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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探讨“最近史学的趋势”下形成当代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学科的总结与反思特色，从史学史学科创立之初就已显现。梁启超提出的史学史框架中，第四部分是“最近史学的趋势”，他说：“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18)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因为将史学史研究倾向于“史部要籍解题”而受到批评，但其最后“最近史学的趋势”一章综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却抓出了其所处时代史学的特点，实现了当时史学的总结和反思。而这一史学史研究的传统，在史学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史学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持续前进，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学之史”也随之延续，随着史学内容的拓展，时间的更替，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是动态前进的。史学史作为一种“高一层次”的史学工作，它对现实史学应当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如此来认识“最近史学的趋势”，这一趋势无疑既包括对以往史学发展的总结，也包含对当代史学的关注，还包含着对未来史学发展方向的预测。21世纪史学史反思的实现，在于研究当代史学。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史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受到重视，由此带来近代史学史研究兴起。1989-1999年十年间，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其泰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蒋俊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都是关于近代史学和20世纪史学的著作。 今天，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发展道路，给学术发展带来春天的改革开放也过去了40年，在新中国的史学曲折发展前进的道路中，历史研究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求真与致用、史学与政治、封建问题，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等问题，不断被史学界提出进行讨论。此外，世纪更替带来了20世纪学术总结，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自90年代中期逐渐引起普遍重视。这类著作，以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为重要代表。世纪之交，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形成了世纪史学反思与新世纪史学展望，为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重要学术意义，便是为建立和丰富史学理论提供必要条件。(19)而建设和进一步丰富史学理论，必须对历史学的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将史学与时代和社会关系的命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中可以听到时代对史学的热切呼唤，这也要求在史学史研究中注入对当代史学的关切。白寿彝总结说：“在中国历史遇到一个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20)而这些著作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它们能够在历史剧变中把握住时代脉搏并为后来者指引前进的方向和轨辙，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正是把握住了时代史学脉搏的研究方向。 三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通过对“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局限的反思，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越来越突破中国囿限，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评估整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影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注重中外史学的比较和互相交流，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将中国史学纳入世界史学发展之林进行中外比较，探讨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论题。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史学和以古希腊罗马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史学是世界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两大历史学发展体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对外影响。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源流不同，发展异途，探讨二者的关系，侧重的是比较研究。 尽管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不断涌现，但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的难度仍然很大。一方面是由不同历史文化的差异、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中西方比较标准的差异等等造成的可比性问题；另一方面是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尚未完善。20世纪末以来，中西史学比较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是不再局限于对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相对比和具体细节的微观对比，尤其是单个的史家、史书的对比。未来中西史学比较的方向和难点是寻找“可比性”，在宏观的层面中探寻中西史学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发展阶段的一些共同之处或发展规律。(21)杜维运认为，比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史学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异同，比较各国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各国史学的术语、各国史学对社会与人群所发生的影响。(22)这仍然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瞿林东在新世纪之初即指出，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启示未来，要探讨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23)在这条追求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史学史研究至少应作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拓展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朱政惠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作为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上，一直是活跃的、变动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呈现频繁交流与互动的状态。”(24)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对外影响的探讨还不够，中国史学的对外交流，可以从日、韩拓展至西方，西方学者也指出，中国史学“千年传统的丰富性”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25)；另一方面是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向外传播中国史学。 二是关注西方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是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结果，这使得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20世纪初以来，这种影响已经广泛涉及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存在一定的差异，运用西方的某种历史观或历史学理论考察中国历史时，应当进行重新思考和检验，或汲取合理因素而去其糟粕，或补充新的理念而使之更加科学。 不只中国史学要吸收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精华，中国史学的精萃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下，进行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关照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是在汲取世界优秀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史学观念；一是立足于世界史学的发展，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