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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新时代史学呼唤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通过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将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关 键 词：史学史的反思 中国史学史 学科体系 中西比较 史学评论 作者简介：杨艳秋(1971-)，女，四川彭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白寿彝指出，从学科结构上讲，史学史是较高层次的史学工作。他说：“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①杨翼骧对史学史“反思之反思”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重要性阐述说：“如果说历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系统反思，那么史学史就是对历代史学遗产与史学活动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而史学活动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则史学史研究即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一点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② 从20世纪20年代，史学史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提出，已近百年。历经三、四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研究摆脱了“旧的史学史工作的躯壳”，迎来了21世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融会贯通的新局面。在一段时期内，当中国史学研究因“碎片化”倾向受到诟病的时候，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碎片化却并不明显，相反，以宏观的视野、多样的视角、丰硕的成果，稳固、提升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学史研究具有反思的特性。 一个学科地位的取得，取决于它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广度在同一领域学科发展的潜力和话语权，在这一基点上，中国史学史学科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个挑战来自20世纪以来新知识的产生、新理念的引入，社会发展引发的新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挑战。胡逢祥指出：“与人文学科专史化比较起来，不能不承认，史学史研究的战场依然不够开阔，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③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史学史学科向着繁荣继续前进，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以下五个方面或是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方向。 一 在检讨与自省中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探索，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类论文和专著难以尽举，仅史学史通史类著作就有二三十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史论著出版与编撰连续不断背景下建设新的史学史学科的实践。1999年，瞿林东出版20世纪最后一部史学史著作《中国史学史纲》，体现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新进展。新世纪之初，两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史》三卷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六卷本的出版，代表着21世纪之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详实与精进。此后，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瞿林东《中国史学史教本》、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的出版，则代表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对中国史学史的纵深探索。从这些中国史学史通史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演变。以什么样的内容和框架形成中国史学史的知识体系、支撑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完善史学史学科体系探索的首要问题。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践中，设计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和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 一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史学史的作法》一节主张的，把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项基本内容对史学进行专门研究。④王玉璋、金毓黼等人依此进行撰著，以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色：“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⑤在新世纪，继承这一体系脉络的史学史通史著作，是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与他撰著的《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2016年出版的《增订中国史学史》一书，继续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各成系列的特点，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以史家为主体、史书为主干，详开创、重划时代者”⑥，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划分为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和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对史家、史书的认识较之前注目于人物、典籍的认识走向深化。 另一路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基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史学史大讨论形成的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以朝代为线索，探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路径。张越称之为“史学—社会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⑦这一路径体现在白寿彝、杨翼骧、瞿林东、乔治忠等学者的史学史著作中。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指出，史学史的范围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⑧90年代初，白先生提出：“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历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历史文学史、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⑨90年代末，瞿林东从理论上着眼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实际上也是论述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包括“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⑩新世纪，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拓展为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八个方面。(11) 第一种路径沿梁启超的思路而进，在新世纪认识更加深化。其特点是注重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和史书系列的形成演变。认为史学史应以史部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探讨史学思想，也应主要考察史部书中的史学思想。第二种路径则将探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作为重要任务。如白寿彝所言，中国史学史是“以中国史学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12)这一路径将历史理论(历史观)、史学理论作为史学史框架的重要内容，强调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由此不断拓展史学史的内容。分析这两种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学科史角度的学科边界问题。梁启超在谈及学科进化分化的原则时指出，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科学以前，范围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最后分野越分越细，缩小领土，“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以求研究深透。(13)新世纪，两种路径中最值得商榷的问题，恐怕是“历史理论”是否要纳入研究范围。谢保成从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这一思路出发，认为历史理论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高度重视，但是历史理论属于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研究的范围，作为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中国史学史不应把历史理论当作研究对象，以免混淆与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的界限，但是可以关注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非主流意识如何影响和干预当时的史学。(14)乔治忠对史学史中的历史观研究也做出界定，他指出：“严格地说，历史观在整体上不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所以要研究对史学造成影响的历史观。(15)谢保成还提出了史学史研究仅有思辨而无史实、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相混淆等不足或误解。(16)这些不足多是对学科边界认识不清造成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已趋成熟，明确学科边界，是深化研究的重要一步。 第二，如何拓展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问题。连续不断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编撰与出版是建设新的史学史学科的实践，但由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史学史研究路径已经成为较为稳固的思维框架，几乎很难有继续开拓的学术空间，本世纪的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是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17)如何在学科反思中更新知识体系，是21世纪史学史学术地位的提升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