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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对历史认识论的启示 在阐释学中，“前见”“视域融合”及“效果历史”是涉及阐释活动开端、进程及结果的三个重要概念，三者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不同内涵，对于我们理解阐释学并进而破解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僵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前见”“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先看阐释学的“前见”理论。肯定前见的价值，是阐释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按照阐释学理论，理解者在解释文本原意或作者原意时，势必带着特定的“前见”（或称“先见”“先有”“先把握”）。理解者的“前见”不可能被摒弃。海德格尔说：“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Vorsicht）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伽达默尔同样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大多数人对前见的轻视或忽略，源于启蒙运动因推崇理性而引起的误解。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有理解能力、认识可能性的人，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价值预期乃至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他对世界的认知的。 阐释学认为，“前见”不仅不可能被排除，甚至必须得到保留，因为它是促使解释和理解得以开展的积极因素。伽达默尔说：“因为人类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行事，所以，曾经受到真实前见的熏陶，乃是一种幸福。”在作为“前提条件”的前见的帮助下，理解者才有可能形成对文本（包括历史事实）的认识，从而走近认知对象。因此，“‘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利用前见，而不是做无谓的否定或排斥。 由“前见”，自然而然引申出阐释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认为，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Horizont），视域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研究者只有将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性视域之中，才有可能理解作为传承物的某个对象。因此，理解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之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理解的过程其实就是视域的融合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的原意，同时也非任由理解者或解释者按其所需随意地阐释。这是因为，理解者并非仅从自身视域出发去理解文本意义而置文本视域于不顾，也不可能为了复制与再现文本原意而将认识者的前见舍弃。视域融合，就是这种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见和视域，又与文本自身的视域相融合的理解方式。 按照“视域融合”理论，任何一项认知中既不能否定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也不能否定认知客体的客观性。认识的过程就是认识者作为主体的视域，同认识对象作为客体的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相应的，认识的结果就是两种视域发生融合的共同产物，这就是“效果历史”。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及历史理解的实在。 需要指出的是，“视域融合”理论强调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映。相反地，人的认识是在实践的推进下，在反映基础上进行能动创造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作用、相互构建的过程。阐释学的“视域融合”概念，可以说是从理解和解释的角度重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双向作用、相互构建”复杂关系的主张。澄清这点，对于进一步理解阐释学如何帮助我们破除历史认识论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研究中的“前见”“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历史认识论研究之所以形成尖锐对立，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对“前见”的看法不同。在客观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家在开展研究之前，要竭力避免将前见带入研究，以免这种因素影响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按照这样的思路，“历史学者都得学会克服个人偏见与当前的利害，以便求得往事的真相。” “摒弃前见”，看上去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要求和理想了，似乎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都没有理由对此加以质疑。然而事实却是，这种要求和理想既经不起推敲，也不可能实现。任何一名历史研究的从业者在接触任何一项选题之前，必然带有自己特定的出发点和立场。没有这种出发点和立场，一个人就像双脚离地、孤悬半空，连自如活动的能力也会失去，更不用说有所作为了。要求一个人在研究开始的一瞬间“抛弃”或“掏空”这种前见，无异于让他失去记忆，失去判断，脑中一片空白。伽达默尔说：“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身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vis a tergo（从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到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刻意地“抛弃”或“掏空”立场，反倒会造成更执着的、更深的偏见。幸好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即使那些标榜“鉴空衡平”“不持立场”，被尊奉为典范的客观主义史学大师也必然持有前见。以兰克为例，请看他以下这段话： 一切行为都证明了他（指上帝——引者注）的存在，每个行动都要呼唤他的名字，但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是整个历史的连通性。它（历史的连通性）竖立在那里，就像一个神圣的符号。就我们而言，但愿我们能破译这个神圣的符号！正唯如此，我们要敬奉上帝。正唯如此，我成了一名教士。正唯如此，我们成了教师。 兰克是一名历史学家，然而他首先是一名基督徒、一名普鲁士公民、一名教师。史学家的这种种身份，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他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另外，从兰克留下的某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要放弃主观性，放弃“对过去做判断”的意思。比如他说：“天分就是预感，是与本质的直接移情。我嗅出了精神的轨迹。……事物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其中包括认知者。在这种认知理论里，最大的主观性就是最一般的真理。”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兰克形象，不乏误解和主观想象的成分。难怪有学者曾批评说：“兰克避免做出道德判断，总是表现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联系其背景来看，则是根深蒂固的保守的政治判断。” 历史研究中不可能真正摒弃“前见”，“假定这种对自己的无视，乃是历史客观主义的天真幼稚。”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者正是抓住了19世纪包括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在内的诸多历史研究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批评让传统历史学家一时难以招架。比如说，前文讲到海登·怀特所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四种意识形态蕴含模式，其实就是典型的“前见”。这种为客观主义所极端贬抑，又为后现代主义大力推崇的“前见”，正是阐释学传统中长期以来强调的理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阐释学承认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合理性因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阐释学的前见理论并没有笼统地为相对主义站台，而是旨在肯定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宋人苏轼《题西林壁》一诗，有助于我们理解视角的转换如何破除后现代主义与客观主义关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对峙和困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该诗的前两句说，由于观察者视角（前见）的不同，庐山在不同人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既定的价值观、知识结构、认识水平、意识形态看待同样一件事物，得出的结论便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当历史学家用自己独特的前见去考察和分析同一个历史客体时，研究结果也必然各不相同。质言之，认识结果的不同，是由观察者的主体性与观察对象的主体性共同决定的。该诗后两句是说，由于置身于庐山之中，因此观察者不可能得到关于“庐山真面目”的认识。作者似乎是在暗示：要想得到纯粹的“庐山真面目”，就只有置身“庐山”之外；因为唯有如此，方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广域视角下的“庐山全景”。就此而言，作者的观点与客观主义史学有些类似，因为他追求的是那个“唯一的真相”或“绝对的确定性”。然而问题在于，在阐释学看来：“身在此山外”其实也是一种前见，故而由此获得的也无非是另一种认识（不过或许更客观、更全面些）。但凡是一个观察者，他在接触外物之前一定带有某种特定的出发点或特定的预设。人不能超出这种出发点和预设，正如不能超出人之为人的本性一样。 非常有趣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到一座山呈现不同形状，就断言山或者有许多形状，或者山根本没有形状。显然，卡尔的矛头直指相对主义认识论，但同时承认不同解释的合理性。他的结论是：“并不能因为解释在建构历史事实中起着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不是完全客观的，就推论说这一解释同另一解释一样好，就推论说历史事实在原则上并没有服从客观解释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视为贬义的“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就不是纯粹消极的，而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反观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不正是在“盲人摸象”“窥豹一斑”“一叶知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理的吗？世界上没有一种完备自足、毫无缺陷的认识视角，因此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绝对正确的认知结果。 历史研究主体的视域与历史客体视域之间形成交融，最终形成历史认识结果的过程，构成了类似一问一答、永无休止的对话。如果我们用字母A表示历史认识的主体，用字母B代表历史认识的对象。那么，历史认识就是A与B两种不同主体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而历史认识的结果既不可能是纯粹的B（这是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是纯粹的A（这是相对主义史学的观点），而只能是AB。作为认识结果的AB，尽管既不是A也不是B，然而却同时既分有了A，也分有了B。这种看似的诡辩，其实是一种辩证法。伽达默尔说：“我们所论证的问和答的辩证法使得理解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某种谈话的相互关系。……期待一个回答本身就已经预先假定了，提问题的人从属于传统并接受传统的呼唤。”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视域融合的过程和结果，既不是客观主义所理想的“如史直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构建”，而是一种“效果历史”。试用三原色配色表为例说明。如果我们将研究者甲的视域比作红色，将研究者乙的视域比作蓝色，而将研究对象丙的视域比作绿色的话，那么，甲认识丙的结果，就是：（红）+（绿）=（黄）。与此不同，乙认识丙的结果，则是：（蓝）+（绿）=（青）。青或黄的这个认识结果，就是效果历史。我们当然知道，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之间的差距通常绝不至于像红色与蓝色这样夸张——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更类似于同一颜色下的不同色差而已。这就是何以不同研究者对于同样历史对象的认识结果虽然有分歧，但绝不至于毫无对话余地可言的原因所在。三原色的例子过于机械，似不足以完全反映历史认识的复杂过程，但其中所体现的阐释学视域融合的基本原理却是相同的。 （三）化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对历史的真实、事实与真理确定性的追求，是历史学科与生俱来的品质与特征。既然如此，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在为研究主体赋予更多能动性的同时，是否可能为相对主义和任意解释打开方便之门呢？这的确是阐释学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实际上，正是鉴于西方学界出现的许多不严肃现象，为了确定阐释的基本规范，防止阐释实践中的相对主义倾向，张江教授近年来从多个方面划定阐释的边界，说明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讨论，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在与实证主义斗争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一门学科，阐释学对科学主义的警惕、对绝对主义的批判，的确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似乎它有鼓吹相对主义之嫌。毫无疑问，对于历史学这门自古以来就强调事实、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结论的确定性的学科而言，阐明这个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是在反对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或者说它试图在两种极端道路之间“允执厥中”，其目的既不是维护客观主义也不是放纵相对主义。阐释学的目的和实际结果，是化解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首先，阐释学在认识论上力求走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此前的客观主义史学家强调的是客体向研究者“客观呈现”的必要性，而相对主义者强调研究者主观性的重要意义的话，阐释学则同时重视这两个因素。一方面，从批判客观主义史学的角度，阐释学肯定了研究主体视域的创造性：“有些历史学家试图让自己抛弃他们的主观性是完全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历史解释方面，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单纯的重复他的源泉所包含的东西就够了，认为惟一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些源泉所具有的历史，这乃是天真的想法。”另一方面，从批判相对主义的角度，阐释学认为“富有意义的形式”作为解释的对象，本质上是“精神的客观化物”，因此便具有独立自主性：“富有意义的形式必须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们所具有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必然性、融贯性和结论性里被理解；它们应当相对于原来意向里所具有的标准被判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释的结果并不简单地取决于理解者一方，研究对象作为客体，不会无原则地迎合研究者的主观性。伽达默尔甚至认为，所谓相对主义其实是客观主义的一种偏见。事实上，真理也有其相对性，超出一定条件之后，它便不再是真理，因此并没有什么“绝对知识”存在。 其次，阐释学认为前见并不是率性的、流动不定的、毫无规矩的臆测和恶作剧。表面上似乎是“前见”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事实却是人生活在前见的传统当中，而前见并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形成或改变。伽达默尔说：“即使见解（Meinungen）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被理解。……诠释学的任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探究，并且总是被这种探究所同时规定。……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文本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文本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在这点上，前见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认识达成高度一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的前见正是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一种传统，而不是人们臆造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 再次，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的独特优势可以促使不利的前见通过视域融合得到鉴别和淘汰，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既然是“前见”，当然既包括含有正确成分的前认识，也包括含有局限性甚至谬误的前认识即偏见、成见。这些偏见和成见，只有通过具体的阐释过程才可能得到扬弃。伽达默尔说：“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Vorurteile）和前见解（Vormeinungen），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die ProduktivenVorurteile）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正是历史的因素，亦即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时间距离“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的前见浮现出来。”“时间间距常常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die wahre Vorurteile）与我们由之产生误解的假前见（die falsche Vorurteile）区分开来。”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使命与优势所在。 最后，我们还是要追问：对主体价值的肯定，会不会复活历史认识中的极端相对主义，导致认识结论鱼目混珠？或者说，既然阐释学主张认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因素，那么是否意味着“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否意味着认识的边界是无限的，因此也是没有规范的呢？伽达默尔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我所进行反思的对象是科学本身的过程及其客观性的限制，这种限制可以在科学过程本身中观察到（但没有被接受）。承认这种限制的创造性意义，例如创造性的前见形式，在我看来无非是一种科学正直性的要求，而哲学家必须担保这种科学正直性。对于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哲学怎么可以说它鼓励人们在科学中非批判和主观地进行工作呢？” 如前所述，客观主义史学在追求自身理想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表明，所谓绝对的历史客观性只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事实上永远不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研究者做到内心空空如也，穷尽所有史料，真正“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真实的历史一旦发生，就永远消失在过去的时间长河中，至于那些为历史学家所思考、所书写的历史，其实都是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我们主观构建色彩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真实”与“历史事实”其实是不同的。我们所能认知的，只是历史的事实而已。 视域融合理论解决了研究过程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保证了认识的不断推进。如有学者所说：“一方面是客观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性要求只能由于解释者的主观性，以及他对他以一种适合于所说对象的方式去理解的能力的先决条件有意识才能达到。这就是说，解释者被呼吁从他自身之内重新构造思想和重新创造思想，使它成为他自己的，而同时又必须客观化它。”这就是说，既要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也要保持研究者的主观性。看上去这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化解了传统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因此，无论是对于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都是一个不断逼近，但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 总之，阐释学认识论既维护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防止了认识论中的独断主义。研究者既不可能绝对客观地“复原”历史真实，也不可能完全疏离历史事实本身。其结果，必然是使研究者的视域，同研究对象的视域发生交融汇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都是一个史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历史研究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本对阐释者造成影响，改造阐释者的观点，而阐释者也将自己的认识带入理解当中，改造了对文本的印象。如是往复，避免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促使认识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