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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学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高度国际性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科，它在方法上采取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假设民族在民俗上的同质性。在现代性走向巅峰的时候，同质性人群和民俗传统的快速消逝带来民俗学的危机。面对危机，从日常生活来界定民俗的思潮兴起，却并不能解除危机。在人口流动、文化杂糅的世界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必须与他人协商安排日常生活的细节，这种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正在成为广泛的事实。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民俗学将会获得发展的生命力，这有赖于从业者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民俗协商；世界社会；民俗自由；日常生活的整体性 作者简介：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北京大学世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民俗学的现代与后现代 民俗学因现代性的生成与茁壮而兴起，却因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达到巅峰而陷于危机。好在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物极必反。以理性化、生活的祛魅为核心的进化主义将同时带来全球一体化和人类文化同质化的预期不仅没有像料想的那样降临，而且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逆转，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民俗复兴、宗教复兴、文化复兴等思想和行动几乎激荡在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个人和小群体的叙事不再因为宏大叙事而失声，混合体制公行于世，多元文化并存共荣，这些被归入后现代性。中国民俗学在1979年前后逐渐恢复起来，在学术上恢复的是“五四”新文化之后的现代传统，但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处境在大处来看已是后现代分期。后现代思想方法对国际学术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而中国民俗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一直都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尽管学科发展也遭遇到现代性桎梏的瓶颈，但主要还是在“现代性方案”里寻找突破之门。我自己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的努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显著增长和科技、教育等领域有了较大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也逐渐形成气候，传统生活方式开始相形见绌，“民俗”由此才被关注、被界定，才会开始有民俗学，并逐渐形成学科认同。吊诡的是，当现代性在生活中形成支配之势后，被归入民俗的现象越来越少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消失，这个学科也就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了。从1970年代开始，到1990年前后我写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时候，理查德·多尔逊、阿兰·邓迪斯和我也都是在现代性思想方法的支配下思考一个已经被后现代趋势在背后改变的方向的问题。前面两位卓越的民俗学家早已作古，没有能够来得及重新思考民俗学的对象消失危机。而我本人，直到晚近才恍然发现我们还没有真正自觉意识到中国民俗学从1979年前后以来的复兴、扩张实际上是得力于后现代处境孕育的各种机会。 在工业化、城市化把第一产业的人口减少到极限的时候，为了弥补民俗之民占人口的比例，我们论证“民”是国民全民；为了弥补民俗之俗的濒危和消亡，我们依靠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论证“俗”的范围扩大。同时，我们以整体观看待对象的理念，倡导面向当代现实生活的调查研究方法。可是，我们没有足够重视两个现象：人口的大流动造成各种民俗传统的人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人们通过媒体、旅游、日常交往了解或参与不同的民俗，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流程中纳入本来不同来源的民俗。现代民俗学的思想方法是以“民”与“俗”相对应，而社会现实却是由“民”的分化与“俗”的多元化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这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脱节的。“现代”民俗学已经落在时代和现实之后很远了，大家对此缺乏敏感。 我们今天的社会，人口大流动而杂居、混居，文化大交流而拼贴、融合。杂糅的现实、个人的重要性被各种政治理念所承认。个人的价值凸显，在于个人的教育机会、迁徙自由等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更多的是基于自愿去选择而非被强迫驱使。日常经验中，不同习俗的人大量交往成为现实，各种社群、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面向当下、面向这样一种后现代状态的民俗学应该做出思想方法的创新，由此带来学科的新生命。 民俗学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必须创新，给予个人应有的位置，以适应这个时代的价值转向。民俗学从来都认为，民俗之为民俗，就在于它属于作为集体概念的“民”。民俗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群性的，但是社群不能淹没个人，我们在观察、思考“民”的时候，给予个人足够的重视，视个人为社群的起点、基点和落脚点，这仍然是可为的。 民俗学以日常生活的结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方案必须延展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传统的风俗概念和现代民俗学都在完成了的活动或活动的结果里界定“俗”，这样就省略了活动的过程。大量的民俗学研究专注于“俗”，甚至都不会在意“民”，其背后的学理原因就是这种省略过程的方法论。我们采纳思想方法的过程论，就必然关注生活的细节，就必然重视真实的个人。这样就与方法的个人主义被包容进来取得了一致。 重视个人，重视过程，将在现实关怀上提升民俗学的能力，并将在学术上促使民俗学成为更精致的经验研究。我由此提出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希望对我们考虑改进民俗学的思想方法以顺应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有所助益。 二、入时：民俗学的时代机遇 我们最要重视的是时代的状态。我们要立足于这个时代思考民俗学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都能非常真切地体会到，我们不是生活在自己生而所处的环境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家乡之外的城市上学，又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需要到外地务工、经商，哪里有机会往哪里跑。我自己生长于湖北乡村，在武汉上大学，在北京念研究生，在美国西部、中西部、东部生活多年，而我少年时期都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离开那个乡镇去谋生。生活当中的流动性，换成民俗的内容，那么就可以转换一个说法：当我们展开自己的人生，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种民俗之中，不是生活在自己生而所在的那个民俗圈里面。其实，这不是少数人的特殊经历，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我们都在经历人口在国内并涉及到跨国的大流动。 当然，人从来都是在流动，人是有脚的，所以人的生活、人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类社会一直在流动之中，据说亚洲人的老祖宗是从非洲迁徙而来。尽管如此，我们用“流动性”(mobility)概念来衡量，对于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并具有“安土重迁”价值观的社会，人口的流动在范围、幅度、所凭借工具的便利性等指标上仍然是从未有过的显著现象。 这个时代的高流动性，一方面在于流动的发生及其大范围、宽幅度、高频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于观念上对于流动的自觉认知和主动选择。我们无时无处不感知到流动的现象与话题。在流动已经推波助澜的时候，我们从概念上学会从流动的观念来看这个社会，仍然需要一个社会自我学习的过程。即使流动大量发生着，思想和学术仍然可能假设流动是意外，是偶然，是非常态，从而继续采取社会稳定的观点来看这个时代的属性。 民俗学是一门一向注意文化的稳定性的学科。但人口大流动，并非一个与民俗学这样的学科不发生直接关系的社会变化。一切社会与文化的存在方式终究会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那么考虑到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人口大流动因此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少数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专业里的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离开自己多年乃至从小就熟悉的社群，离开日常的民俗圈，这在微观层面会深刻影响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在宏观层面会标记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 海量的人数日常都要与不同民俗传统的人们相处，虽然他们仍然能够利用新技术与亲朋故旧保持联系、互相参与民俗仪式，但是他们也要与其他人互动和参加共同的活动，甚至交友、联姻。这种生活的构成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实践，如果能够介入这种民俗实践，民俗学将获得巨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