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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最终导致国共之间于1939年4月、12月在甘肃陇东地区发生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军事冲突，即陇东事件。由于受史料及视角等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少有触及。鉴于此，笔者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之“陇东问题”档案为中心，以中共已刊档案及文献资料为依托，系统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之起因与发展之经过，处理之结果，以及国共之间就相关问题进行的一系列交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抗战时期国共之间合作与冲突共存的矛盾状态以及在冲突中坚持合作的基本走向。 合作与冲突并存之陇东政局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各县，政权形态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共在八路军实际占领区域内设立了一系列政权组织。另一方面，国民党陇东当局在镇原、宁县、正宁、合水、环县、庆阳等县也设置县政府，隶属于第三行政专署管辖（专署设于西峰镇），并在各县区组训保安队，编组保甲。至此，陇东各县呈现出双重政权和两种军队共存之局面。 1938年2月，甘肃省政府拟定了《对付八路军活动实施纲要》，其中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民运工作进行多方限制。然而，国民党的遏制政策并未能阻止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对共政策。受此影响，国民党陇东地方当局试图借助地方驻军及保安队力量挑起国共争端，并以极小的政治代价换取对陇东统战县域行政和军事的控制权。 共产党必欲发展与国民党加紧“遏制”之间的碰撞，使得陇东地区的政治气氛再度紧张，摩擦冲突不断升级。为了筹谋善后之策，朱绍良于1939年3月26日电呈蒋介石：陇东形势日趋严重，交涉已无途径，为谋妥善解决，提请如下办法：一、设法调防；二、八路军如反抗调防，则以武力制裁；三、如调防暂难实施，则由专署径令保安队予以相当打击，再由省府收拾。朱的呈案受到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一致肯定。 随着正面战场压力的减弱和持久抗战观念的延伸，蒋介石开始把暂时搁置的国共关系再度置于重要地位。而抗战以来中共力量的拓展及其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不妥协，使蒋介石企图以恩威并重的方式压服中共的愿望完全破灭，亦促其不得不考虑用其他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然而，在抗战正酣之1940年前后，中国抗战仍不明朗，团结中共，坚持抗战，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仍是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蒋介石亦认为“对‘共党’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至于国民党地方政府采用何种“制裁”手段，蒋介石或是知情，或予默许，但基本上属于地方性行为。对于蒋介石而言，只要这类摩擦和冲突能够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中共制造麻烦，限制其力量发展，蒋对这种摩擦行为会尽量保持一种超然的默许态度。 陇东事件中国共双方的角色扮演 蒋介石于1939年4月28日密令甘肃省政府称：对于八路军“谋割据把持”之企图，应严加防制。根据蒋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于1939年4月抄发给各县的“消极防制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共产党之各种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然因此发生摩擦，亦不应有所避忌。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打破了陇东地区原有的权力平衡，而该地区既有的双重政权与两种军队共存之态势，则为陇东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39年4月8日晚，国民党“三区保安司令部特务队将镇原屯子镇、中原镇、平泉镇等处八路军工作人员先后捕获”。4月24日，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保安队开枪截击八路军护送由西安领来之军饷三千元等物，并击伤一人。对于国民党陇东当局之挑衅行为，中共陇东办事处认为必须采取反攻的防守方式，并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向甘肃省政府、西峰镇专署提出严重抗议。然而，抗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省政府和专署的回应。相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人多势众，当时驻守镇原县城的八路军仅有三八五旅七七零团三营。当闻知国民党军调防消息后，该营即闭城自卫，严密布防。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于4月25日举行暴动，八路军三营部队果断出击，迅速将其制服，并坚守城池，以待交涉。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亦借机发难，一再要求八路军驻军退出宁县。在遭到八路军拒绝后，1939年4月29日，方振武率七百余人夜袭八路军警备七团汪营，汪营奋起自卫，国民党军被击溃。虽然预伏在城外的国民党军乘势攻城，无奈八路军坚守阵地，闭城自卫，宁县局势遂呈胶着状态。 镇、宁事件发生后，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即向钟竟成发出警告。为了避免触及敏感及牵涉太深，朱绍良令钟竟成负责交涉。钟竟成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双方派员解决，一切恢复事变前之状态”；二是“撤除一切战时戒备，开放城禁，准许公务员自由出入县府。所需食品、饮料得自由购置”。对于上述建议，八路军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表示原则上接受。1939年5月中旬，朱绍良派其代表谭季纯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进行交涉。谈判中双方虽拟订了初步办法，但由于国民党军拒不执行，并于5月14日、15日又向八路军开炮射击，致使谈判陷于僵局。后来，双方代表于6月29日在庆阳驿马关签订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第一次陇东冲突暂告停歇。 陇东冲突在经过半年的短暂停歇后再度爆发，且冲突的烈度和范围也远远超越了第一阶段。冲突首先在宁县发生。县长方振武于1939年12月10日晚命令保安队及九十七师之一团突袭八路军驻城部队罗营，西峰专署亦派保安队三个中队、军士队一个分队连夜开赴宁县增援。八路军因人数较少，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宁县。在宁县事变的刺激下，1939年12月14日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率县保安大队向八路军驻军王营发起攻击，受到王营的猛烈反击，县保安大队被迅速击溃。后来国民党增援，因敌我力量悬殊，“王营又以伤亡甚大，突围出城”。 纵观陇东事件发生之经过，其间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中央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中央“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烈度亦未溢出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和严重化”的解决范畴。虽然陇东事件经历反复，其烈度亦一次更甚一次，但身处民族危难之际的国共双方均不愿因此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合作关系。而冲突期间国共双方谨慎而保守的态度，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此时国共两党都不愿看到此种冲突的过分升级。因为国民党的目的只是企图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局部性冲突以“遏制”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而此时的共产党亦坚持只要国共之间的冲突未能冲破中共容忍之底线，仍主张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陇东交涉下的国共关系 自1939年12月宁县、镇原、合水等地发生冲突后，八路军三八五旅即函电交涉，并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之行为提出严正抗议。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通电国民党西北军政当局，严厉斥责其种种不法行为。面对朱德等人之通电，蒋介石却难得糊涂，将问题推向甘肃省政府，而朱绍良在呈电中亦模棱两可。细读朱绍良之复电原文，其核心不外乎两点：一是借重“中央”名义指责八路军之“越轨”行为，并将陇东事件的责任尽数推向八路军一方；二是将陇东事件的影响尽可能地控制在地方性冲突的限度之内。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愿看到国共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那么，如何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达成必要之妥协，成为国共双方不断磋商的一个重要命题。 1940年1月9日，何应钦与叶剑英就陇东事件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由于谈判双方对于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的分歧较大，叶剑英建议可从长考虑。虽然朱绍良对于交涉事宜毫无诚意，但中共中央仍决定派谢觉哉赴陇谈判。谢老于1940年2月12日赴西峰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表李学谟进行交涉，并口头商定临时解决办法四点：“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暂维现状；三、互释被捕人员；四、根本问题俟谢觉哉到兰州与省政府主席商谈解决。”在谈判期间，钟竟成要求驻宁县、镇原的八路军完全撤退，遭到谢觉哉的拒绝。纵观此后事态之发展，则不难发现陇东事件只是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之既定政策的一次武力尝试，陇东军政当局不过是这一既定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即无论八路军在谈判中做出何等让步，在没有完全达到国民党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目标之时，国共之间这种摩擦就不会停止，因为国共之间的“根本问题”不可能通过当时的谈判而得到解决。 陇东事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向之后国共之间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事件，这一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事变后国共之间持续的军事对峙，以及交涉的无果而终，迫使国共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加强在该地区的军政力量。虽然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意欲强化西北防务，甚至筹划围攻陕甘宁边区的“宏图大计”，然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愿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大动干戈，更不愿因此破坏国共合作、甚或影响抗战前途。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抗日之决心都是坚定的，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其不同者，则是对抗战路线、抗战目的及战后中国构想之互异。抗战年代国共之间擦枪走火的冲突性事件的确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在每一个摩擦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也潜藏着许多不可预测之偶然性因素。因为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即使国共之间因诸多问题而摩擦不断，但他们均不愿在国难危机之时将冲突升级，更何况在民族危难中内讧，中国人民不答应，美英等国也不会赞同。要言之，日本的侵略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亦削弱了其在中共后方根据地的兵力布局，而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时代主题更不允许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大动干戈。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欧洲战场的分化组合，以及苏联制约性因素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基本走向。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