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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之时，要依赖于证据。然而，证据的产生，与史家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历史学家往往因为现实的要求提出问题，从而将那些可以用来阐明其问题的史料纳入证据的范畴。历史学家的问题来自于“现在”，他提出问题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史家进行证明的过程与回答问题的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依据史料进行逻辑推理之外，类比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证明过程中的类比，受到不少史家、数学家、哲学家的重视。对类比证明的理解，将帮助史家在进行历史证明的过程中，避免产生对于史学之精确性的盲目崇拜；它同时也可以促使史家认识到，证据与证明，在最大的限度上与现实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关 键 词：证据 史学理论 历史研究 类比 柯林武德 作者简介：陈新，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是一种言说与表现，当它被呈现给读者时，不论记述、叙事、论述，都意图让读者相信，它是真实可靠的。尤其是近代史学职业化以来的历史写作，更以真实作为标签，从而凸显史家作为历史真实代言人的角色。当历史文本中蕴涵的主观性日益为人所知，原来那些被认为不存在史家主观意义表达的实录、记述，其中少不了一种表现策略的施展过程，它努力将历史表达为真，或者令历史看起来更真实。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应用的证明过程。若是有人谈起，历史的本质在于求真，人们或许不会反驳。可是，真为何物，不同立场的人会给予不同的释读。然而，求真之中，“求”的过程，不论是求索还是发现都离不开证据，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借助证据来完成的证明。 证明是史家无法回避的活动，是历史学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旨在探讨与这一环节相关的诸问题。 证词、证据与问题 在讨论证据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一类涵盖在证据概念之下的类别——“证词”。在法官审案中，证词非常重要。证词往往由证人提供，其成为证词的必要条件，便是证人必须曾经出现在其所言说事件的现场，是目睹者。在历史学中，我们会遇到历史现场当事人的大量追忆言说，可是，它们能不能被采用为证据，其中仍有很多疑问。这是因为，证词在证据系统中占有的独特位置。 证据之为证据，实际有赖于与被证明的问题之间相关性的建立；也就是说，历史经验、历史文献要成为证据，必须要与研究者的问题相关，才获得作为证据的资格。它可以是器物、言论、图像等，凡是能够证明我们问题的，都有被归入证据的可能。 法律上我们说到的证词，是言说者曾在场的见证。为什么它具有这种特殊的优先性？或许就是因为在人类的感官中，“看见”在感觉和思维构成的证明系统中具有优先性。有一句俗语，“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耳听也可能是“实”，但这句俗语表明，“眼见”在一般人心目中，在经验的层次上，在确认信息真实性方面，占据第一顺位。在西方历史文本里面，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希腊作家赫西俄德曾写道：“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①“看看”或者说“眼见”，这是证词成立的一个特别条件。 在历史学当中，证词成为证据，还涉及证据采集系统的规则以及对证人可信度的确认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证人在法庭作证时，被要求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所述证词为真。这一行为并不能获得逻辑或科学的确证，而是因为在那个法律体系中，人们通过历史中生成的规则同意将证词的保真度，诉诸信仰的系统，即表示证人对自己的言行，以神圣信仰来保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可能说谎，但是一旦被查证，将有法律对其实施制裁，从而保障法律的严肃性。 柯林武德将证词泛化界定为那些史家未经批判而接受的、来自所谓权威者的言说。他曾经说：“当历史学家接受由另外的人对他所询问的某个问题给他提供的现成答案的时候，这个另外的人就被称为他的‘权威’；而由这样的一个权威所做出的、并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陈述，就被称为‘证词’。只要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一个权威的证词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真理，那么他就显然丧失了历史学家称号的荣誉；但是我们却没有别的名字用来称呼他。”②柯林武德认为，史家必须自律，历史学是自律的学科。自律意味着，史家对于他获得的所有文献，必须通过批判再行使用，即使它们是那个所谓的证人提供的现场回忆和证词，也不例外。史家如果只是不假反思地接受文献，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史家，史家的作为，是要把证人或权威所说的内容，通过自己的判断和反思，转化成自己确证的内容，这才合乎一位史家的职业要求。 柯林武德认为，证词“绝不可能是历史知识，因为它绝不可能是科学知识。它不是科学知识，因为它不可能由于诉之于它所依靠的那种根据而得到证实。只要一有了这样的根据，情况就不再是一个证词的问题了。当证词被证据所加强的时候，我们之接受它就不再是接受证词本身了；它就肯定了基于证据的某种东西，那也就是历史知识”③。这是柯林武德关于证词和证据之间关系的表述。实际上，柯林武德在这里也没有反思证人在现场的出现。他用的“证词”的概念，更多是指他人提供的文本所表述的内容。因为，如果我们对所有的证词追本溯源，追溯到史料的第一笔记载，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原始文献资料，就必须涉及第一位该事件的言说者的曾经在场。 柯林武德还认为：“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他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能知道有什么东西作为证据将会是有用的。”④这也就涉及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某个东西对你是否有用，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被纳入你的问题之中。柯林武德进一步说，在他所批判的那种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学中，“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证据这个名字来描述证词；那么就既有潜在的证据，又有现实的证据。有关一个主题的潜在的证据，就是现存有关它的一切陈述。现实的证据则是我们决定加以接受的那部分陈述。但在科学历史学中，潜在的证据的观念消失了；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用另外的话来说这同一个事实的话，则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对于无论任何一种主题都是潜在的证据”⑤。 按柯林武德的看法，这意味着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史料可以充当证据，其他事物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据，只不过，它受制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其调动起来，成为你的证据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为佐证柯林武德的看法，娜塔莉·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这部作品中，说明她如何将自己当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原则，植入16世纪马丁·盖尔所处的历史情境中，用作证明其人其事之真伪的证据系统中的、暗含的前提性要素。 柯林武德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即科学的历史学家“将认识到，每一次历史学家问一个问题，他之所以问它，都是因为他认为他能回答它；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对于他将可能使用的证据——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和尝试性的观念了：不是有关潜在的证据的一种明确的观念，而是有关现实的证据的一种不明确的观念。要提问你看不出有回答指望的问题，乃是科学上的大罪过，就正像是在政治上下达你认为不会被人服从的命令，或者是在宗教上祈求你认为上帝所不会给你的东西。问题和证据，在历史学中是互相关联的。任何事物都是能使你回答你的那个问题的证据——即你现在正在问的问题的证据”⑥。这是柯林武德的睿智：既重视证据，又将问题引入，在问题与证据之间建立起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关联。这样，那种有能力提出问题的“眼光”，同时也是证据之筛的设计师、制造者和使用人，是他“创制”了证据。他用证据之筛，筛得有用的材料，使之转化为证据，同时也将这些证据，组织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要对一个历史学问题做出解释，可能有许多层次。例如，要将纳粹大屠杀做特殊化的解释，使之与德意志民族的总体性格分离开，便可将大屠杀的发生，放在聚焦于希特勒的个体化解释系统之中。这需要对希特勒的心理、他儿童时期所受过的心理创伤等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如果要扩大德意志民族对于大屠杀承担的历史罪责，那就可以去分析德意志民族自18世纪末以来，其近代民族特征或性格的生成之中，历史主义是如何既成为德意志史学中的正统史学思想，构建着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带来了20世纪纳粹大屠杀的人道主义灾难。对于纳粹大屠杀的解释方案还可以有许许多多，不论是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还是共时性的、历时性的。对于史家而言，你要明确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你才能选择与之相关的证据，或者建构何种复杂程度的证据系统。在此不多延伸，而只是想要说明，有关证词、证据与证明问题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史家所处理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更加重视，更多深思。 柯林武德是在证据与问题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先行者之一。他提醒人们记住阿克顿勋爵的伟大教诫：“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他批评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家们全都是在研究时代：“他们对于某类一定范围的事件收集了全部现存的证词，并枉然希望从其中会产生出某种东西来。科学历史学家则研究问题：他们提出问题，而且如果他们是好的历史学家，他们就会提出他们懂得他们做出回答的方式的那些问题”，“任何事物除了与某个确切的问题有关之外，就不是什么证据。”⑦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史家认为，通过排列的史料会自己说话，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排列隐含了史家在日常生活中被无意植入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审美的倾向。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和论证，史家才开始普遍接受这一现实。 事实上，历史学家提出问题时，多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回答，那是一种预先构想的回答方向，往这个方向出发，并不会造成一种循环论证。一位史家带着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的过程，同时也是历史成其为当代史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