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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通古今之变,融中外之学”——合力构建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2)

http://www.newdu.com 2020-06-11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曾江 华夏 参加讨论

    “应该从哪里再出发?”
    ——合力推进学术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史研究对于学科总结和发展非常重要。请您介绍下正在组织撰写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这一学术工作的进展情况。
    万明: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不断衍生和发展,学科内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40年,成就斐然,到了需要进行学术史回顾和总结的时候。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了解以往都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应该从哪里再出发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创新学术体系。2018年底有了一个机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约稿撰写《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由于没有个人可以承担如此宽广的综合学科综述的艰巨任务,于是中外关系史学会接下了任务,此时我才真正了解到目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确实已经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特别是原有研究断层的问题。我撰写的全书大纲分为“断代”“专题”“国别与区域”三大部分。“专题”部分很容易找到学者承担,但是“断代”部分和“国别与区域”部分,却都遭遇了难题。问题来自中国史学者和世界史学者两方面,二者各自有自己的专门研究范畴,而作为交叉学科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则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此我要感谢36位专家学者,共同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2019年10月我们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编撰工作坊”会议,现已有两篇文章在《中华文化论坛》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专栏发表:于向东、 成司佳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和谢忱、谢必震的《中琉历史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展望》,感谢他们最早交稿。现在更多的研究正在陆续汇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网:“口述史”近年日益受到重视,请您介绍下《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的内容。
    万明:2018年1月,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术传承的问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开始策划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展现20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总结其经验教训,展示成果。二是对20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进行抢救性口述,以期更全面地还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历程。三是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发展揭示路径。目前相关学术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1981年总第一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1年成立,近40年来学科取得长足发展。本网记者 曾江/摄
    “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职责与使命”
    ——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外关系史学科可以对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作出哪些贡献?
    万明: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是研究中外各国历史交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回顾一下,19世纪以后中外关系史就逐步形成为一门有体系的专门学科,当时称为中西交通史。到20世纪,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意图瓜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西域、南海研究,这说明做中外关系史研究,与关心国家命运前途息息相关。老一辈学者的研究筚路蓝缕,开创了研究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也可以说进一步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
    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学科自形成学术体系开始,就是从中国本土出发,总结历史上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做出的贡献,突出中国是全球文明发达最早的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全球历史发展进程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同时,对于西方中心论,中外关系史是匡正乃至解构的有效利器,这也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做出的重要贡献。例如“丝绸之路”名称的提出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而古代丝绸之路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商品为主要交易品,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外交与商贸、文化路线。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我认为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核,已形成丰厚的学术传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发挥中国学术优势, 可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理论的支持,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模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据。完成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职责与使命。从中国本土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一点很重要。一般来说,每位学者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立场,立场不同,看待问题会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日本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入门》,站在为本国服务的立场上,倡导“唐宋变革论”,其中完全没有中国明代历史部分,是有意遮蔽明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又如近年翻译的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印度洋史,都没有把郑和下西洋置于研究序列之中,而郑和七下西洋,在长达28年间就是去的印度洋,西方学者显然是从西方立场出发做出的研究。为此,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国际上发声,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同时,以全球眼光、中国经验对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外关系史学者需要担当的职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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