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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供给侧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度分析 从以上对以民族八省区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数量与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全国范围而言，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较为合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组织内部部门结构分布不合理及其自身运营效率较为低下，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构的转型适应不足。 （一）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三大产业配套社会组织分布不合理 从历史原因来看，由于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传统的农耕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政策扶植，民族地区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后,随着改革开放由东向西阶梯式演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族地区逐渐纳入到国内市场的体系当中。但是，由于发展原生性差距的存在，民族地区在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共同繁荣和差距逐渐拉大并存的局面。在党的十九大上,协调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民族地区农村与农业服务组织比重较高，而工商业社会组织比重较低，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地区的显著性差距，同时就其自身发展而言，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并未跟上其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其社会服务组织结构与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匹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经济背景之下，只有促进社会经济服务组织的分布结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调相一致，提升工商业社会服务组织的比重和质量，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好经济发展的保障性工作。 （二）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组织结构与其区域文化经济发展潜力不匹配 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与民族色彩，在促进民族团结、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与作用。因历史文化差异，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社会福利等领域提供的服务具有明显的民族区域特色。从民族文化产业经济的视角看，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组织发展滞后，不利于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链条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其高附加值以及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凸显。民族地区恰恰可以借助其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同时，文化产业链条的发展对于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生态文明都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生产中习得并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衡量民族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重要指标。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集中展示，民族文化得不到尊重就容易引发民族矛盾。这是由于在民族文化中，一些文化元素的表达具有民族关系意义上的敏感性。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基层的文化集合和传播的重要组织形式，如果其发展水平落后，将不利于多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只有频繁的民族交往才能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团结与和谐，这对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三）民族地区科学教育组织发展机制不合理 科技作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往往能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及其资源的利用程度。教育对于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民族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对于其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实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上面的数据分析看，民族地区的科教社会服务组织比重高于全国水平。数量上的优势有利于民族地区弥补其在科教事业上发展落后的短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科教社会服务组织的内部结构并不合理。首先，就科研组织而言，其发展经费长期依赖于政府“输血”，自给自足能力较弱，高端人才以及满足地区特色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不足，是其发展的主要桎梏。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教育组织而言,支教团体占很大比例，而这些团体存在着经费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员流动性大以及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支教组织在教育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发挥作用。 （四）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整体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效益有待提升 民族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就我国整体水平而言相对较低，因此社会组织特别是与民族生计方式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市场融人性较低，导致其内部管理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与市场的适应性不足，这不利于其自身向现代性的社会组织转型以及适应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趋向。现代社会组织要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就是建立现代化的战略管理机制与绩效考核机制，通过内部结构的有效构建与优化来适应市场资源配置的模式与政府的政策性要求。因此，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内部的现代化转型，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体系、考核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对于提升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整体效益，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从八大民族省区整体的角度来分析其社会组织结构与全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与差距。在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社会组织部门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由表2-1可以看出，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组织部门结构与全国社会组织部门结构分布较为相近，而宁夏、新疆等地的社会组织部门结构则与内蒙有较大差距。 可见，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二元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下，只有完善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分布，加强社会组织区域间的协调建设，才能使社会组织的供给侧结构更好地满足需求侧的需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以民族八省区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改革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八个省级单位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供给侧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更加注重引导社会组织地域性与功能性分布的协调发展并不断完善其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政府的引导与社会组织自身的整合是使社会组织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促使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更加强化。 （一）优化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内部战略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提升运行效率与社会融入度，促进其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治理相适应 根据民族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组织管理内部管理与考核机制，是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适应性问题的内生性路径。在管理机制构建的过程中，要强化环境分析、战略规划以及战略实施，根据组织自身的发展目标以及区域经济的特性制定组织的运行机制并实现有效下沉。同时，积极发挥先进人才对于组织建设的骨干作用,通过组建符合现代社会组织信息化、市场化以及公民化发展要求的管理团队，来提升组织内部的管理水平。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可根据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人才资金缺乏等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细则政策以降低社会组织在资金规模、人员数量、办公场所等方面的硬件登记条件要求，通过降低门槛和实施备案管理，发展符合民族地区特征和需求的社会组织。由此可见，社会组织通过建立符合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特色与要求的管理体系与发展目标，提升自身的市场适应性与运营效率，对于强化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具有正面效应。 （二）积极汲取宗教组织管理的经验，完善社会组织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机制 宗教在边疆民族地区对于少数民族信教群众而言，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力量和组织体系。应当尊重宗教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积极汲取宗教组织管理经验和解纷文化，弘扬一些宗教教义中有助于发展生产，促进商业贸易交流的思想，加之政策资源的引导来促进工商业社会服务组织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对工商业行业协会，通过政府性的管理与疏导，促进其组织制度的完善和覆盖领域的全面，从而强化其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力，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民族地区工商业市场朝着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民办非企业的社会组织，要通过财政支持或者舆论宣传等方式，促进其组织结构的优化与社会效益的提升，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挖掘整合民族地区优势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中的作用，从而引导剩余劳动力逐渐流向优势产业并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例如民族特色村寨就是这类社会组织充分挖掘民族优势资源而产生的，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提升。 对于民间文化组织，我们要积极鼓励民间民族文化交流组织的创立，发挥社会文化组织在基层设置议程上的作用，形成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的社会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链条的发展和完善。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喜州镇周城村为例，周城村是著名的“扎染艺术之乡”，村内成立了“周城扎染研究会”和“民族扎花协会”，开展扎染艺术的研究和传承工作，展览优秀的扎染作品并开设体验馆,使扎染艺术融人到旅游文化产业之中，促进了传统白族扎染技艺的传承并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在基层群众对于社会组织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提升民族地区科教组织自身发展水平，推进精准扶贫与人的全面发展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因其产生发展植根于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与民族文化土壤，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区宗教氛围相对浓郁,群众信仰宗教较普遍，因之基层群众对于相关社会组织的情感认同要强于其他地区。这类地区的文化组织要充分利用这种情感认同，促进地区文教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组织的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民族地区科研组织而言，其重要发展方向在于“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扩展。对于民族地区科研组织出现政府依赖性强、财务困境显著、人才缺失的现状，我们首先要充分利用国家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人才的吸引效应，积极招募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紧缺型人才。同时，促进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提高科研要素在地区经济收入体制中的分配比重,拓宽科研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对于民族地区科研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民族地区教育组织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教育资源缺失是导致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重要内生性因素，社会性教育组织在地区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积极促进教育组织的发展，在组织建设和资金投入上予以支持，从而为贫困户职业技能和生存技能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强化对支教组织的管理，在法律登记环节严格把关，对于符合规定建立的支教组织依法监督。另外，要增强对支教人员的素质考核和流动性管理，完善支教组织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 （四）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二元模式，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社会矛盾的处理效率 就目前我国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而言，政府引导公共组织，通过特许经营权、招标等方式将公共服务的经营权让渡给公共组织。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民族地区农牧民群众生活方式及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必然使得这一过程表现出区域性特征。民族地区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自有其产生和存续的民族和民俗基础。民族地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并未制定完善的购买制度，因此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加强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增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并完善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机制，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在供给侧的质量水准，也有利于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要加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政府在政策决策阶段与执行阶段在机制内运行，防止寻租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另外,还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监督市场的职能，促进市场在其体制和法律框架内健康有序运行。 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作为政府的辅助性机构来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社会组织具有基层性特征，因而社会治理当中群众的矛盾首先汇集于此。完善社会组织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功能性分布,既有利于及时搜集相关信息、提升社会矛盾的解决效率，也有利于民族地方政府及时通过社会组织了解经济社会与基层民生的发展状态并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同时,社会组织的这种功能对于协调基层政治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正面效应，有利于构建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镇南五里桥村为例，村内通过成立寺管会和老年协会等组织来协调村民之间的关系，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升了村内的社会治理水平。 （五）通过强化社会组织在民族工作创新机制中的作用，拓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 民族地区社会服务组织广泛存在着公众参与性不强的问题，社会组织自身的社会动员力无法得到有效兑现。长期以来，受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宗教等影响，一些民族地区群众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有限，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往往“信权不信法”“信教不信法”，出现解决纠纷“不找法院找寺院、不找干部找头人”等现象，直接影响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效能。公民广泛地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民生事务或者基层政治事务的管理当中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互动参与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决策构建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之上，铸牢“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使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更加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组织这一平台上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可以使共同体认同更加内化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之中。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镇龙下登村为例，该村不断创新民族工作机制，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村内民主并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龙下登村建立了大理第一个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理事会，理事会根据程序选举产生，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意志。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理事会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了年收入30万元的目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铺设青石板景观路，修建便民食堂。这一组织完善了村内民主体系，促进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使村民生活的幸福感显著提升，村民对政府、地域和民族的认同感也有效强化。由此可见，通过社会组织来发挥创新民族工作机制的作用，可以有效强化民族地区群众的政治参与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更加和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结语 民族地区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不充分不协调发展矛盾集中的地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非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必须通过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培育良好的社会组织形态，保障公平竞争，加强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共同富裕，弥补市场的不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建设必须随着我们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不断深化。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在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非常不容易，需要跨过的重要关口之一就是要在以八省区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报告中谈到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力，多解民生之忧，把增加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建设体现的不仅是发展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考量。 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