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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型农村的“村落共同体”建构 橡胶公司破产解体后重新组建的玛兰红村民小组，依然以橡胶种植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公司解体了，村民们的橡胶种植活动不再受公司和生产队的双重管理和监督，他们在生产中有自主权。同时，村民们所掌握的橡胶种植知识、技术以及经验，可以熟练地运用于橡胶种植活动中，他们也基本适应橡胶市场的发展趋势。但是，2010年组建的玛兰红村民小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村寨，不仅组建的时间短，而且是由原橡胶公司的第六和第九两个生产队合并而成的。因此，如何把两个生产队的人以及哈尼族和汉族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村落共同体”，是他们正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注重每个民族在村寨治理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村寨治理中，注重民族平等，不断强调哈尼族、汉族和彝族都是玛兰红村民小组的主人，都有权参与村寨的建设。村寨规定党支部和村民小组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包括哈尼族和汉族，如果能有彝族最好，但彝族只有2户，不做硬性要求。现任的村民小组组长是哈尼族，会计和妇女组长是汉族；党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是汉族，副书记和组织委员是哈尼族。这不仅是为了平衡村寨基层组织的权力结构，更是为了吸收两个民族关于村寨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智慧。 二是利用“家庭轮流值班”制度让所有家庭参与村寨管理。玛兰红村民小组有一块刻着“玛兰红值班”的牌板，每天都按照约定的次序传递牌板，牌板传递到的那户就是当日的值班家庭。值班家庭主要负责村寨的防火防盗并协助村干部处理突发事件。这种家庭轮流值班制度是传统的哈尼族村里常用的一种村寨管理方式，如今也被玛兰红村民小组运用到村寨管理中。家庭轮流值班的目的是维护村寨安全和秩序，同时也是为了增强村民对村寨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增强“村落共同体”意识。 三是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玛兰红村民小组是一个多民族村寨，民族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需要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玛兰红村民小组要求哈尼族、汉族和彝族尊重彼此的文化，鼓励每个民族都传承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促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希望通过村民们参与每个民族的节日、婚礼、葬礼等活动，促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消除文化上的误解，避免文化冲突。同时鼓励所有村民都积极参与村寨的文体活动。为了参加村委会组织的“2014年‘三八’妇女节庆典活动”，村民小组成立了一个文艺队，共有11人，其中哈尼族8人，汉族3人，准备了1支哈尼族传统舞蹈和1支汉族舞蹈。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2014年的文艺队没有彝族村民，也没有彝族舞蹈。此后几年的文艺队组建和舞蹈节目编排都是体现民族文化平等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方式。 玛兰红村民小组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努力仍在继续，他们期望能够建立一个以村寨主义——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14]——为组成和运行原则的村落。为此，他们需要继续社会整合，需要继续提高村民在村寨建设发展中的参与度和主体性地位，继续促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交融。 五、传统村寨的文化农民培养 橡胶种植将帕瓦老寨卷入世界橡胶市场中。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村民们具备市场知识和经济头脑，熟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应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还需要村寨寻求从外发发展向内源式发展的乡村再造路径。为此，帕瓦老寨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文化农民”，从而实现充分激发、调动农民在乡村和谐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让每个农民自己发展乡村，建设乡村，并享有乡村建设成果的根本目的。[15](P10) 帕瓦老寨历届的村干部们在过去的橡胶种植过程中起到了带头作用，还需要带领村寨适应橡胶市场的发展，并应对橡胶市场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村干部们所起作用的大小通常和他们自身的素养、知识、能力以及威望等有关。帕瓦老寨的村干部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点。现实中，帕瓦老寨的村干部和村民们一样掌握着基本的乡土知识和橡胶生产技能，但他们显然需要具备更好的“经济头脑”“判断力”“高度敏感性”和“习得能力”等。2013年和2014年，帕瓦老寨申请到了村内篮球场修建和路面硬化项目。两个工程分别需要46万元和94.3万元，当地政府分别拨款20万元和46万元，剩余的资金都需要村寨自己解决。村干部们为此“跑项目、拉赞助”，篮球场修建的26万元资金缺口于2014年筹齐，但路面硬化的48.3万元资金缺口到2016年底都尚未筹集到，最后村民只能自己集资。村干部们经过此事深刻意识到申请建设项目和筹集资金都需要能力和头脑，更需要“资源和关系”。为了寻找这些“资源和关系”，他们开始越来越注重走出村寨，与外界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在扩大交往的过程中建立更多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也是村干部提高自身素养和能力的过程，也是建构社会资本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过程，有利于他们在村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带头作用。 克服生计转型中的各种困难，适应橡胶市场的发展，更需要村民自己的努力。帕瓦老寨村民开始意识到科技知识、能力和观念等的重要性，开始注重培养文化农民。首先，村民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培养子女，鼓励子女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截至2018年底，村里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1人，专科13人，中专或技校26人，这些人大部分留在周边城镇工作，少数人回到村里从事农业劳动。其次，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头脑”的重要性。近十年来橡胶价格的波动，尤其是2013年之后的橡胶价格持续下跌，让村民意识到了橡胶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村民开始关注橡胶市场动态，增强理财意识。他们开始种植其他经济效益较好的经济作物，例如2014年到2018年先后种植澳洲坚果约1730亩，恢复砂仁种植面积约为280亩。最后，村民们积极寻找其他的生计方式。村民们利用割胶间隙到附近城镇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购买车辆从事运输业，购买商铺做投资，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降低以往结构单一的橡胶种植业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和经济发展路径。 西双版纳哈尼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在外来物种橡胶树的引种和推广中完成转型的，不同的哈尼族村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种植橡胶，从而完成由粮食种植向橡胶种植的生计转型。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以及橡胶市场的经济利益诉求都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但哈尼族民族文化内部具有的自身发展诉求和发展实践是最为重要的动因。而在参与橡胶种植实现生计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的哈尼族村寨面临的机遇和具备的条件不同，参与的时间和方式不同，他们完成生计转型的过程有顺利有曲折，导致他们在新的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诉求不同。 不同的哈尼族村寨为了在新的生产体系中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诉求所采取的文化对策也不同。从三个哈尼族村寨的文化融合发展实践可以看到，尽管三个哈尼族村寨从事的都是橡胶种植业，拥有相同的民族文化属性，但他们从村寨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出发，选择了民族文化资本化、建构村落共同体和培养文化农民等不同的文化融合发展策略，并基本实现了各自的不同目标。这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哈尼族村寨而言，只有根据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质选择文化融合发展策略，才是最为实际而有效的发展路径。同时，这也生动地体现了哈尼族村民作为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克服新的生计方式带来的问题和发展困境。这种生计转型中的文化融合发展实践，不仅能够让哈尼族在橡胶市场体系中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路径，也能够驱使他们继续寻求维护社会秩序、发展民族文化以及促进人性发展的路径。 以上可以看出，哈尼族要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发展，自己只作为发展主体的实践非常重要，但如果能够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他们的发展实践过程或许会事半功倍。从历史看，国营橡胶的发展是国家主导的，民营橡胶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引导。所以，需要国家政府“解铃还须系铃人”般地引导和帮助橡胶种植者解决生计转型中的困难，并寻求更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从现实看，国家正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就是将农业农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橡胶种植业已然是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村寨的基础产业，引导和帮助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解决橡胶种植业发展中的问题，促进橡胶种植业的兴旺，是国家在该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或许还是推动该地区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人性的平衡发展的有效路径。 ①爱尼人(又写作“僾尼人”“僾伲人”等)是西双版纳哈尼族的他称，自称阿卡人、雅尼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生活在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哈尼族自称阿卡人或阿卡族。国际学术界将生活在中国、老挝、越南、缅甸和泰国的哈尼族或阿卡人群体统称为“哈尼/阿卡人”。 ②据调查，西双版纳州种植橡胶的三类哈尼族村寨的数量分别是：国营农场生产队33个，橡胶公司生产队28个，自主经营橡胶种植业的传统村寨281个。 ③1975年，小街公社从勐龙公社分离出来成立，1984年改小街区，1990年改小街哈尼族乡，2004年小街哈尼族乡撤销，其原有的行政区域划归勐龙镇管辖。 ④“玛兰”是哈尼语，是一种香料。 ⑤1984年5月，曼洪区从勐罕公社划分出来成立，1988年2月区乡体制改革后成立曼洪哈尼族乡，1990年乡政府搬迁到景哈村，同时更名为景哈哈尼族乡。 ⑥整理自景洪市林业局景哈工作站林改组《老帕瓦亩积表》。 参考文献： [1]张宁.爱尼人的变迁——一位女学者眼中的“并寨进场”[J].民族团结，1997(7). [2]张雨龙.橡胶种植与社会文化变迁——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1. [3]张雨龙.从边境理解国家：中、老、缅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的人类学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4]周建新，于玉慧.橡胶种植与哈尼族生计转型探析——以西双版纳老坝荷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5]欧阳洁.阿卡人橡胶种植的文化实践[J].开放时代，2018(1). [6]秦红增，唐剑玲.定居与流动：布努瑶作物、生计与文化的共变[J].思想战线，2006(5). [7]温士贤.市场经济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8]王春荣，朴今海.困惑与出路：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生计转型[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23). [9]秦红增，曹晗.新文化空间的建构与前瞻：从耕读传家到乡村新习[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10]邓玉函，李青蓓.民族地区乡村生计与治理智慧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11]叶勇辉.橄榄坝农场场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2]马翀炜.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J].民族研究，2001(1). [13]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译.文化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4]马翀炜.村寨主义的实证与意义——哈尼族的个案研究[J].开放时代，201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