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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看全球，站在全球看中国” ——破除学科堡垒 创新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中外关系史领域研究面临哪些不足，如何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创新。 万明：研究范式是我们做科研的基础，是研究者思考研究问题和选择问题研究的方法、路径与取向。迄今为止，中外关系史三大研究范式概况为：第一，断代史范式，传统以中国古代断代史为中心，按照历代王朝对外关系，分阶段的研究；第二，专题史范式，以丝绸之路研究为中心，将传统的西域和南海研究，拓展到各条陆海丝绸之路研究；第三，世界史范式，是以国别和区域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以专题史范式，即丝绸之路研究（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为内核，研究成果走在国际学术前列。 我认为，当前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研究结构不平衡，二是研究碎片化。从学科建设层面思考，我认为，现在研究呈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一方面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传统的西域和南海研究发展兴盛，陆海各条丝绸之路的研究都热起来了，而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则凸显出部分成为“冷门”“绝学”的情况。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分割对中外关系史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中国史、世界史划分为两大学科，二者迄今缺乏必要的互动与融合，中国史只研究中国内部历史，受王朝制度史的制约较大；世界史只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历史，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较大。各自有学科规划，基本上形成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那么如何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相互分割的状态？进一步说，需要打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节。这就应该依靠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促使两方面的学者更多地投入中外关系史研究。 我常说，中国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因此，跨学科研究正是中外关系史的本质特征。我认为，破除西方中心论，创新学术体系，需要采用全球史研究范式，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史学的全球转向早已是现实，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史学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从历史上看，对外交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需要整体性的研究范式。我们的基点是站在中国看全球，站在全球看中国，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体系、学术话语体系，这是创新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也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构的重要内容。这无疑需要我们破除学科堡垒，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者共同努力，合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提到中外关系史学者要加强提高理论素养，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 万明：创新学术体系，最重要的是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探索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是我们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应有的担当。关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不足之处，我谈到了理论素养的提高。以自己几十年做历史基础研究的粗浅经验来说，我认为，我们中外关系史学者需要搜集整理中外第一手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总结中国本土的对外交往历史经验，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样才能站在国际史学前沿，体现是中国的，也就是世界的。没有哪一种现成的西方理论是完全适合中国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总结。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指导下进行研究，将西方理论套用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这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我想到，如果没有扎实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根底，在对外交往中就没有底气，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因此研究今天的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合理汲取西方理论成果，更需要有历史的底蕴，在中国本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成果，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才能重塑中国学术的地位，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价值，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走在国际化学术的前列。 “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拓宽丝路研究广度和理论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中外关系史学科视野下，学界不断拓展当前丝绸之路研究的研究广度和理论深度。请介绍下您提出的“整体视野的丝绸之路”、“白银之路”学术概念。 万明：历史发展有纵向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有横向的互动网络。鉴于以往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各条丝绸之路条状分割，凸显了研究结构的不平衡。因此，我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提出“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的概念，提议关注各条丝绸之路之间的互通互联互动的关系，进行新视野与新的综合性研究。 我认为改变原有状况，还应不断拓宽研究领域，需要转换为全球史研究范式，从全球史视野，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史。为此，我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的新样态——全球白银之路”的学术概念，进一步拓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广度和理论深度。根据研究，指出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极大发展，澳门兴起于明朝制度改革，引领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的新样态——全球白银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提出在16世纪全球化的开端，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全球体系，而是通过内生原发型的近代转型，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因此，明代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开端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并说明全球白银之路的研究，也将推进对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下近期生活和治学情况，今年还准备推进哪些学术工作。 万明：此前由于疫情不能出门，一开始我的心情是惶惑的，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我开始继续自己既往的工作。围绕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和研究范式创新的思考，是近期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从疫情观察全球风云变幻，说明全球早已形成一个整体，任何“去全球化”的声音都将于事无补，无法阻挡全球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范式。前面已提到，《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发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专栏，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组笔谈（万明 陈奉林 李雪涛 赵现海），其中我的一篇是参加“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主题为“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言稿，题目是“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我们4个人中是中国史学者和世界史学者各半。《南国学术》前不久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热点之二，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学者点评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对于“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史学界‘三大体系’建设尚需形成合力”的号召。对此我深表赞同。在笔谈发表后，我们正在继续邀请更多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讨论之中，共同推进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 今年，我本人一直在进行的《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即将完成结项。这一研究已经进行了20年，也是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研究。由于疫情关系，学术活动受到影响，原定的今年学会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合作召开“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海陆交通、贸易与移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2020年年会，此次国际会议只能搁浅。我想今年主要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编撰工作，为明年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建立40周年做好准备。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201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联合主办“永宁寺石碑研究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图为与会学者考察永宁寺碑，左四为万明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供图 本网记者 曾江 华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