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性体制的转变：弗朗索瓦·阿尔托格 如果说科塞勒克借助历史时间的观念探讨了过去与未来的关系，那么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通过创造性地提出“历史性体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这一概念，试图厘清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历史性体制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3年。当时，阿尔托格用它描述一种历史形态，尚未赋予它历史时间的含义。后来，受科塞勒克“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等概念影响，历史性体制开始被用来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所谓历史性体制，指人们生活于其中且服从的强大时间秩序。阿托尔格曾这样界定历史性体制：“从狭义上看，它是一个社会探索并反思其过去的方式；从广义上看，它指的是每个社会在其时间结构和观念中采用的自我意识方式。” 由此看来，历史性体制也不是单一的。它首先是历时性的，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同时，它也受空间制约，在不同的空间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说来，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性的体制；而不同的社会，也会因发展的阶段不一样而处在不同的历史性体制中。 阿尔托格认为，历史性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古代的历史性体制是人类对于时间秩序的最初思考，与科塞勒克所说的“经验空间”相对应。反映在历史时间意识上，它是一种以过去为导向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稳固和不变的时间体验，它为后来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人们只需从过去的经验中，即可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在时间上涵盖了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两个时期。《旧约·传道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性体制：“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1∶9—10）这种事物发展的不变性与实用主义历史观结合，催生出西塞罗“历史乃生活之师”的著名论断。它强调了过去与现在在经验空间上的连续性。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对过去的记述通常以“范例史”的方式呈现给当时的人，以备读者仿效和借鉴，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由于过去为现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样板，告诉人们如何行事，如何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做出评判。因此，在中世纪人的眼中，过去的呈现是真切和实在的，是触手可及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发生分离。 第二，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发端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西方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导致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在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中，过去的经验失去了作为典范的价值，变得一无是处，不再能为人们提供当下的借鉴。人们转而将目光转向未来，逐渐形成了科塞勒克所说的“期待视域”，即寄希望用未来启示当下，解释过去。阿尔托格将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789年至1989年之间，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柏林墙的倒塌。不过，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一种历史性体制从确立到稳定，再从强盛走向崩溃，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新旧历史性体制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很可能存在叠加时期。阿尔托格曾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守派贵族文人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为例，分析了处于新旧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的矛盾和断裂感。在阿尔托格看来，夏多布里昂数十年来一直在重写和改写他的自传《墓畔回忆录》，其原因就在于作者试图让自身去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间体制。阿尔托格对此的评论是：“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夏多布里昂一直在写作和重写回忆录，他将这种时间的断裂，这种新旧历史性体制之间无法弥合的距离，视作自己写作的现实原则和享乐原则。” 第三，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出现在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之后，亦即1989年之后。其时，冷战的世界格局已经消失，相对平衡的国际秩序出现了裂缝，现代性所允诺的美好未来并没有如期而至。人们发现，不仅过去的经验没有了价值，对于未来的期待也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在人们对于未来无所期待的同时，当下（the present）这一时间范畴开始快速兴起，很快主导了人们的对于时间的意识和感知。与此同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加速发展，创造出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阿尔托格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三十年的历史。这种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又被阿尔托格称作“当下主义”（presentism），亦即当下取代了过去和未来，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参照系，它就是人们今天的时间经验。在当下主义的氛围中，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纵观阿尔托格的三种历史性体制，其中当下的历史性体制是对科塞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发展，最具原创性。不仅如此，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也深刻地概括了现今的社会状况。如果说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前现代、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现代的话，那么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应当是后现代。尽管阿尔托格并没有明确指出，当下的历史性体制或者当下主义，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翻版，但是从其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时间体验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感知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和飞速发展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转瞬即逝的状态中，似乎再没有永恒的价值。人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以及人们的历史意识，都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阿尔托格尽管准确地指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特征，但并没有指明这一时间体制最终要走向何方，又最终会为何种历史性体制取代。正如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钟情于批判现代主义但却无意建构一种替代的现代性一样，阿尔托格并没有为如何解决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弊端提供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说阿尔托格的历史性体制理论是开放的，但在这种开放性中，历史依然没有未来。 结 语 在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在本质上是单一和线性的，对历史的分期、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判，以及对历史发展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在线性的时间架构里完成。然而，随着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多重层次的揭示，单一的和线性的时间观念受到挑战。历史学家在将不同的时间层次应用到不同的历史现象中的同时，开始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受布罗代尔三种时段理论启发，科塞勒克提出自己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在科塞勒克看来，历史时间的本质是探讨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 因此，“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从重合到分离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向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的转变，还构成了人类历史从前现代向现代演进的基本线索。而到了阿尔托格那里，“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关系被转化成不同的“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当下主义”这一新的时间意识的出现。 综合科塞勒克与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首先，以过去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代表了前现代的历史意识。其次，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对应着现代的历史意识。最后，以当下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意味着一种后现代的历史意识。当前，从时间意识或时间经验上来看，人们正面临一种过于强大的当下主义，它让人们既不关注过去，也不关注未来，一切只以当下的价值来衡量。与此同时，一种力图重新回到过去的时间意识或历史意识也在悄然出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粹主义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粹主义排斥全球化，强调民族利益，期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国家力量最强大的时期。我们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所用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以及英国的脱欧运动（Brexit）中可以一窥其端倪。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主义的反动，尽管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当前，我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依然有其价值和效用。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感，历史学家才能够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去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进而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当然，对于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重建，需要我们同时考量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并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以某种时间向度为重。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兼顾经验（过去）、期待（未来）和利益（当下）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类通向未来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历史时间对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最大价值。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