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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信春节红包对中国人家庭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上对微信春节红包的分析表明,微信春节红包尽管具有仪式性,但却无助于实现传统家庭关系的再生产,相反还具有一些与传统家庭伦理指向完全不同的属性,如对权威的隔离和消解,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家庭关系扁平化等,故其出现对于中国人的家庭关系而言也许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可能的影响将会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触动以纵轴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关系｡传统家庭的“孝—慈”关系凸显出以纵轴为中心的结构,这一结构不仅包括代际关系(孝),也包括同辈当中的长幼关系(悌)｡但微信春节红包的运作模式显然与此相悖,其作为一种通过游戏平等参与促使家庭关系扁平化的机制趋向于重新建立一种以横轴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在潜移默化中可能对传统家庭的纵轴中心结构产生影响｡ 第二,消融家庭与社交的边界｡在考察微信春节红包的流动范围时即已提到,其运作并不仅仅限于家庭内部,而是更多地出现在社会交往的范畴｡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处于远距离物理空间的人际关系依赖微信红包游戏而得以保持相当的活跃度——这在各种微信群中并不少见;而在春节这样对于家庭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岁时仪礼期间,会出现人们同时与亲､友两种不同的群体进行同一种游戏娱乐的情形,从而可能产生淡化节庆的家庭意义的效果｡而传统的春节娱乐方式由于受到地域的限制则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除非因加班或未买到机票/车票而未能及时赶回家中等特殊原因,几乎不会有人在春节期间不与家人共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直播而选择与朋友一起观看｡ 第三,解构家庭节庆的神圣空间｡以家庭为中心的春节,其意义之一在于通过传统春节红包流动以及类似活动的仪式性运作而建构出一个神圣空间;在这个有着时空边界的神圣空间中,一切都因与日常生活相异而能够起到强化也即再生产家庭伦理传统的作用｡但本身即作为带有世俗仪式性的微信红包不但无法承担起建构甚至仅仅只是维持这一神圣空间的功能,反而还会因日常生活化的特征对家庭节庆期间既有的神圣空间进行解构,使其失去神圣性而逐步退化为与日常生活无异的世俗空间｡而随着类似微信红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对民俗节庆越来越多地介入,所谓的“春节新民俗”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庸常化,从而成为一种“伪存在”｡ 四､结语 从以上对传统春节红包运作模式和微信春节红包运作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二者虽均名为“春节红包”,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因此,微信春节红包和传统春节红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作为中国人与家庭有关的四大传统民俗节日之一的春节,其仪式性和娱乐性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家庭的意义上而言,需要一种仪式来进行传统家庭关系(“孝—慈”关系)的再生产,从而完成文化血脉的传承;从节庆的意义上而言,也需要一种游戏来促进和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佳节欢庆的共享｡二者同时在满足着中国人家庭的不同需要,故而都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总体而言,传统春节红包的可替代性还是要远远低于微信春节红包｡这是因为,对于前者而言,毕竟很难找到能实现其相同社会功能的其他春节仪式;对于后者而言,其本质上和春节期间一大家子在一起打麻将或是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直播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春节红包将会持续存在,而微信春节红包反而有可能被其他共享性和互动性更强的娱乐方式所替代｡ 尽管以微信春节红包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然而从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笔者也只能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谨慎的措辞来表达——也许传播学传统上的“有限效果”反而是一个更为恰当的概括｡毕竟,日常生活世界中有太多的因素在推动着我们的文化变迁,很难直陈某种变化确定是由某个因素导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效果研究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难有用武之地,这就为本研究最终选择媒介人类学的范式在本文开头所述理论视角维度的正当性之外又提供了方法论维度的正当性支持｡ 注: ①徐琦､宋祺灵:《“微信红包”的“新”思考:以微信“新年红包”为例分析新媒体产品的成功要素》,《中国传媒科技》2014年第3期;李正良､赵顺:《微信红包的广告价值探析》,《新闻知识》2016年第3期;王庆凯､王军峰:《新媒体与商业再造新年俗——关于春节微信红包的分析》,《青年记者》2016年第14期｡ ②陈琦､刘磊:《社会化媒体环境对受众角色的重构和信息传播影响:从微信红包引爆羊年春节谈起》,《当代传播》2015年第3期;王瑞《浅析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的积极影响与消极表现》,《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申思达､陈勇《微信红包传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初探》,《科技传播》2015年第8期｡ ③王亚平:《关于微信红包的人际传播反思》,《传播与版权》2016年第6期｡ ④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2页｡ ⑤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⑥【法】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5页｡ ⑦关于孝敬与赏赐,阎云翔在其文《中国的孝敬与印度的檀施——非对称性礼物馈赠文化的人类学分析》中有分析,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附录｡ ⑧娄子匡《新年风俗志》的“浙江绍兴篇”中曾有记述:“这是辈分较小的向着生存着的辈分较大的年长的人拜新的礼节｡幼者要跪下叩头三响,长者只须俯首揽臂道好,不过客气一点的长辈,他就跟着跪下,还要送红纸小包的拜钱几角或几元,叫小辈去自买玩具或食物｡”娄子匡编著:《新年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⑨关于礼物的互惠原则和不可让渡性,可参考阎云翔在“人类学话语中的礼物”中的介绍和探讨,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⑩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⑪⑫吴乔:《仪式的要素与仪式研究———以国内个案对国外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再探讨》,《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⑬黄玉琴:《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⑭孙冰:《移动支付将消灭现金银行卡?》,《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7期;刘振华《微信红包红火背后争议多红包变成“炸金花”》,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219/c22219-24401328.html,2014年2月19日;刘夏､苏曼丽､沈玮青《抢红包“太疯狂”微信红包出故障》,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14/0130/02/9JQ8JD0E00254TI5.html,2014年1月30日｡ ⑮【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傅存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1页｡ ⑯徐琦､宋祺灵:《“微信红包”的“新”思考:以微信“新年红包”为例分析新媒体产品的成功要素》,《中国传媒科技》2014年第3期｡ ⑰中国人社会交往关系的特征是倾向于对关系的长久期待｡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转变》,《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310页｡ ⑱笔者认为此即一些学者所定义的“日常仪式化行为”｡参见Rook,D.W.(1985).The ritualdimension of consumer behavior.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2(3),251-264;吴艳红､【美】J.David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社会》2005年第6期｡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