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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鼐早年治学的突出学术风格 夏鼐在早期求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治学的鲜明风格，为其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决定了其后的基本学术趋向。 首先，挑战学界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批评风格。 夏鼐因不认同燕京社会学系的风气而转学清华历史系，彰显了其独立思考精神。他刚入清华历史系后，就对当时史学流派发表自己的间接，认为民国史学界存在老派与新派的分野。是否具有理论基础和系统性，为判断新派与老派的标准。像王国维及其弟子那样的老派学者，史料排列过于松散，“缺乏一种系统化”[22]。所谓新派，就是善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者，以中国社会史家为代表，他们引领了民国史学的新风向。在回应学界关于井田制讨论时，夏鼐展示了其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和运用。夏鼐在《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一文“按语”中，批判了胡适、顾颉刚的治史方法不具有建设性，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夏鼐认为井田制是公有制，这里的“制”包含两个层面：所有权和享有权。农夫是“私田”收获的享有者，是私田的使用者而非所有者；同样，封君只是以公务员的名义抽赋税，是村落共有财产的管理者，并非私有制。真正的土地私有者是在井田破坏以后[23]。 书评，是展示学者学术批评精神的重要方式。夏鼐认为，学者的责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要为作者提供建设性意见，故他特别重视书评并通过书评方式展开学术批评，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批评精神。夏鼐早年发表的16篇文章中，有半数是以批评为主题的。他在批评其导师蒋廷黻所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一书时，从体例和材料补正两方面大胆提出了批评意见[24]。蒋廷黻虽然对“体例上的商榷”持保留意见，还是接受了夏鼐的补正意见[25]。他对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陈博文的《中日外交史》等书均提出了批评意见，展现了青年学子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夏鼐求学北京时，萧一山已是国内知名的清史教授。他于1923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上卷，引起海内外史学家的重视，梁启超称赞萧一山“识力精绝”[26]。夏鼐虽然对该书评价极高，但本着学术研讨的目的，从史料、体例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严厉的批评。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时，清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尚未起步，清代官方外交文献资料亦未公布。直到1929-1930年间，三朝筹办夷务材料方由故宫博物馆整理出版，故《清代通史》在清代史料运用方面有明显的缺陷。夏鼐对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甲篇《评<中外之交通与会约>》和乙篇《评<十九世纪之世界大势与中国>》史料问题。他在甲篇中指出，《清代通史》材料分配布置不当，第三章“似无另立专章之必要”，且该章有剽窃嫌疑：“本书这一章的取材，即根据稻叶氏的著作，”指责萧著存在着“整理史料功夫之欠缺”。另外，他批评乙篇中列举了萧著28处史实错误、10处译文错误，认为萧著与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都存在着史料考证不实的共同问题，并认为萧著“无甚发明”[27]。 夏鼐对《清代通史》存在问题的批评是中肯而直率的。学术批评不是意气之争，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设。夏鼐的学术批评，是建立在自己卓越的学识和丰厚的知识积累基础上。敢于挑战学界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重视学术批评精神，是夏鼐早年治史的突出特点。 其次，以史料为基础，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形成了史论结合的学术风格。 夏鼐早年对《醒世姻缘考证》的考证功夫非常赞佩，并系统总结其考证方法，他还专门找来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讲义》，认真研习顾颉刚的《尧典》考证方法[28]。在夏鼐早年发表的16篇文章中，有11篇属于从史料的考证出发形成自己观点的实证性文章。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撰写的《秦代官职考》《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两文，均通过阅读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前文以《史记》为基本史料，其着重点是“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如何订定了他的官制”[29]。后文则通过阅读史料补充了钱穆史料的不足。他说：“除这一条孤证外，我却又找出一条旁证。”[30] 夏鼐在清华时期师从蒋廷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实证研究风格，《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和《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可为代表作。在蒋廷黻治史风格影响下，夏鼐广泛阅读了当时能够获得的相关史料后，撰写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他认为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虽用新材料，然而关于天津谈判这一层，“仍嫌简略，未能充分发挥。”因此，“根据夷务始末，同时参考中英文各种书籍，以图获得比较近实的记述；且以厘正诸家的错误。”[31]他对史料考证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该文的注释和文献索引方面，还体现在该文的五个附录中。他在梳理史料基础上精心编制的《诸家记载天津谈判事迹勘误表》《天津谈判经过月日表》《林则徐之初遭斥责》《英外相致中国宰相汉字译本考》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等，集中展现了夏鼐实证研究的扎实功底。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是夏鼐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夏鼐试图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所拓展，不仅重视各类官书，更重要的是搜集能够反映农民负担的地方史料。[32]研究晚清经济问题，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经济史视角，亟需收集、统计各地经济情况和数据。为此，他系统阅读了《浙江减赋全案》《浙江减漕全案》《江苏减赋全案》等地方史料，并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文著中搜集经济史料，甚至前往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抄录清朝档案资料[33]。另外，夏鼐重视搜集经济数据，并依据各地经济数据制作了《湖北减漕表》《浙江十府覆减浮收钱粮数目表》《浙江裁减漕额表》《苏松太三属新旧科则表》《浙江减漕结果表》、《江苏裁减漕额表》等9个表格，以说明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同样展现了其实证研究的扎实功底。 夏鼐早年治学在注重史料考据的同时，强调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主张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史料考证固然重要，但“考据并不是史学的最终的目的”，“若认为考据为终极目的，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浅薄、无聊！”[34]与王国维的学生吴其昌讨论通史写作时，夏鼐毫不避讳地指出老派学者缺乏一种系统性[35]。其所谓的“系统性”，核心是历史研究一定要以历史哲学为灵魂[36]。关于历史哲学的涵义，他言：“历史哲学便是关于历史方面的哲学，也有哲学的‘综合的’和‘最后的’二特征。历史哲学家不肯自安于零碎的历史智识，他要从大处着眼，组立一个毫无矛盾的有系统的历史观，想找出历史进化的途径和通则。”此处所谓“综合的”，是指上文所言的“系统性”；所谓“最后的”，是指历史进化的最后原因，是人类社会变动的原动力[37]。 研究历史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呢？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夏鼐接受了唯物史观并将其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历史哲学。他在《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中虽然承认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观点，即国家的起源是暴力的征服和平定，但其思想更偏向于唯物史观。他认为，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起源说是一元，并不足以解释大多数国家，而唯物史观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他说：“我们在原始民族中，常看到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在一个民族内发生了阶级的分化，于是产生了国家。建立后的国家，虽带有强制的政治性质；但是其起源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使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 [38] 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思想，是夏鼐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并建构了其通史观。夏鼐认为，一部通史著作，仅有史料的排比，若没有哲学基础，最终流于琐碎，甚至一篇文章如果理论思想不够深刻，也不是一篇好文章[3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名曰通史，实则未能将史实之各方面打成一片。盖作者自己尚缺少一种历史哲学，以贯通史实也。”[40]在他看来，民国学界“敢于”写作通史者只有两派，“一派为守旧的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等……一为新起的左派。”其历史哲学前者为中国传统固有，后者为新输入的唯物史观[41]。不同历史哲学，会写出不同的通史著作，但没有历史哲学就没有通史写作的可能。 史学著作的系统性还体现在线索要清晰、史学结构和体例要合理等方面。夏鼐认为：通史写作一定要重视历史发展的线索[42]。线索不清晰，详略就不得当。他认为，“一部通史，除应注意材料的分配布置外，更应注意史实的线索，以便探求因果。” [43]另外，通史写作还要注意分期问题，他认为通史分期的标准：“历史分期，应随史事流变为转移：遇变则分；不变则不分。凡是妥当的分期，最低限度应使每一时期的史迹，看来确是自成一个体系，前后虽相衔接，而终各有特色。这样划分的时期，不仅可以年限为标题，且可以特色为标题。”[44] 通史写作重视体例，史料编纂同样需要体例，体例彰显史法。夏鼐的《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上）》第一部分就是“体例上的商榷”，他说：“做史料辑要一类的书，最重要的是’取材之博与抉择之精’，但选择史料之后，还应该用最科学最明白的形式，以显示于读者之前。这便有关体例问题。”他认为，蒋廷黻材料选择的标准值得商榷。蒋廷黻认为选择材料要以“信，要，新”；而夏鼐同意“信，要”两点，但并不赞同“择其新”适于史料辑要。夏鼐认为，史料辑要最重要是办到“要”字，“至于新不新则似可不必十分注意。即使没有新知识的贡献，而在一部用了新眼光来编辑的书中，旧材料也会发生一新的意义。”[45]所谓“新眼光”，就是要通过新的视野呈现不一样的事件发展过程。 总之，历史研究需要史料和理论并重。没有史料，会流于空泛；没有理论，犹如没有灵魂。夏鼐不仅重视史料考证，而且注重历史理论，主张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史论结合的学术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