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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摘 要：本文梳理了新疆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动植物考古资料,试图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解析当时的生业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目前,该时段新疆地区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存共6处,分别做过动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遗存各有2处和7处。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青稞、小麦、粟黍,以及羊、牛、马为主,呈现出农牧兼营的生业特点,是因地制宜、中西交流的结果。下一步工作将对新疆生业的历时性变化、局地差异、各类作物、家畜在新疆的具体传播路径做更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新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生业 新疆地区的考古探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早期西方探险家的发现和记录。近年来,新疆的考古工作得到大幅推进,新的发掘工作蓬勃开展、已有考古资料也得到了及时整理和发表,为研究该区域的文化内涵、社会发展提供了丰硕的考古材料。随着动、植物考古在考古研究中的广泛开展,新疆地区的动、植物考古也获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已有的动、植物考古做一综述,旨在总结该地区生业情况的特征和变迁,并进一步探讨生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部,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被山脉、盆地环绕,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足、降水少、气候干燥。综合考虑新疆的地理环境特征,以及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新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按环东天山区、环塔里木盆地区、环准噶尔盆地区,三个区域来进行讨论(1)(图一)。 本文的研究时段聚焦在新石器至先秦时期。选择将新石器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一方面,旧石器遗址数量十分有限,缺少有关动植物考古的证据;另一方面,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新疆考古遗址中普遍出现了本地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频繁互动的证据。秦汉以后,随着张骞开通西域,有关新疆地区的情况则有了较多文献的记录。因此,本研究截止到先秦时期为止,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经常混用“史前时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来描述新疆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2),但为了更好地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本文将使用统一的时期命名,尽可能提供遗址的绝对年代。 图一新疆地理与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文化分区 (一)环东天山区 环东天山地区包括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石河子、昌吉回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地区和吐鲁番地区,主要包含天山北路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南湾类型(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800年)、焉不拉克文化(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500年)、石人子沟类型(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切木尔切克文化(公元前2000年以前)、萨恩萨伊类型早期遗存(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00年)、石河子水泥厂类型(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00年)、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苏贝希文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200年)(3)。 (二)环塔里木盆地区 环塔里木盆地区的北缘涵盖了轮台、库车和拜城地区,西南缘以喀什河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地区为主,南缘则是和田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地区,东缘为罗布泊地区。 从北缘开始逆时针梳理,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有新塔拉类型遗存(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哈拉墩早期遗存(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察吾呼文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包孜东类型遗存(战国中晚期～汉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00年)、阿克塔拉类型遗存(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香宝宝类型遗存(公元前800年～公元前400年)、尼雅北部类型(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流水文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元年)、扎滚鲁克文化(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00年)、小河文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4)。 (三)环准噶尔盆地区 环准噶尔盆地区主要包括阿尔泰山南麓、西北部的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天山的伊犁河谷盆地、以及天山北麓的部分地区。 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500年)、切木尔切克文化(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500年)、库希类型遗存(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00年)、东塔勒德类型遗存(公元前900年～公元前500年)、塑柯尔特类型遗存(公元前500年～公元前1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000年)、索墩布拉克文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元年)(5)。 二、动植物考古研究 尽管新疆地区大部分的埋藏环境有利于有机物遗存的保存,但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所有考古遗址中,进行过系统的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数量十分有限,对同一个遗址中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都有研究的案例更为稀少。以下仅对开展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进行统计和简要叙述,其中微体植物研究(如孢粉、植硅体、淀粉粒等)、稳定同位素研究并未完全计入统计中。仅在发掘简报中提及动、植物遗存出土情况的遗址或有遗漏,未做单独统计。 对同时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率先进行梳理,先介绍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再介绍动物考古研究结果。如果遗址未做过全面的研究工作,则分别介绍植物考古或动物考古结果。 (一)环东天山区 该区域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有4处,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6处,分别阐述如下。 1、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洋海墓地 洋海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200年,大体属于苏贝希文化(6)。在遗址的植物遗存中发现出了黍、青稞和普通小麦3种粮食作物(7),遗址出土的葡萄可能为园艺栽培植物(8),另有大麻、芦苇、胡杨、香蒲属、柳属、小獐毛、稗子、小花紫草、苦豆子、虎尾草、黑果枸杞等遗存,可能是生长在遗址附近的植物(9)。 尽管洋海墓地没有已发表的、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但发掘报告中有零星提及动物遗存的情况。墓地中随葬了部分动物肢体,这些动物包括羊、牛、马,以及少量的狗;在晚期墓葬中还发现了随葬的完整马匹(10)。 依据已有资料,该遗址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似乎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青稞、麦类及马、牛、羊占据主要地位。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 艾斯克霞尔墓地属于焉不拉克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11)。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除青稞可能为栽培作物外,胡杨、柽柳属、柳属、香蒲属、猪毛菜属、芦苇、小獐毛、中亚天仙子、麦蓝菜、大颖三芒草、花花柴、黑果枸杞、涩荠等13种植物应是野生植被(12)。 遗址并未开展专门的动物考古研究,但发掘简报表明,墓地出土了部分羊骨,并随葬有羊皮制品(13)。 依据已有资料,该遗址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似乎以种植青稞和养羊为主。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苏贝希遗址 苏贝希遗址是一处墓地遗址,位于吐鲁番,环东天山区的苏贝希文化以此命名,时代在公元前500年～公元前200年(14)。苏贝希墓地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有随葬在墓葬中的芦苇,但并未做定量分析。淀粉粒的分析显示,墓葬中出土的面条、面饼可能是由黍制作的。发掘简报中提及墓葬中有随葬羊腿、羊头的现象,但并未做具体数量统计(15)。 依据已有资料,该遗址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似乎以种植农作物和养羊为主。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 石人子沟遗址(原称东黑沟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16)。该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过采样浮选,鉴定出了青稞、普通小麦、粟、黍等农作物遗存,其中青稞占99%,其他碳化种子分别是藜、麦仁珠、禾本科、豆科、莎草科、蓼科、蔷薇科和十字花科、茜草科、菊科、旋花科、罂粟科、松科和柏科植物等14个科属种的植物(17)。青稞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和出土密度都表明,它可能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 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可鉴定出9092件标本,腹足纲动物有琥珀螺1种,鸟1种,哺乳纲有狗、马、猪、骆驼、狍、中型鹿科动物、黄牛、绵羊、山羊、羚羊、盘羊、啮齿动物和兔等14种,绵羊数量最多,其次为马和黄牛,其余动物数量较少(18)。石人子沟和西沟遗址出土的马脊椎上发现了骨质增生、关节面不对称、骨骺上有水平裂缝、棘突相压或相接等异常现象,可能和游牧民族的骑乘行为有关(19)。总而言之,石人子沟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具有比较鲜明的游牧经济特色。 该遗址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青稞及马、牛、羊占据主要地位。 2、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乱杂岗子遗址 乱杂岗子遗址属于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年代约公元前1400年～前800年(20)。遗址出土的植物有粟、普通小麦和青稞(21)。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五堡墓地 五堡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前1000年左右,属于焉不拉克文化(22)。遗址出土了粟、黍、青稞、普通小麦4种农作物和狗尾巴草、苦豆子(23)。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和卡子湖遗址 海子沿遗址和卡子湖遗址均位于巴里坤盆地。海子沿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800年,鉴定出了12个科的植物遗存,其中青稞数量占绝对优势,农作物还发现了小麦和黍,其他植物包括狗尾草、野燕麦、针茅属、黄芪属、草木犀属、骆驼刺属、藜、苔草属、蛇莓属、麦仁珠、麦蓝菜、蓼属、堇菜属、芸薹属、独行菜属、白刺属和松科植物(24)。 卡子湖遗址仅进行了试掘,与海子沿遗址文化面貌相近,植物浮选发现了青稞和麦仁珠(25)。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阿拉沟墓地遗址和鱼儿沟遗址 阿拉沟墓地和鱼儿沟遗址相距仅1千米,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也属于环东天山区,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600年、公元前2900年～公元元年前后(26)。遗址出土了普通小麦、大麦、黍和粟4种作物,狗尾草、稗草、虎尾草、益母草、芦苇、香蒲属植物、蓼科植物、田旋花、莎草科植物、苦豆子、黑果枸杞、麻黄、苍耳、大枣和杉树等15种野生植物遗存,其中麻黄和苍耳可能作为草药使用(27)。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县阔腊遗址和盐池古城 阔腊遗址和盐池古城均位于喀尔里克山北路,同属环东天山区,前者年代可能贯穿整个公元前1000年,后者年代上限应为青铜时代,两处遗址都进行了调查。阔腊遗址浮选出的植物以青稞为主,其他植物包括黍、狗尾草、草木犀属、藜、杂配藜、虫实属、苔草属、蛇莓属、麦仁珠、麦瓶草、薄蒴草、麦蓝菜、遏蓝菜(28)。盐池古城遗址鉴定出的植物包括青稞、黄芪属、藜、苔草属、蛇莓属、麦仁珠、蓼属,共7个科(29)。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县托背粱南山丘遗址 该遗址年代推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30)。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土样浮选,发现的植物有小麦、青稞、野燕麦、禾本科植物、黄芪属、草木犀属、苜蓿属、藜、虫实属、苔草属、麦仁珠、蓼属、萹蓄、芸薹属和白刺属,其中小麦穗轴发现较多,可能与作物收获和处理有关(31)。 3、小结 这个地区的生业方式为兼营农业和畜牧。农作物以青稞、粟、黍和小麦为主,还发现了栽培的葡萄;动物遗存以羊、牛、马居多。在距今1500年前后到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动植物证据没有显示明显变化。 (二)环准噶尔盆地区 本地区仅有喀拉苏墓地一个遗址做过动物考古的研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 喀拉苏墓地涵盖了早期铁器时代、汉代前后和8世纪前后,三个时期的遗存(32)。已有的动物考古研究分析了其中的一处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高级墓葬M15出土的随葬马匹,从中共清理出了13个个体,其中雄性个体12匹,马匹全部成年,部分个体有龋齿、脊椎异常、骨赘等病理现象(33)。该墓地的动物考古研究显示,马是阿勒泰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日常使用和随葬祭祀的重要动物资源。 该区域仅有一处墓葬做过动物考古研究,其随葬动物均是马。鉴于遗址的墓葬性质,其出土的动物遗存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生业情况,但可以推测马是当地的一种主要家畜。 (三)环塔里木盆地区 该区域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有2处,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1处,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有1处,分别阐述如下。 1、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遗址 古墓沟遗址主要属于小河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34)。遗址中可鉴定的植物包括普通小麦、麻黄、胡杨、芨芨、红柳、麻、红花、芦苇和香蒲,反映了当地荒漠、半荒漠的植被环境,以及少量的农业活动(35)。 虽然缺少专门的动物考古研究,根据相关发掘记录,墓葬内发现了山羊、绵羊和牛的骨骼,以及马鹿鹿角磨制成的骨锥(36)。 该遗址的生业方式以种植小麦和饲养羊和牛为主。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是一处早期青铜时代墓地(37)。遗址中发现了干枯的怪柳属、麻黄遗存,以及小麦、糜子、画眉草属植物等作物,说明在过去,罗布淖尔地区的环境应该比现今的更适宜种植农作物(38)。 小河墓地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尚未发表,但在简报中提及,发现了兽耳、牛皮和动物皮具。 该遗址的生业方式以种植小麦为主,可能存在养牛的活动。 2、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新塔拉遗址 新塔拉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39)。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包括小麦、青稞、黍和豆科植物,作物种植以小麦为主(40)。 3、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一号墓地 察吾呼沟口墓地一号墓地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察吾呼文化文化察吾呼类型的典型代表(41)。动物考古的研究表明,遗址出土了小型鹿科动物、马、黄牛和绵羊等4种哺乳动物,其中马的数量达78匹,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8%,其次为牛20头、羊1只、小型鹿科动物1只,家养动物比例为99%,一半以上为随葬动物(42)。动物的利用和随葬方式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 4、小结 该地区的生业方式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农作物主要为小麦、青稞和黍等,以小麦为主。家养动物包括马、牛和羊,目前以马居多,似乎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游牧生计特征。 三、讨论 (一)生业特征 整体而言,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动、植物遗存反映出了农牧兼营的生业方式特点。农业生产方式在环准噶尔盆地区的情况缺少考古材料的佐证,而在环塔里木盆地区和环东天山区则略有不同。 环塔里木盆地的农业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较为单一,以小麦种植为主,兼有青稞和黍,显示出该地区过去的气候比现在更适应农业生产。 相较而言,东天山地区资料较丰富,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已有数据尽管不足以做定量统计,但从性质上而言,似乎并无明显的历时性变化。农业生产采取了多种作物种植的策略,几乎在每一个有植物鉴定记录的遗址中,都有多种作物同时被发现,它们包括青稞、小麦、粟和黍,其中以青稞数量最多。 青稞具有耐低温、耐干旱、生长期短的优势,能够较好地适应高纬度、高海拔的极端环境,是新疆大部分地区比较理想的作物,可以保证产量、降低歉收风险。小麦的生长则需要更稳定而持续的水源,莫胡查汗沟口遗址(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发现的引水和蓄水设施和农田组成了农业灌溉系统(43),可以缓解当地水源不足的问题,提高小麦的产量。 部分遗址中还鉴定出了禾本科、藜科、茜草科等植物,可能是农田杂草的植物,它们的出现间接说明了农田的管理情况,并能提示作物不同的处理阶段。以石人子沟遗址为例,杂草比例较低,青稞则集中出现,这表明,该遗址更可能是作物的储藏和消费地,而非加工地(44)。 各个遗址出土的植物形态除了碳化的谷粒外,还发现了茎干和花序等植物的其他部分,为研究作物的脱粒方式提供了证据(45)。另外,如在苏贝希遗址出土的面饼和面条中,鉴定出了黍的植硅石和淀粉粒(46),揭示了农作物粉食的可能性,有助于阐明作物的加工和食用方式。 多种作物的种植策略一方面可以应对气候波动带来的作物歉收或绝收的风险。另一方面,从加工方式的差异来看,不同作物也能满足不同的饮食方式的需要。洋海墓地发现的葡萄,表明人工种植的植物不仅限于作为主食的粮食作物,还包括用于不同饮食目的的栽培植物。 新疆各区域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相似,具有鲜明的畜牧特色。动物饲养以羊为主,兼有马、牛、骆驼等家畜的使用。这些动物原本就能适应新疆的草原、戈壁环境,适宜的环境可以维持种群的发展。 它们提供的动物产品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在高纬度地区所必需的蛋白质和能量,这些动物产品不仅包括肉食资源,还有动物提供的乳制品、皮毛、劳动力等次级产品。小河墓地发现发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乳酪制品,乳酪由反刍动物的乳奶发酵而成,因为发酵过程分解了乳糖,乳酪相比鲜奶而言,更能适应乳糖不耐人群的食用(47)。牛皮、羊皮和羊毛制品也在遗址中有所发现,艾斯克霞尔墓地、小河墓地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动物的使役现象可以通过骨骼上的病变加以判断,在喀拉苏墓地和石人子沟遗址都发现了马的脊椎病变现象,很有可能与骑乘行为相关(48)。 除了农作物和畜群,野生资源也被人们所利用。一些野生植物,如麻黄、苍耳可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野生动物,如当地的马鹿和狍子,可以通过狩猎获得。这些野生资源也是当地先民生业开发的一部分。 农业和畜牧是组成了新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生业的重要部分。农时的安排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畜牧相协调,例如,我们推测,选择种植生长期短的青稞,利于配合畜群不同季节的草场迁徙。从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多数出土了作物的遗址中,人骨氮同位素也显示了较高的数值,这表明,这些人群食谱组成中的动物蛋白含量仍然较高(49)。尽管现有证据并不能准确地揭示动、植物的摄入比例,考虑到农业生产和畜牧管理都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如何安排农时、分配劳动力才能维持生业的持续发展,将会是今后动、植物考古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中,部分动、植物遗存来自墓葬,因此,不能排除墓葬中所使用的随葬动、植物,与它们在日常生活使用情况不一致的可能性。 (二)生业特征形成的环境因素 新疆处于欧亚内陆腹地,属于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带,日温差和年温差大,降水稀少且蒸发量大,尽管存在不同海拔地区的小环境差异,但整体而言,植被发育受到限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因此,需要因地制宜的生业方式以维持生存生活。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环东天山地区选择青稞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应对环境限制的对策之一。从青稞今天的种植环境来看,它能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分布极为广泛,尤其能适应高纬度(如斯堪的纳维亚)和高海拔地区(如青藏高原)的环境(50)。和小麦等其他作物相比,青稞十分多产,且产量稳定,是环境严苛、土壤贫瘠地区的理想作物。 除了青稞,罗布淖尔地区的部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小麦等少量农作物,这些植物的出土,说明罗布淖尔在先秦时期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荒漠、半荒漠环境,而是更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气候环境。 从畜牧动物的种类来看,羊适应山地环境,山坡上有丰饶的牧草可供放牧。羊亚科的许多成员都生活在亚洲内陆腹地,其中,羊亚科的一员———盘羊,在石人子沟遗址中也有发现。生活在当地的野生羊业科动物可能也是先民的狩猎对象。新疆地区山地崎岖,交通不便,选择羊、马等易于成群驱赶的动物,便于在需要时进行迁徙。另外,马还可以作为运输、骑乘的工具,提高人群的机动性。 尽管这些动物都显示出了游牧迁徙的特点,但综合考虑作物种植所需要的、相对长时间的稳定定居,农牧兼营的生业方式可能还存在不同小区域间的局地差异,小区域内的环境可能是影响生业侧重的元素之一。以东天山北麓为例,生活在山前山坡地带的游牧人群对畜群的转场放牧要求较高,和环境更适宜作物种植的吐鲁番盆地相比,农牧业的侧重可能有所不同(51)。 可见,新疆当地的环境对生业有一定影响。 (三)生业特征与东西交流新疆地区的生业特征和中西交通带来的食物交流有关。 农业方面,遗址中出现的青稞、小麦、粟、黍都不是本地驯化的作物。青稞是大麦的一种,一般认为,大麦最迟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西亚“新月沃地”被驯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传播至整个欧亚大陆(52)。小麦最早也在西亚的黎凡特地区被驯化,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传入东亚地区(53)。 新疆遗址中出土的大麦遗存集中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东天山地区,比在甘青地区、青藏高原等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大麦遗存晚1000年左右;小麦测年数据则大多集中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似乎比大麦进入新疆的时间更早(54)。一方面,这可能和大麦、小麦从西亚传入新疆的不同路径有关。另一方面,传播路径上各地的环境差异也导致不同作物需要长度不等的时间去适应当地环境,由此,造成了不同作物抵达新疆的时间差异(55)。 作物的东西交流是相互的。与此同时,东亚驯化的粟黍也在向西传播,最早的粟黍遗存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已经在欧洲的遗址中有所发现(56)。据此推测,粟、黍农业在河西走廊地区逐步确立后,至迟在公元前1000年成为加入新疆地区的新的农业元素。 新疆考古遗址中最常发现的绵羊和山羊,也可能是在西南亚驯化和传播而来,并最先进入了甘青地区(57)。尽管在新疆的部分遗址中有发现对当地野生羊类的利用,但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显示,这些野生羊群对现代家养绵羊和山羊的基因并没有贡献(58)。也就是说,人们尽管利用这些野生资源,但似乎并未成功驯化它们,使它们和家养绵羊和山羊有基因上的交流。 黄牛可能在距今10000年左右在西亚驯化,经过新疆和西北地区再进入中原,可能是其传播路径之一(59)。新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黄牛骨骼遗存年代较晚,皆晚于在甘青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发现的家养黄牛遗存,这可能和新疆的考古遗址普遍年代偏晚有关。 马可能在距今约5500年的中亚被率先驯化,距今约4000年～3600年间传入甘肃,到达中原地区的时间在商代晚期(60)。新疆出土的家马遗存尽管年代较晚,但有较为明显的骨骼病变,可能和骑乘有关,能为研究古代家马的利用方式提供直接的证据。 在中原地区驯化的猪也向西进入了新疆,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数量较少,可能并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及游牧的生活方式。 新疆地区的生业特征充分展现了由东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作物和家畜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过程中,这些驯化的作物和动物也对当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了适应和调整,比如,在西南亚作为冬季作物而被驯化的大麦,到了东亚却成为了春耕的作物;而西亚地区对奶制品的利用习惯,在羊、牛和马到达中原后也已经消失了。作为中西交流的枢纽,新疆地区的考古材料将为解答这些食物交流的具体过程、及其对当地社会的适应提供线索。 四、结论 新疆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生业情况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该地区内的三个文化区生业差异不明显,动、植物遗存显示出农牧兼营的特点,作物种植有青稞、小麦、粟和黍,还出现了葡萄,可能是栽培的作物。羊、牛、马等家畜可以适应季节性迁徙的生活方式,是较为理想的畜牧动物,不仅提供肉食、奶制品等蛋白质,还是便利的交通工具。这些作物和动物都不是本地驯化,它们在新疆地区的出现体现了古代东西文明交流的结果。 然而,囿于考古资料的有限,新疆地区生业的历时性变化、局地差异、各类作物、家畜在新疆具体的传播路径仍不甚明晰。在通过考古证据不断细化对新疆生业认识的同时,把新疆置于全球史的视角,也将有助于探讨生业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注释: (1)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肖小勇:《关于新疆史前研究的讨论》,《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4)(5)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第44~120页、第164~227页、第24~44页、 121~163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6)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2011年第1期。 (7)蒋洪恩、李肖、李承森:《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古环境意义》,《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5期。 (8)Jiang, H.,Y. Zhang, X. Li, et al. 2009. Evidence for early viticulture in China:proof of a grapevine(Vitis vinifera L., Vitaceae)in the Yanghai Tombs, Xingjia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36:1458-1465. (9)蒋洪恩:《吐鲁番洋海墓地植物遗存与古洋海人及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6年。 (10)新疆吐鲁番学研究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2011年第1期。 (1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 2002年第6期。 (12)Zhang, G., Y. Wang, M. Spate et al. 2019.Investigation of the diverse plant uses at the South Aisilexiaer Cemetery(2700-2400 years BP)in the Hami Basin of Xinjiang, Northwest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11:699-711. (1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 2002年第6期。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 2002年第6期。 (15)Gong, Y., Y. Yang, D. Ferguson et al. 2011.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noodles, cakes, and millet at the Subeixi site, Xinjiang,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8:470-479 (1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 (17)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南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18)尤悦:《新疆东黑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2年。 (19)(48)李悦、尤悦、刘一婷等:《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考古》2016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吉木萨尔县乱杂岗子遗址调查简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第43~5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1)Jia, P., A. Betts, X. H, 2011, New evidence for Bronze Age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in the Zhunge’er(Junggar)Basin, Field archaeology 36(4):259-280. (2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五堡墓地151、152号墓》,《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 (23)a王炳华、刘杰龙、梅玉祥、张玉霞、吕巡贤:《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麦的研究》,《农业考古》1989年第4期;b于喜凤:《新疆哈密市五堡152号古墓出土农作物分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c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南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第132页,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24)(25)(28)(29)(31)(44)(51)(53)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南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第120~129页、第176~178页、第195页、第157页,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2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和阿拉沟墓地》,《考古》2014年第4期。 (27)Jiang, H., H. Wu, H. Wang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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