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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这个词是以现代汉语方式呈现的外来语，英语写为methodology，讨论该词的原意，本应回到其传入前的母语。一旦用汉语来讲就不能与其西学源流全然对应，而变成了对西学的介绍、挪用及阐发、延伸，夹带着非西方的本土资源与传承。只不过有一个麻烦，即便用汉语来讲解方法和方法论，其也是被现代翻译的理论，就像穿着汉装的西学包裹我们、影响和改造我们。这样的举措割断了古汉语的脉络。这里，古汉语指古代汉学传统。在古代汉学传统中会不会讨论方法和方法论?当然会，只是不用“方法论”这个词罢了。有些人在古汉语中找同样的词语来对接，找不到，于是说中国没有方法论，甚至推论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小心的是，现代汉语讲的方法和方法论是对methodology的翻译。就像“民族”这个词是对nation的翻译一样。可值得进一步对照的是，nation这个词其实包含“民族”“国家”和“国族”等多义，任一选择都有局限②。与此类似，methodology这个词对应的不一定就是“方法论”。反过来如果汉语世界的确没有“方法论”这个词，我们又该怎样去找同构性的思维表征?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需要谈及西学影响下的人类学方法和方法论，还必须关注背后更为深层的语词问题。 在此，我可提前对以上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将它们汇总为一，即：不同的人类学取向确定着不同的人类学方法，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人类学就有什么样的人类学方法及方法论。 “方法”这个词在汉语自有其意，而不一定非跟西语的术语对应不可。比如《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先讲有四种彼此关联的存在，而后便引出了“法”，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可从很多方面来解。顺着讲的话，“法”是动词，“道”是名词，最大的道也与天、地、人一样，也有自己所依托之“法”。若视为名词，则是将“道”引申为“法”。什么是“道法”?如果道可以作为一种方法的话，其特征又是什么?回答是“道法”就是“自然”。如此说来，《道德经》的这种表述又何尝不是在讨论更为根本的方法和方法论呢?果真这样，你又该如何将其以古汉语承载的“法”——尤其作为动词使用的语义及实践功能，去同西语的methodology进行比较?如要比较，孰轻孰重?仍值得讨论。 二、不同的人类学对应不同的人类学方法 (一)西学三分所对应的人类学方法 第二个问题，相关理解。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类学?我讲的是学习心得，不是回到教科书。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看法，第一是前两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学科重建以来的人类学”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回向“整体人类学”》[1]。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北美的人类学分类影响到中国学界对人类学的理解。他们使用四分法：体质、考古、语言和文化—社会人类学，传到中国内地以后逐步萎缩、退化。这跟人类学北美自身的发展是有同构性的，就是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脱离出去了，剩下一个文化人类学。这个现象影响到中国内地，学者们习惯于讲的人类学也只是文化人类学，很多人就把人类学等同于文化人类学。这几年又把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合在一起，加一个连字符叫社会—文化人类学，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学。可是这种“四分法”是有问题的，在北美也一样。北美和欧洲大陆的传统不一样。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回归欧洲大陆的人类学起点，在结构、谱系上应该是三分，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哲学—神学人类学。这三个层面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学体系已经有很多学者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人类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我们有“社会—文化人类学”，我们就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我们缺少了体质人类学，所以就缺少了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这样一个残缺、破碎的人类学结构影响到我们对人类学的完整理解。所以严格说来，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或者说我们丢掉了人类学应有的方法和方法论。顺着这样的思路来看，可以再做一些简要的说明，如果人类学的内在结构包含了这三个层面，我们就可以推论出这三个层面分别有各自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 1.生物—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具体来看，体质人类学，如果有，应该是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方法论。例如，王明珂老师在川大做讲座的时候曾经回顾他在哈佛大学学考古和体质人类学时，就有关于石器技术的课，讨论被现代人想象出来的石器时代的人怎样使用石器。他举例说，我们现在去博物馆看到一块石头就会相信他下面的标牌，其实那是很随意的。你们仔细想想，贴标签者是凭什么建立起石头和说明书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凭的是科学权威。人们相信科学。博物馆是制造工业，博物馆的叙事跟文学一样的，里面也有话语和权力之争，有派系。博物馆的摆设，什么重，什么轻；讲什么，不讲什么，都意味深长。博物馆摆设的石器时代石头作为工具怎么就跟原始人的劳动联系到了一起?背后是有一套话语的——劳动创造人。后面是一整套人类进化的观念。所以，这个石头和表述的联系背后有一套话语系统在起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原始时代的人不用木器吗?显然木器用得更多。但是它留不下来。所以，博物馆里的一个历史还原其实是现代人编出来的古代故事。怎么编的?有一套科学主义话语。 再回到刚才的例子。这个例子在课堂上就和博物馆不一样。课堂上可以通过生命体的模仿，去验证大石头如何敲成小石头，再切割成更小的石片。它可以还原出一种历史过程、历史现场，让学生或一个初学者去相信、想象石器时代的真实存在，联想各种石器的作用是如何不同。当王明珂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对历史还原的角度来关注的。在讨论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时，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推论。这不光涉及石器时代的工具问题，还包括年代的见证、人与物的关联。在体质人类学里面，一块骨头被挖出来鉴定年代，这在科学话语里面是有一个原则的，不因人而异。这是体质生物人类学所要依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孤立的，方法后面有方法论，方法论后面有认识论和价值论。比如说现在全球主流的人类学从业者逐渐相信人类有一个同一来源——非洲，声称在那里找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真正的夏娃”。人类学最前沿的分子、细胞、遗传和基因人类学分支正联起手来，集体撰写一个更大的故事——天下一家，人种同源。当然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问题。中国学界也不是全体赞同，有人至今坚持史前“北京人”自成体系的观点，企图由此推论中华民族本土说。可见即便是科学主义的方法，每每也不得不与社会文化的其他话语交涉在一起，受到诸如本土中心与“爱国主义”等价值取向与情感影响。所以，基因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等这样一些科学主义的方法当然有特点，但是如果要进入对问题的综合讨论，其场域也是有限制的。 2.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接下来对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讨论会有困难，因为需要对应体质人类学的方法特征，找出彼此的异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简洁的话语来概括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很难说。勉强找出一个和“科学实验”相对应的术语的话，可以叫“物象实证”。大家可以批评。之所以叫“物象实证”，是鉴于我对既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的评述体会，以及通过学者们的讲述，梳理他们怎样去研究社区、民族以及各种文化事项等一些过程推论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