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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双版纳哈尼族是在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合力作用下选择种植橡胶的，完成了由粮食种植向橡胶种植的生计转型。在橡胶种植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哈尼族村寨，即国营橡胶农场生产队、民营橡胶公司生产队和自主种植橡胶的传统村寨，他们参与橡胶种植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生计转型特点。不同类型的村寨在生计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现实诉求不同，因此选择了民族文化资本化、村落共同体建构、文化农民培养等不同的文化融合发展策略。 关 键 词：哈尼族/橡胶种植/生计转型/文化融合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8)。 作者简介：张雨龙(1984- )，哈尼族，云南景洪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云南 昆明 650091 一、研究缘起 人类的生计方式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密切相关。人们为生产发展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变化首先会驱使人们改变原有的生计方式。同样地，一个新的物种、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等的介入，也会带来生计方式的转变。正如橡胶树这种新的经济作物的引种和推广，改变了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生计方式，橡胶种植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 关于橡胶种植引起的哈尼族生计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早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张宁考察了西双版纳勐捧农场的哈尼族爱尼人①“并寨进场”前后的生计方式改变、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的改变。[1]笔者曾讨论了哈尼/阿卡人村寨的橡胶种植历程以及橡胶种植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影响，[2]也讨论了橡胶种植带来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调适问题。[3]周建新和于玉慧基于个案论述了哈尼族村寨在橡胶种植过程中的生计转型特点和原因，认为驱使哈尼族种植橡胶既有自然环境、国家、市场和科技等外部因素，也有本民族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并指出生计转型后面临的自然环境的局限性、“一维”生计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及“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等问题。[4]欧阳洁指出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实践实际上是其文化逻辑建构的结果：阿卡人“管理粗放”实则是刀耕火种传统生计策略的运用，其背后是一套权衡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后的“整体理性”的逻辑。[5]这些研究梳理了哈尼族种植橡胶的历程，也分析了橡胶种植带来的生计转型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影响，还指出了橡胶种植这种新的生计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性。尽管笔者曾讨论了哈尼族面对传统文化式微所做的文化调适，欧阳洁也关注到了哈尼族的橡胶种植管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但这些研究成果体现的都是橡胶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传统的哈尼族村寨做出的文化调适和文化实践。2013年橡胶价格持续下跌之后，橡胶种植对哈尼族社会产生的影响与之前不完全相同，村民对橡胶种植的认知、理解以及所做出的生计方式调整与文化对策也不同。 关于其他民族生计转型中的文化对策、生存策略和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秦红增等调查分析了瑶族社会从种植玉米为主的定居耕作到以种植金银花、养殖猪羊相结合的流动耕作的生计转型过程及其特征，提出作物、生计与文化共变的规则，即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作物种植或养殖的多样性和生计方式交换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科学技术在民族乡村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温士贤论述了市场经济作用下的怒族社会生计转型过程以及怒族社会的山地资源商品化、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进入工业体系谋求生存等生存策略。[7]王春荣等分析了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生计转型中的困境，并提出保障生计转型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加生计资本和传统生计文化产业化的对策。[8]秦红增等认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生计方式表现出耕作内容灵活多样、耕作技术科技化、耕作主体为有知识有技能的文化农民等特点，成为乡村新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新文化空间的建构与扩展可能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路径。[9]邓玉函等通过分析广西五个类型村寨的生计转型过程及治理模式，指出农民的主体性在乡村生计转型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0]这些研究关注到了科技知识的学习运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农民主体性地位的提高、乡村新文化空间的建构等对策在生计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因此，与以往只关注某一类村寨或某一个村寨不同，本文选取三种不同类型的哈尼族村寨，即橄榄坝农场管委会团结生产队第七居民小组(国营橡胶农场生产队)、勐龙镇国贺村委会玛兰红村民小组(民营橡胶公司生产队)和景哈乡坝那村委会帕瓦老寨村民小组(自主种植橡胶的传统村寨)，运用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三种不同类型村寨的生计转型过程和特点，探讨不同类型村寨的哈尼族如何根据自身的生计转型特点和文化特质而采取不同的文化融合发展策略。 二、三个哈尼族村寨的橡胶种植与生计转型 橡胶种植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是1957年至1980年的国营橡胶独立发展的时期和1980年至今的国营橡胶和民营橡胶共同发展的时期。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像哈尼族村寨这样的少数民族村寨参与到橡胶种植过程中，形成了国营橡胶农场生产队、民营橡胶公司生产队和自主种植橡胶的传统村寨三种类型。②这三类哈尼族村寨的生计方式由粮食种植向橡胶种植转变，但他们的生计转型过程和特点有所差别。 (一)第七居民小组：从民族村寨到橡胶农场生产队 第七居民小组隶属于景洪市橄榄坝农场管委会团结生产队，是一个哈尼族生产队。截至2018年12月，该居民小组有57户162人，职工72人，都是哈尼族。国营橡胶林1378亩，32997株橡胶树，承包资源143个树位，承包人数91人，其中在职职工37人，非职工54人。 第七居民小组是哈尼族村寨加入国营橡胶农场后建立的生产队，他们从加入橡胶农场之初就放弃了粮食种植，橡胶种植成为他们唯一的生计方式。20世纪50年代，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将天然橡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引入，并在海南省、云南省、广东省等地建立了大量的国营橡胶农场。1957年1月28日，国营橄榄坝垦殖农场正式建立。[11](P4)1960年前后，大量的“复转退”军人、支边农民、知识青年等的加入使国营农场的规模迅速扩大。1978年底，大量知识青年的返城导致国营农场的职工数量锐减。其中，橄榄坝农场规模从1957年建场时的10个生产队156人，逐渐增加到1978年的8个分场59个生产队8191人，然后迅速减少到1979年的5309人。[11](P234)知青返城后，橄榄坝农场需要补充大量的工人，第七居民小组的哈尼族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国营橡胶农场的。 1979年6月，根据省、局关于少数民族村寨插在农场范围内的，本着村寨自愿，区、县政府批准的原则可以接纳入场的指示，农场将勐罕区一大队巴勒生产队(全是哈尼族)接纳入七分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生产队。原巴勒生产队有21户，人口138人，职工51人，水稻田50亩。[11](P320) 该资料表明当时的巴勒生产队是带着50亩水田整村加入国营橡胶农场的，由少数民族生产队转变为国营农场生产队。此外，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除了50亩水田外，巴勒生产队的3413亩山地也在当时划入了国营橡胶农场。巴勒生产队加入橡胶农场后命名为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七队。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垦系统实行属地管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七队更名为橄榄农场管委会团结生产队第七居民小组。 加入国营橡胶农场以及橡胶种植很快改变了第七居民小组哈尼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土地不再归村社所有，而是归农场统一规划使用；村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土地的用途，土地的唯一用途就是种植橡胶树；他们已有的关于粮食种植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不再发挥作用，他们必须接受有关橡胶种植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并按照农场的统一标准开展种植橡胶树、管理橡胶树、割胶等工作；他们还需要接受农场技术督导的监督和考核，按质按量完成工作后方能领取相应的工资报酬。2012年实施属地化管理后，第七居民小组的居民可承包资源(橡胶树)树位，缴纳资源承包费后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生产时间，但他们还是必须按照农场的统一标准开展橡胶树的种植、管理和割胶等工作，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在第七居民小组的前身巴勒生产队加入国营农场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激励起了一定作用，但加入国营橡胶农场后，村民的身份从农民转为工人，从农村村民转为城镇居民，这种身份转变后带来的更多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是当时的哈尼族村民最为看重的。也就是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哈尼族村寨加入国营橡胶农场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加入国营橡胶农场后依然不断地为自身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付诸实践。 (二)玛兰红村民小组：橡胶公司生产队转型的新农村 玛兰红村民小组隶属于景洪市勐龙镇国贺村委会，是一个由哈尼族、汉族和彝族组成的村寨，由橡胶公司生产队转型而成。截至2018年12月，玛兰红村民小组有56户174人，其中哈尼族31户，汉族23户，彝族2户，橡胶种植面积约2800亩。除橡胶种植以外，玛兰红村民小组基本没有其他的农业生产活动。 1980年，景洪县(1993年改景洪市)小街公社③建立社办企业——小街公社橡胶公司。同年，小街公社橡胶公司招聘工人组建了第一至第五生产队。1984年，小街公社橡胶公司又招聘工人组建了第六至第十生产队。其中的第六生产队由来自小街公社永金中寨的10户哈尼族和从墨江县招来的2户汉族组成。 玛兰红村民小组就是在当时的小街公社橡胶公司六队的基础上组建的。1993年，小街公社橡胶公司改名为小街乡橡胶种植场。1995年，小街乡橡胶种植场改制为小街乡工贸实业股份公司。1999年，小街乡工贸实业股份公司因负债累累宣告破产。2010年10月，勐龙镇政府将原小街乡工贸实业股份公司的十个生产队重组成八个村民小组，并组建了国贺村委会。原公司九队的18户居民迁入六队。在生产队改制为村民小组时，正值六队住所里的一棵“玛兰”④树上的果子成熟了，红彤彤的特别显眼，所以取名为“玛兰红村”。村民小组的建立，意味着生产队结束了公司破产后长达十年的无人管理状态，还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全新的村寨。 与第七居民小组类似，玛兰红村民小组建立伊始就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但两者略有差别。橡胶公司是乡镇企业，公司的土地是地方政府划拨的，公司统一规划使用土地。工人通过应聘进入公司出卖劳动力，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工人必须接受橡胶公司的培训，并按照公司的标准完成种植橡胶树、管理橡胶树、割胶等工作。橡胶公司的生产标准和国营橡胶农场的标准基本一致。工人需要接受公司技术督导的监督和考核，按质按量完成工作后方能领取相应的工资报酬。 1999年橡胶公司破产后，生产队解散，工人的生产生活不再受到公司和生产队的管理和约束，但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还是橡胶种植，依然参照公司的生产标准，只是不再受人监督和考核。2010年新组建的玛兰红村民小组逐渐恢复了社会秩序，但依然需要努力解决橡胶种植及其生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 (三)帕瓦老寨村民小组：被卷入橡胶市场的传统村寨 帕瓦老寨村民小组隶属于景洪市景哈乡坝那村委会，是一个哈尼族山村。截至2018年12月，帕瓦老寨有106户508人。全村土地总面积为7323.9亩，几乎所有农业用地都种植了经济作物，包括：橡胶林地约5080亩，澳洲坚果(夏威夷果)地约1730亩，砂仁地约280亩。橡胶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69.4%，橡胶树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橡胶种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 帕瓦老寨在政府的鼓励下尝试橡胶种植，随着橡胶市场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橡胶种植面积，橡胶种植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1985年，景洪县曼洪区⑤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村寨种植橡胶。一是政府向村民出售的橡胶苗价格为每株0.5元，并约定村民可以等到橡胶树开割后的第二年支付；二是政府邀请了国营橡胶农场的技术员到村寨指导村民种植橡胶。尽管政府的政策很好，但帕瓦老寨的村民还是不敢冒险种植大量的橡胶。他们还听农场职工说“一人有一亩橡胶林就不愁吃喝”。所以，帕瓦老寨就按每人1亩的量来种植橡胶。1985年，帕瓦老寨有57户286人，橡胶种植面积286亩，平均每人1亩。 1986年至1990年，为了鼓励山区的少数民族村寨扩大橡胶种植规模，当地政府和银行还推出了“无息贷款”政策。但帕瓦老寨只有1个村民利用该政策贷款1500元用于橡胶种植。一方面，绝大部分村民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内容，有的甚至不知道贷款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村民也不清楚种植橡胶能否带来收入。 1994年，帕瓦老寨村民于1985年种植的橡胶树终于开割，尽管开割的橡胶树数量少、质量差，但村民第一次看到了橡胶树带来的经济收入，看到了种植橡胶增加收入的希望。1996年，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催生了帕瓦老寨村民新一轮的橡胶种植行动。1996年和1997年的橡胶种植面积分别为850亩和1250亩，随后几年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2008年开展林权改革工作时，帕瓦老寨的橡胶种植面积达到4619.1亩。⑥2010年至2012年，橡胶价格的快速上涨更是刺激了村民将原来种植砂仁的土地改种橡胶树。2013年年底，该村的橡胶种植面积已达到5520.9亩，占村寨土地总面积7323.9亩的75.4%，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土地都种植橡胶树了。2014年，村民开始扩大澳洲坚果的种植面积，有些村民甚至为此砍伐橡胶林，橡胶林地面积开始减少。2018年，该村的橡胶种植面积约5080亩，比2013年减少了500多亩。 与第七居民小组和玛兰红村民小组有些不同，帕瓦老寨村民小组是在地方政府引导鼓励下尝试种植橡胶树的，等尝到橡胶种植带来的较大经济收益的甜头时，正好赶上橡胶市场的快速发展，于是开始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粮食种植为主导转向橡胶种植为主导。村寨遵循轮歇作业的土地分配原则逐年把土地分配到村寨的所有农户手中，村民有权自己决定是否种植橡胶树、什么时间种植、种植什么品种以及种植多少等，也有权决定怎么管理橡胶林地、怎么割胶、怎么出售橡胶等。这是像帕瓦老寨这样的传统村寨与国营橡胶农场生产队、橡胶公司生产队的最大区别。相同的是，帕瓦老寨村也要遵循橡胶种植的规律，掌握橡胶种植的知识和技术，适应橡胶市场的发展要求，承担世界橡胶市场存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帕瓦老寨同样需要在橡胶市场的波动中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三、橡胶农场生产队的民族文化资本化运用 橡胶种植不仅成为哈尼族的主要生计方式，橡胶种植的有关知识、技术以及人们对橡胶种植的认知与理解，都已经融为哈尼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如果人们正视经济“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事实，那么人们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从发，思考橡胶种植这种经济活动带来的生计转型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当然，人们的选择不能脱离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第七居民小组无法改变他们隶属于国营橡胶农场的事实，他们也无权决定是否改变橡胶种植这种生计方式，他们必须在橡胶种植过程中和橡胶农场进行博弈。同时，他们还需要想办法寻求橡胶农场以外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同农场进行资源博弈和同农场外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正视自己的民族特性并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手段或工具加以运用，即民族文化资本化[12]是第七居民小组采取的文化融合发展策略。 一是通过民族传统节日的恢复增加凝聚力。第七居民小组加入国营农场后，其组织设置、管理模式、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等都和其他生产队没有区别。哈尼族职工也是按照农场的统一标准学习橡胶种植的知识和技能，坚守岗位，完成任务，力争成为农场的优秀职工。哈尼族的宗教祭祀、岁时习俗、音乐舞蹈等民族文化也逐渐消失了，许多年轻人已经不会说哈尼语了，他们基本都快忘了他们生活在哈尼族生产队里，通常也不会特意强调自己是哈尼族。但是，2003年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让哈尼族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特性。2003年，第七居民小组的几个哈尼族职工申请退休，但发现他们的登记年龄比实际年龄小，无奈被迫延迟退休。他们找到农场领导讨个说法，但领导表示登记的信息无误，即使登记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可能也是因为工人自己报错或故意报小造成的。农场领导的解释或许行得通，因为1979年农场的招工对象是20～35岁的青壮年，有些村民可能为了达到招工要求报小了年龄。但哈尼族职工对此解释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农场领导做了手脚，目的是让他们多工作几年。随后他们找到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讨个说法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个偶然的事件，让他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正所谓“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13](P18)民族节日正是能够集中体现一个民族共有的观念和准则的一种活动，通过举行民族节日活动将人聚集在一起，并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于是，第七居民小组开始恢复他们即将遗忘的哈尼族传统节日“嘎汤帕”节和“耶苦扎”节，通过节日中的家人团聚、走亲访友以及民族文化展演等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二是把民族文化作为和农场进行博弈的资源。民族传统节日的恢复，不仅起到了增加民族凝聚力、向外宣传本民族文化、加强与其他民族交流情感的作用，还成为第七居民小组与农场进行博弈的资源。2004年，第七居民小组向橄榄坝农场申请“嘎汤帕”节和“耶苦扎”节的活动经费，橄榄坝农场答应每年的“嘎汤帕”节都会拨付10000元的节日活动经费。节日期间，农场领导都要到第七居民小组欢度民族节日，其他居民小组的职工也常来参加。当然，第七居民小组此举的目的并不仅是获得每年10000元的节日经费，而是为了能够得到农场的真正尊重，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公平的发展机会，正所谓“对民族性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权力的强调、对资本的强调。”[12] 三是第七居民小组通过民族身份来加强同周边哈尼族村寨和地方政府间的联系。一方面，第七居民小组的居民利用和周边的哈尼族用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民族认同的便利，从附近的结坡村、巴吕村、小景哈村等哈尼族村寨租赁土地种植橡胶。从2003年开始到2018年，第七居民小组租赁土地种植的私有橡胶林地约1050亩，只比国营橡胶面积1378亩少一点。另一方面，第七居民小组越来越重视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在进入国营农场后，第七居民小组同其他国营农场生产队一样，与地方政府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2012年属地化管理后，第七居民小组充分利用民族身份加强与景哈哈尼族乡政府间的联系，特别积极参与景哈乡政府组织的橡胶种植管理与技能培训活动和文体活动，希望获得当地政府的更多关注和帮助。 第七居民小组的民族文化资本化实践，基本达到了增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目的，让农场了解了他们的哈尼族传统文化并得到了农场的尊重和认可，也帮助他们从附近村寨的哈尼族村民手中租赁土地发展私营经济，还和当地政府建立起更多的联系。他们将继续在农场体系内种植橡胶，民族文化依然会是他们同农场管委会、周边村寨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经济交往和资源博弈中的重要工具，或许还会为他们寻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