三封信函”。“根据这些信件”——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至少在这一时期，他和他的日本战友尼古拉处于十分严峻的条件之下。更何况，无论这多么令人震惊，梅罗在和与尤•姆尼舍克（伪德米特里二世）秘密通过信的莫斯科大贵族会面时，获取了涉及到潜在战争形势的秘密信息。当然，梅罗对“死去的”伪德米特里一世和“尚健在的”伪德米特里二世都抱有好感。甚至可以认为，在这一复杂形势下，梅罗参与了这桩与莫斯科公国作对的政治阴谋。”20 修道院里梅罗和德高望重的隐修士叶里纳赫建立起了良好友谊，叶里纳赫的同情心极大改善了两名流放者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修道院的生活条件。而叶里纳赫与瓦西里•舒伊斯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过反波兰侵略者的民兵统帅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大公的十字架作为祝福。“事情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他（梅罗）不仅尽量为与反对瓦西里•舒伊斯基政权、拥护伪德米特里二世的波兰人谋求利益，还努力建立与1606—1607年波洛特尼科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间的联系。”75 根据瓦西里•舒伊斯基和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齐格蒙德三世的特使签订于1608年7月25日、为期3年11个月的停战协定，沙皇应该释放省长大人尤里•姆尼舍克、玛琳娜•姆尼舍克及其子女，以及被俘的所有波兰人。按照梅罗针对波兰省长大人的请求，不排除在应得到解放的“不信教的拉丁人”中包括葡萄牙人梅罗本人与尼古拉。1608年末，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军队无视停战协定，合力围攻莫斯科，并利用市民对舒伊斯基政权的不满占领附近其他一些城市。许多被释放的波兰人拒绝离开俄国国境，加入到反对沙皇政权的进攻中。梅罗和这些人一直保持通信。490 不思进取的伪德米特里二世率领波兰军队前锋抵达图希诺一带后并未一鼓作气拿下克里姆林，而是驻扎在此地当起了“图希诺匪首”。1609年秋，对其极为不满的齐格蒙德三世亲率大军入侵莫斯科进行公开干涉和侵略。统帅波兰军队的盖特曼扬•萨佩加洗劫了莫斯科公国东北部的罗斯托夫和毗邻地区。这一地区的乌斯季耶河边坐落着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修道院，尼古拉与梅罗就住在此修道院中。于是，尼古拉与梅罗被送到下诺夫哥罗德。 关于日本人尼古拉最后的命运，一直众说纷纭。А.卡斯特罗断定，1611年11月11日，即圣•奥古斯丁之日，他与梅罗因拒绝转入东正教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修道院关押后被处死。245-246但Н.金尼阁写道，由于当地波兰人庇护，梅罗未被处死而是被送往斯帕斯克沙漠。1612年，与自称“阿塔曼”（沙俄自由哥萨克队伍中选出的首领）的伊万•扎鲁茨基同时到过下诺夫哥罗德的玛琳娜“女皇”救出他后一起逃至阿斯特拉罕。1614年再次被俄国军队俘虏后梅罗在阿斯特拉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89-290,292 按照卡斯特罗的观点，即日本人尼古拉似乎是被瓦西里•舒伊斯基大公下令处死的，这一说法经受不住考证。因为舒伊斯基1610年7月17日已经被废黜，比推断的日本人尼古拉的去世日期早一年多。欧洲史料中也没有任何解释和推测表明，死的是日本人而其他天主教徒波兰人和梅罗似乎还活着。况且，按当时的宗教法律，下诺夫哥罗德的波兰人甚至可以按天主教仪式埋葬和自己同信仰的人。22 日本人尼古拉被处死；他的庇护圣徒梅罗作为天主教高级代表被释放，并与玛琳娜•姆尼舍克一起逃亡；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能够根据1610—1611年间莫斯科公国的形势来分析。对这些事件可能产生影响的是齐格蒙德三世一开始与来自伪德米特里二世图申阵营的俄国大贵族妥协、然后又与莫斯科七人贵族政府之间的约定。1610年2月4日，俄波双方签订条约，保持俄国大贵族原有特权，俄国承认波兰王子弗拉底斯拉夫为俄国沙皇。1610年7月瓦西里•舒伊斯基被废黜后出现过类似条约。因此，俄国大贵族允许波兰军队进入莫斯科。“不信教的拉丁人”的左右逢源、随时探秘随时泄密的行为引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异常愤慨。1611年，在反干涉运动的城市中心开始形成第一批人民义勇军，同年3月逼近莫斯科时，强烈呼吁惩治“不信教的拉丁人”，宗教领袖们也要求人民驱除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异端。莫斯科政权残酷镇压了人民起义，为平息民众因野蛮迫害产生的怒火，波兰政府得以在和俄国贵族的约定中达成妥协——救出梅罗本人，把“他的人”异教徒日本人尼古拉当作替罪羊。 日本人尼古拉作为仪式祭品被处死，这就意味着17世纪日本武士道精神与俄国习俗互相认同是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22因为“这个城市（指下诺夫哥罗德）的居民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容许不同的宗教信仰，从伊凡雷帝时代起就有大量的被俘外来者流放至此，包括天主教徒。”338下诺夫哥罗德的宗教带有明显的对抗莫斯科的政治倾向。在基辅罗斯以后的公国时期，城邦共和国制度下的“维彻民主”(Вече) 中产生宗教多元局面。由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宗教宽容特点突出，并不强制推行东正教化，因此那里非正统教派异常活跃，在与莫斯科的抗争过程中各种“异教”十分流行。可见，日本人尼古拉被处死不仅只是宗教原因，也渗透政治色彩，带有对尼•梅罗施压的目的，强迫他交出策反莫斯科公国的政治阴谋的秘密信息。 俄国历史上从1598年留里克王朝灭亡至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间的政治危机时期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即“混乱时代”，农民起义、宗教竞争（残酷迫害异教徒）、外国干涉和王位争夺不断。因宗教原因而肇始的尼古拉的命运在这一时期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涵义，其本身也足以还原出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历史图景。 (四)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是俄国对日本产生兴趣的最早时期和积累认识的早期阶段，对日本的诸多早期认识在传统意义上与东方或第三印度的概念紧密相连。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到达俄国的首位日本人”被认为是17世纪初旅居菲律宾马尼拉的日本基督徒尼古拉具有一定历史依据，并被诸多俄日学者所证实。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尼古拉所应承载的“开启俄日关系”的使命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借助他来建立与日本的实质性政经联系几无可能，俄日关系的建立是在近两个世纪之后的1855年，但他却是宗教层面上含义饱满的“历史角色”。尼古拉被流放和被处死的经历不仅映射出17世纪初欧亚大陆上的帝国活动和宗教竞争，也深刻反映出当时的俄国社会。 一、经由尼古拉获得的消息为俄国旧礼仪教派教徒波莫利亚人 关于“日本国”或笃信宗教的古老国度“白水国”（古代宗教信仰者的迦南福地）的假说提供了最原始资料。来自尼古拉的日本消息被用来构建《宇宙志》（1670年最完整版）中有关日本的章节，俄国在给其首位驻中国大使斯帕法里关于建立俄日关系的训令中也采用了这些内容。俄国人寻找满地金银的“白水国”的“遇见日本”行动是对西伯利亚开发和远东拓殖的最重要策略之一，苏联西伯利亚学的奠基人С.В.巴赫鲁申将之称为宗教殖民。16可见，俄国的宗教殖民发轫于尼古拉，却远不止于尼古拉。 二、伪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期努力扩大与不同国家的外交联系，于是日本旅行家尼古拉被启用以建立与其他国家包括世界的东方之间的联系是很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在其短暂掌权期间得到有效利用。这可以理解为波兰贵族与莫斯科国家的民族矛盾、以及莫斯科国家的内部阶级矛盾产生的巨大内耗所致。 三、针对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农民战争被外国武装干涉替代的俄国国内形势，苏联学者И.И.斯米尔诺夫认为，“俄国历史在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世界不同国家的代表对俄国各种事件的积极参与。外国人对俄国事务参与的范围之广实属非常，达到这种特有参与极限的是日本人尼古拉和他的同伴梅罗。”5 17世纪，未回应梅罗请求的舒伊斯基废除伪德米特里时期松懈农奴依附地位的法令、加紧对农奴控制，这是延缓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因之一，给俄国社会生活中带来巨大影响。在西欧，民间宗教或宗教异端常常被农民作为斗争旗帜，最明显的莫过于路德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而对俄国农民运动中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国内学者却究之甚少。原因在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模式总是把政经体制列为主要因素，宗教永远无法与反抗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研究者普遍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农奴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而爆发，很少考虑到宗教因素，忽视了农民起义中的宗教属性与宗教诉求等问题。4,17实际上，尼古拉被流放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和最后被处死地下诺夫哥罗德后来都发展成为俄国宗教运动的据点和中心。用莫斯科政权的语言说，索洛韦茨基修道院是个“藏污纳垢之地”，“集中了万恶之源”。俄国农民起义中对“不信教的拉丁人”的惩治也为我们研究上述薄弱问题提供了鲜活素材。 (注释略) （邢媛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