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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势：世界社会的民俗学 现代化趋势已经将人们从“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社会推入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因此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相当多的人并不一定生活在自己从小习惯的民俗圈子里面。很多事情不是取决于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怎么样，在自己的家乡怎么样，甚至不是取决于国内怎么样。在人员跨国流动的同时，资金、信息、交通、货物也都在全球流动，互通有无的过程就是世界的内在联系被多维度地建立起来。在大众旅游的时代，快速的喷气式飞机让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世界的一端到另外一端，他是可以把世界体验成一体的。中国从2014年就达到了出境旅行人次每年过亿的数量级，世界可以一体贯通的体验已经是大众性的。 我们作为生活在不同的地球点位的人，原来由于有地平线，看不到很远，因为地平线肉眼是看不过去的，而现在，我们可以借助技术的天眼看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大众媒体对于事件的现场报道让人们总是能够及时目睹现场，通过各种摄像设备、传输设备，各种体育世界杯、奥运会，还有世界各地的灾难如地震、空难、海啸，都能够即时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并且这些媒体事件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阅历”、共同记忆，仿佛大家本来就生活在一起。再看微观的层面，很多人家，越来越多的人家，是多国籍的家人所组成，我认识的几个熟人家庭三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以前招的一个土耳其的博士生与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分别拥有五个国家的国籍；在大城市很常见的跨国公司是在很多国家聘用人员，其股东和股票拥有者也是来自许多国家。人们的实际生活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 “世界社会”从1980年代就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学术概念。回溯到1940年代，最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社会的认识就被中国学者注意了。那个时候出国出境是少数人的机会，钟敬文先生、费孝通先生是其中的幸运者，他们能够感到一种新的社会是超出国家存在的。但是这种感知真正成为知识界看社会的基础事实，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世界社会概念揭示了人类的新状态：(1)基础设施把国界贯通了，把天空连接起来了，使信息在全球迅速传播；(2)大量的人口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境内，或者并不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3)科技、教育、工商业、慈善公益的机构和组织把不同国家的人员结合在一起，国籍不同不是分开他们的理由，更可能是他们结合的理由。至少这三个方面的状态使社会生活不再是或不再只是国家的内部现实。 世界社会概念所描述的现实从根子里动摇了我们对民俗和民俗生活的多种预设。你和别人的民俗因不期而遇或不解之缘而发生关联：(1)别人的民俗展示在博物馆里，出现在媒体节目之中，你有机会观看；(2)别人的生活就在你面前，你是别人的仪式活动的观摩者，作为无心的路过或者作为安排的旅游；(3)你需要和别人共同举行活动，而你们对于相关活动具有不同的民俗传统，你们得商量一套民俗模式或仪式细节。这三种关联方式都彰显别人的、别样的民俗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因为我的流动和他人的流动，我不再只是生活在我原本所属的社群之中，我不再只是生活在我的民俗传统之中。早前那种生活就是活在自己的民俗传统之中的预设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 从外部来看，学者们会把这种现象看做民俗衰败、濒危、消亡的例证，看做文化拼贴(cultural collage)。从消极的方面感受，以怀旧模式感受，所有人都失去了民俗的家园，即使他生活在故乡。但是若从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的角度来看，认知和情感模式应该很不一样。 各种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的民俗(作为休闲，作为艺术欣赏，作为猎奇体验，作为与他人合作的途径)，究竟是他们生活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人们作为生活的主体，这些东西出现在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加诸?这些思考和回答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仍然是一个整体以及如何是一个整体都很有用。面对这些问题，把“俗”看做既定的先于个人、高于个人的文化模式，与把“民”看做主动选择、建构自己的民俗生活的主体，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 四、懂事：生活事件中的民俗协商 生活整体的一个很经验性的呈现，就是事件。事件对我们来说基本上就是生活具体展现的现场。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事件肯定是人为的，但是事件肯定不是一个人所为的，必定有他人，必定是一个社群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社会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民俗主体的话，我们要从人的角度，要从个人的角度，然后也要从人与人结合的社会这个角度，把这些因素同时都考虑到，才能讨论事件，才能通过事件来看民俗在当下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个说起来很简单的朴素事实，对民俗学来说，是很不容易这么想问题的，因为民俗学从来都视“民”为一个社群，关注的是其集体性、群体性，如果涉及的是个人的，那就不是民俗，那就是个人的兴趣，是其偶然行为。一定是社群的，还有历史积淀的，才是民俗。民俗学没办法让自身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为什么民俗学的专注对象一直是“俗”而很少说“民”，就是因为那个“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集合概念，需要假设它是稳定不变的群体，不需要也可能不能够从个体的角度去说事。 今天，在我们身处的时代趋势里，确确凿凿认识“民”究竟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谁，并且让这个“民”同时在个人的维度和群体的维度都能够被我们在观察方法的角度与理论的角度同时观照到，也许我们就能够做这个时代的新民俗学的研究。 这里能够给我们启发的，是“席明纳”(seminar)和工作坊(workshop)的概念。与过去被满堂灌的上课方式不同，现在从大学的研究生到本科生都习惯“席明纳”和工作坊了，这些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流行的形式甚至也逐渐下移到国内的中小学了。这两种形式都是，人人都要发言，人人都要参与意见，结论在过程结束之后出现，而不是先前就预备好了。“席明纳”侧重学习交流，而工作坊更偏重结果(论文或工作方案)的产出。在我们的社会，“席明纳”和工作坊的这种平等协商方式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人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交换观念、产出成果的方式。社会组织、公司部门、社区活动都在学习习惯这些方式与心态。 作为一种人际相处方式、一个典型的场景，“席明纳”和工作坊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象征性的概念。我们今天在各种情景里面的人，都在用工作坊这种模式、程序和机制展开互动，进而产生共识，形成集体决议，开始集体行动。因此，“席明纳”、工作坊逐渐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的运作机制。事件，是相关的人在一起商量后才发生的。过日子也是协商出来的。原来过日子，是按部就班，现在过日子是不停地商量、达成共识采取行动来构成生活的主要内容。生活的内容是过日子，日子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协商。如果我们在其中进行民俗认定，我们会发现大量民俗不是三代沿袭的，而是当事人亲自协商出来的。 “过渡礼仪”是民俗学非常基本的概念，是民俗学对社会科学最有贡献的一个研究对象。婚礼作为人生仪礼是民俗学中的基本内容。关于民俗协商，可以举婚礼的例子进行说明。婚礼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不管是古代的六礼，还是现代的演变，从相亲到订婚，再到结婚，最后回娘家，一步一步都是要按照程序来的。大家按照民俗传统做，理所当然就好了，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次次婚礼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有媒人的，有的是没有的；有的是有彩礼传统的，有的是没有彩礼这一说的；有的是一定要在老屋(父母家)安置新房的，有的是在新房子安置新房的，如此不一而足。仅仅服饰一项，就不知道有多少种搭配。按照中国传统的红喜事的概念，一定要有大红的中式套装；但是也得讲究洋气，当然就少不了洁白的婚纱；还有国内诸多民族的婚服传统。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要由当事人多次反复协商，形成一套程序、行动模式，大家互相配合着把“剧本”演好。在婚礼上要穿好几套衣服，要穿一套传统的中式的婚服展示一下，再穿白色的婚纱展示一下，这都是要搭配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民俗的现象，不同的民俗元素搭配在一起，因为这就是中西结合的一个产物。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内容，就是婚礼之所以搞成这样，许多碎片的东西被揉在一起，这就是当事人之间大家互相商量的结果。 一对新婚夫妇，新娘来自武陵山区土家族，新郎来自秦皇岛，二人都在国外大学留学回来，他们的服装搭配就是中式红色套装、西式婚纱和西服，以及土家族西兰卡普女装。结婚典礼在秦皇岛的海滨宾馆举办，之后分别在新郎家和新娘家行礼。这些都是两边家长和新人反复商量出来的，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能够安排。比如土家族哭嫁习俗，就没法安排，北方人恐怕难以接受；男方送彩礼也没有安排，新娘是独生女，父母不是认为女儿嫁去别家了，而是认为女儿和她的爱人一起生活。婚礼的更多具体细节，毋庸赘述，都体现“协商”二字。有些亲家之间甚至把今后谁帮忙照顾孙辈都事先商量了，大家都有预期，今后少了意外的冲突。原来的婚礼，都有执事、全福人现场安排、主持仪式，理所当然就是一套一套的传统。现在所有的细节都是协商之后进行，拿北方人的婚礼、土家族的婚礼、中式婚礼等既定的民俗模式来套，都不能对应。我们是拿这种婚礼看民俗的碎片化呢，还是寻找一种的新的方法帮助我们认识这种协商出来的婚礼仍然具有自身的整体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