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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属于叙事史学，与近代史学属于分析史学性质不同。传统史学以叙述历史事实、保存历史记忆为基本职能，为了满足叙事角度的变化，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了适应叙事时段的选择，出现了通史和断代史等不同的叙事体裁。所谓通史，是指其叙事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而是跨越多个王朝，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具有纵贯古今的特点；所谓断代史，与通史相对，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具有横截历史的特点。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过是中国传统史学展示的方式而已。 通史与断代史之争 中国史学史上，出现过通史与断代史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唐代刘知幾重视断代，对班固十分敬重，而对司马迁颇有微词。针对有人称司马迁写通史“叙三千年事”只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西汉一朝“二百年事”却用了“八十万言”，因此“固不如迁”的说法，刘知幾批评道：“《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指责司马迁的通史详略不当。至于班固，其《汉书》在取材《史记》的同时，删除其中的“烦芜”，如果让司马迁也来撰写《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那么“恐当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显然，刘知幾对“《汉书》断章，事终新室”（以上皆引自《史通·杂说上》）之断代为史的方法比较欣赏。 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崇通史，对司马迁赞扬备至，而对班固抨击再三。他不断阐发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通”的思想，赞扬司马迁“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批评班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反复斥责班固“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通志·总序》）。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也赞美通史，贬斥断代，指出：“惟太史公号称良史”，后来执笔写史之人“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他顺便对司马光的《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文献通考·自序》）的优点进行称颂。 惩于前人对郑樵和通史的误解，清代章学诚特撰《申郑》篇，并仿作《校雠通义》，以张大郑樵之学及其会通观念和通史体裁：“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申郑》） 降至近代，通史与断代之争仍然不绝如缕。张舜徽重视通史，不太重视断代，曾批评当下学人弄不了通史，就弄断代，弄不了断代，就弄专题。然而，他在通史写作上，却未竟其功，以70岁高龄写出的《中华人民通史》，未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化境。相反，他为写通史，从专题入手，步入断代，写成的《清代笔记条辨》《清人文集别录》《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却备受关注，被目为清史大家。这是张舜徽所始料未及的。与刘知幾、郑樵顺应时代潮流、重视断代或通史不同，张舜徽是逆流而动的中流砥柱，在学术大势重视专题和断代的背景下，执着于通史的撰写，值得同情和敬佩。 通史断代史各有长短 其实，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各有优势。通史以其纵贯古今的开阔视野和奔腾气势，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悠久和生命力的畅通，断代史则以其横截的剖面，向人们展示了一朝一代历史的细致和周详；通史有一种连续的动态属性，而断代史有一种定格般的静态样式。通史展示的是纵贯千年的历史画卷，断代史聚焦的是横截一朝的历史画面。通史之优点，章学诚从编纂学的角度有充分的肯定，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同时指出：“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文史通义·说林》）断代史之优点，体现在逐朝撰写、代代递进上，则使它自班固以后，成为史学的主流，《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直至《明史》，代有所修，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 然而，通史和断代史又各有所短。在相同篇幅的情况下，通史虽然能够纵贯古今，但被迫忽略各个王朝的细部，无法对各王朝的微观史实进行刻画；断代史虽然具有聚焦一代、详细剖析一朝历史的特点，但却就事论事，难以从纵贯千古的视野观察该王朝的应有地位，也不能达到“一册在手，尽阅千古”的目的。关于断代史的弊端，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挑明道：“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更为严重的是，断代史“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通志·总序》）关于通史之弊，连一向赞同通史的章学诚也承认“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文史通义·说林》）。 其实，通史和断代史之间适成相互补充之关系，通史之长就是断代史之短，通史之短就是断代史之长。试图兼而有之的努力，往往难竟其功。《通志》是郑樵将此前的十余部纪传体正史打通编纂的尝试，试图将断代史整合成通史，但因为在史事上没有更多的新材料，在观点上也没有足够的新发现，因此未能达致目标，反倒被人视为典章制度体而归诸“三通”之中，成为历史的遗憾。 以纵贯突出横截 有些史书，看似纵贯千古，实则横截一朝，以千古为铺垫和序曲，以一朝为突显之对象。司马迁的《史记》号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纵贯古今而著名，他自己也声称“通古今之变”，但实际上，他写《史记》意在通过千古之铺叙，突显汉朝之伟大，反映“宣汉”的主题。为此，采用详近略远手法，对过去的帝王数人立一个本纪，而汉代皇帝则是一人立一纪，最终放大并聚焦于汉代，显然是以纵贯来显示横截。 杜佑的《通典》，虽然从上古一路写来，但大部分篇幅都在写唐朝，此前的撰述只是铺垫。这与杜佑重视厚今薄古思想、强调今胜于昔的观念有关。他指出“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职官典》）。因此，写古代就是为了突出今天（唐代）。这也是以纵贯突出横截的表现。 清乾隆时修“续三通”，本意写成三部典章制度体通史，重点仍然是突出清朝典章制度的伟大，但因为清代部分写得太过详细，乾隆帝干脆下令“古今分帙”，将“续三通”各自一分为二，形成“六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代部分的“清三通”，变成三部断代史，成为以纵贯突出横截的极端例子。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早于他很多世纪，司马迁、杜佑、乾隆帝已经表达了类似观念。 当然，宋朝的史学，通史往往断自前朝，忽略当代。《通志》止于隋唐，《资治通鉴》亦止于五代，并无以纵贯（千古）突出横截（当朝）的意图。郑樵之写《通志》是模仿司马迁而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极古今之变”，但却未谙司马迁撰述通史之奥妙。司马迁是以千古历史为铺垫，着重叙述和突显西汉的历史，是以纵贯而突出横截，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郑樵则止于隋唐，不达时变，昧于“通古今之变”之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