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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1868—1949)

http://www.newdu.com 2020-06-29 爱思想 徐涛 参加讨论

    
    
    摘    要:
    交通工具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重要的物质文明进步。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大概有两类:一是教会学校里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骑自行车。同为自行车,被男性驾驶或由女子踏行,社会反应天差地别。对“女子骑车”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的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在认知上存在相当差异。一个器物之社会应用,并非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或被市场规则决定,而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互动,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自行车; 性别; 体育; 身体;
    器物层面的高低好坏,一眼便知。李鸿章慨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论证之根据即着眼在“枪炮、轮船之精利”。1近代以降,欧美诸国最先发生科技鼎新、工业革命,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新式器物犹如水之由高入低不断涌入中国。可以说,文明复杂交冲过程中,西力东渐体现最为显性的是在西物东渐这一面向。而“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物质文明的进步,包括食品、服饰、住房、日常用品诸多方面,就其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著性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与交通工具现代化相比”。2
    传统中国史学编修对交通内容颇不重视,直至《清史稿》始有《交通志》体例出现。近代中国的铁路问题最先引起学人的关注。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史、社会史等理论范式的引入,中文书写的铁路史、航运史取得丰硕成果。而其他新式交通工具,如人力车、自行车、电车、汽车等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集中在21世纪初年不断涌现,或多或少受到物质文化史学范式兴起的影响。3物质世界没有生命,只有与“社会人”(Social Beings)结合才会产生文化意义。已有的中国交通史研究对于相同交通技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迥然有异的传播路径,皆作为重要的书写内容给予关注,但遗憾的是,前人研究往往止步于对器物接受者、消费者千人一面的描述,对于新式交通工具与性别不同引发的有趣话题罕见涉及。而女性视角切入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眼光多放在民族国家这样宏大的议题上,与新式交通工具引入、普及相关的论述亦不多见。4
    号称最为“先进”的上海公共租界在1928年仍然“不许中国女子开车,并禁发开车执照”;5早在1910年我国沪宁铁路上就有了专载女客的三等车,“车上标有女客坐位字样,凡男客年逾十岁者,无论是否女客之亲属,均不得同坐”,而女客若不愿意乘坐“女车”,进入别车“仍听自便”;6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之中,见了有年老者和妇女小孩们上来,坐在附近的男子们,大都站起来让座,差不多已成了一种普通的习惯了”。7诸多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
    本文希冀通过“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议题的讨论,微观展现近代国人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生活习性、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之现代性演变,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进而展现出“自行车王国”的曲折构建之路。
    一从学堂、青楼中走向普罗大众
    第一辆自行车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最晚不会超过1868年就已进入上海。8清同治七年(1868),从欧洲输入“脚踏车”,人坐车上,两脚踮地,拖车而行,未能引起国人兴趣。9自行车与中国的初次相遇虽不美好,但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亦完成了它从“奇技淫巧”到“文明利器”的传布进程,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地城市社会中都产生了自己的“自行车阶级”。10侨居西人撇开不论,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一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加入到骑车人的队伍。
    (一)洋学堂的女学生:宋霭龄及其他
    自行车传入伊始,真正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用者尚属寥寥,大半为娱乐及运动之用。而“娱乐及运动”为体育之别名,并非从事身体锻炼、运动竞技那么简单,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公共属性,涉及文化差异、性别分殊、民族认同、身体认知等多项重要议题。中国体育的近代转型开始于19世纪中叶,“1840年清朝于鸦片战争失利开放通商口岸以来,西方现代运动便随着洋人正式进入中国”。11英国人虽然带来很多现代运动,但由于殖民心态作祟,其运动爱好往往与整体所谓的通商口岸心态(Treaty-port Mentality)相呼应,几乎所有项目或明或暗均存在排斥华人参与的规定,竭力与中国及中国人保持距离,以维持一种英国人认同和自身文化所谓的“纯粹性”。12最早真正有意识向国人介绍西方体育的是来华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组织,如教会学校,以及后来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多所教会学校,国人体育的现代转型肇始于此;相较之下,基督教青年会则更侧重于社会体育的传播。
    1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自行车与中国人的记载本就极少,且多未标出准确时间。根据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的研究,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子是宋耀如的大女儿宋霭龄:“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13,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霭龄十岁生日(1899年——引者按)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对霭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14
    自1817年“奔跑机”(Laufmaschine),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肖式”自行车(Cranked Velocipede)、高轮自行车(High Wheel),现代自行车技术每一步发展都不局限于大西洋东岸。美国媒体对新兴科技的报道并不落后于欧洲,民众也一直保持着对自行车技术演变的关注与参与,与欧洲大陆几乎同步开启“自行车热潮”(Velocipede Craze)。15在作为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来上海传播福音之前,宋耀如在美国生活了整整八年时间(1878—1886),对自行车想必熟知,喜欢骑行并拥有自行车亦非奇闻。不仅如此,宋耀如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西化教育,尽量保持美国化的生活情态,在他大女儿10岁时赠予自行车,也在情理之中。但项美丽的研究依托何种资料,文中并无交待,笔者对其结论只能暂且存疑。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包括宋霭龄在内,晚清中国城市中,洋学堂(即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是近代中国首批学会骑行自行车的女性群体。16为改善女生之身心发育,破除中国女性缠足陋习,招收女生的洋学堂大都会将体操(即体育——笔者按)列为必修课程。而自行车作为体操教育的一个门类,让洋学堂的女学生得以先人一步,较早接触、熟知这一西方器物。1906年5月19日,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及幼稚园曾举行运动会,其中有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自由车”。17
    (二)妓女
    除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妓女也是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女性群体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加速,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中以妓女为中心的娱乐业日渐兴盛。在新生大众媒体(主要是小报)的配合鼓吹下,妓女占据公共话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走入公共视野。从不拘传统的新奇奢侈的服装打扮、富贵华丽的住宅与家具,到极度奢侈的生活方式,妓女在晚清中国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新奇大胆、标新立异。
    20世纪初,自行车作为价格不菲的游乐器械,18得到了妓女们的青睐。余之在《摩登上海》中写道:“晚清时期,自行车在上海人的眼里是一种奢侈品,那时候有谁拥有一辆自行车,那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有老上海写文章说在张园里骑自行车玩,那是上海滩一大乐事。那个时候的青楼女子以自己能在照相馆里拍一张照片为荣。”19
    青楼女子不仅与自行车合影,其中先锋者开始尝试跨车而行。《图画日报》中有两则妓女骑行自行车的报道:
    其一,“上海社会现象”中名为“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一图中,配文讲道:
    自脚踏车风行沪地,初为一二矫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则闺阁中人,亦有酷喜乘坐者。每当那个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燕掠莺捎,衩飞鬓颤,颇堪入画。因作是图,并填《踏莎行》一阕:
    踏莎行
    马路人稀,莺铃韵细,轻车飞过名姝丽,临风乱摆柳腰支,管他吹得衣裙起;
    钗凤斜欹,鬓蝉不理,祗将扶手连凝睇,莲钩频缩复频伸,娇嘘逗出如兰气。20
    其二,是在“上海曲院之现象”栏目中刊登了“金谷香尘走钿车”:
    自脚踏车盛行于沪,乘者取其非常迅捷,每喜购试。其始虽仅三五少年,既而曲院中人亦戏效之,于是皆以张家花园为练习地,每自三四钟起至薄暮止,时有笑移莲瓣,轻转橡轮,盘旋于如裀芳草间者,诚绝妙一幅美人游戏图也。赞曰:时见美人,飞车游戏,频蹴莲钩,紧拴藕臂,掩映花丛,往来草地,慎莫跌交,横陈玉体。21
    晚清著名“狭邪小说”22《九尾龟》中,讲述了一位“家赀万贯,年少封侯,又是堂子里头的管家、花柳丛中的老手”的潘侯爷,“最爱的是能坐自行车的女人”;23而过气名妓沈二宝,为了生计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巧设机关骑着自行车勾引潘侯爷,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详细描写沈二宝骑车上路:
    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沈二宝见大家都啧啧称羡,便叫一个相帮和他推了自行车,喜孜孜的对着众人点了一点头,口中说一句:“倪晏歇就转来。”金姐也对他说一声:“恭喜发财!”沈二宝便出了公阳里,跨上自行车,由二马路转出大新街,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来。
    上海地方坐自行车的人虽然狠多,却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妇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车之外,那些中国的妇女从没有坐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的。如今蓦然见了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狠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采的。……沈二宝走过潘公馆门外,便把那自行车缓缓的踏,慢慢的走过去。走不到两三丈路,便停了自行车,跨下车来把自行车倚在树旁。略略休息了一会,便又在潘公馆门外打个转身。一连这样的三次,不见潘侯爷出来。看看天将旁晚,斜日西沉,沈二宝没奈何,只得自己坐着自行车先到味莼园去。到了安垲第又等了好一回,依然不见潘侯爷的影儿。正是:
    春云冉冉,未销倩女之魂;秋水迢迢,不见伊人之影。24
    《图画日报》的两则图文报道与《九尾龟》小说中的细节描写都证明,晚清中国城市中,妓女虽然多为缠足,却已经熟练掌握了自行车技术,骑车上路。至少在上海,此时中国民众对妓女骑车的反应,则是诧异之后的欣赏,并未见负面评述。
    (三)更多女性群体的加入
    不像青楼女子敢于大胆在公共场所施展她们玩耍西洋新器物的风采,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良家女子对学习骑行自行车显然更为矜持,也更为谨慎。
        
    
    
    包天笑曾有《上海竹枝词》一首,描述良家女子初次学习骑行自行车的情景:
    香槟佳酿醉流霞,闲向天街蹋日华,夜静人稀归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车。25
    “自由车”是自行车的又一个称谓,在民国时期的体育界中最常被使用,一种解释是取其能自由穿行于人群之意 ,而这种解释显然太过于简单。Bicycle之所以称为“自由车”,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西化意味,即能否骑行自由之车是西化生活与否的一种表征,一种姿态。26竹枝词后注有“近日女郎亦多擅此”。27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引用此词,并补充道:“那时的小姐们,怕羞,白天不敢学车,晚上才让自己爱人扶着车子走,因此,余翁(包天笑笔名——笔者按)的《竹枝词》就这么写,盖纪实也。”2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女性群体加入到骑行自行车的队伍当中,相关报道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报刊之中。女性群体成为近代中国城市自行车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的进展,女孩儿已冲出闺门在社会上角逐,当骑着自行车倏然地驶过街头。”29这一时期,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群体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为健康体魄、游娱身心而骑车的女中学生们、女大学生们;30也有奔波街头,为生计糊口而骑车的女报贩、女职员们。31
    国产自行车工业羸弱,外车入华,实为自行车普及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活水源头。笔者曾根据自行车进口之海关数据分析,近代中国共计有51个城市的海关曾有外国自行车进口记录。32外国自行车输入中国海关各口,其散布去向基本呈现两条主线:一是中国东北国界边境至西南国界边境沿线,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南部沿海各口岸城市;二是长江沿线海关各口岸城市。其中大连、天津、胶州(今青岛)、上海、雷州(今湛江)5座城市成为近代中国输入自行车数量、价值最多的城市。33女性骑车者的身影亦不局限在通商巨埠,渐以扩散至全国各地。上海车会成立之后常常借胶州公园举行女子自行车比赛及表演;34浙江省杭州市之湖滨公园为“女郎乘坐自由车”的集散之地;35“在北方,女子骑自由车,骑驴子,都是很平常的事”,北平有消息称“清华大学生男二十八名女一名、乘脚踏车晋京(指南京——笔者按)”,“每人带有用费六十五元”呈递请愿书,未过几日四人放弃、返校,其他二十四人在天津下落不明;36广西省“南宁市上妇女骑脚踏车的一天多似一天,而妇女衣着的简单朴实”,受其影响,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太太也习惯自己骑车买菜;37深入内陆之河南省汴市所举行的第四节公开脚踏车赛上有“袁婉芬、马秀英、杜方、黄玉泉等四人”报名“女子组”参与比赛。38
    这一时期,中国最为引人瞩目的女车主当属电影女明星群体。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形成,并不断壮大,一批批电影明星在电影公司的包装下走向大众。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电影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明星的社会认同问题虽然还存在些许争议,但其经济地位之高已毋庸置疑。电影明星早已成为汽车阶级的一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汽车阶级不得不向下位移,主动自行车化:
    电影界有名几个汽车阶级,陈云裳、顾兰君、李英、袁美云、梅熹、韩兰根、卜万苍、陈燕燕、黄绍芬,其中有夫妻双档,有单方一档,现在汽油断档,汽车只好放到汽车间里,陈云裳改乘脚踏车,车身全新,价值一千七百元,顾兰君是犹太人,往往会打算盘,肉麻铜钿,只出了四百五十元买了一部中等的车子,卜万苍老早是脚踏车阶级,改坐汽车后,卖给韩兰根的,现在旧案重翻,卜万苍又要向兰根想法子了,兰根设法(弄)一辆给他,计卜万苍贴费二百元,黄绍芬广东人门槛顶精,买了一部三百五十元的就算数,岳枫秃子生光,不尚美观,也以三百七十元成交了一辆,刘琼一辆是日美开战之前买的,那时价钿已经九百元了,换了现在,恐怕两千不会少吗!样子崭(新),车身轻,刘琼日常翘起大拇指以拿马温自夸,韩兰根砂皮出名,老早买进一辆,只百余元,可是货色却相当地道。39
    许多之前并不会骑行自行车的电影明星们,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拍戏之余,纷纷开始练习自行车,为骑车上路做好准备。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37年凭借《马路天使》一片红遍大江南北,有“金嗓子”之称的周璇。1941年,轰动一时的“周璇、严华婚变案”后,周璇搬进了寄父柳中浩的公馆中居住。因为暂时没有新作,很是空闲,于是她在每日学唱京剧之余,兴起了学习自行车的念头:
    自从公共汽车停驶,汽车限制行驶后,交通方面非常的不便,于是脚踏车乘时崛起,重振旧日的威风,路上几乎将成脚踏车世界了!许多电影红星,像陈云裳,顾兰君等,都以脚踏车代步了!周璇觉得学会后,比较便利得多,于是便在升平街上练习起来,但初学的人是很容易倾倒的,一天她练习骑脚踏车的时候,刚刚有些会,一不小心,便跌了下来,不幸一只脚胫跌伤了!不过伤势不重,现在已可恢复行动了!她表示并不因此而不敢再学脚踏车,反之,她会增加勇气,再接再厉的干一下子,务使学会后方休!40
    周璇学车的情形,绝非个案。据当时的电影周刊的记者估计,“大小明星、导演等等,差不多有车者占三分之二”。41可见自行车在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流行程度。
    二有害身体?有伤风化?女子骑车的挑战
    自行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普及,时空上相重叠的是,从1895年甲午惨败于日本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中国的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家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胁迫。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较普罗大众更为强烈,他们渴望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借助外源的思潮与主义,完成现代转型,打造一个新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并非一个新国家”,“它的社会情况非常错综复杂,在这个国家里还存在着经过长期考验的农业和工业的组织体系”,骤然“弃置其原有性质”的变革,42都必然受到原有社会惯习和传统风俗的抵制。这种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认知差异,在“女子骑车”议题中亦有淋漓展现。中国女性在接受自行车的历史进程中引发的社会争议,大略可以归为两个方面:
    (一)女子骑车是否有害身体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身体的文字讨论支离破碎,不能单独成为体系,它始终被笼罩在更为宏观的“女子体育观”之中。游鉴明的研究认为,众声喧哗的女子体育观至少分为两节,一是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二是从健康美出发的女子体育观。43
    主张自行车无害于女性健康、反而有益身心,是言论场域的主流:“双轮脚车,轻捷异常,乘者能舒筋骨,多吸清气,诚有大益于卫生。”441898年10月6日,《知新报》转载同年6月20日的《伦顿格致择录报》云:“近有人考得一卫生良法,双轮脚车是也。女子习乘脚车,若不过度,则异日所产男女必身体强壮,即如今日之少妇较之未有脚车时之妇人更为强健,是其明证也。”451933年,留日学医回国的丁福保撰文《女子与脚踏车》一篇,先后引用丹麦、美国等国专家意见,提出三点结论:“(1)女子乘脚踏车,研究女子体育大家,不但认为无害,且视为最适合女子之一种运动。(2)自解剖学上言,男子乘用或者有害,女子则无妨碍。(3)乘脚踏车可使下半身之骨骼筋肉均甚发育,使初次生产轻易,惟此处应注意者,其坐垫应柔软,弹簧应完全,向逆风疾走时,及沙尘飞扬时,应戴口罩以保护呼吸器,又宜避免争先之运动。”46
    以上从医学角度出发的论述,与今日认知大致无异。上海女子组织自行车队引发黄誉顽在《申报》上长篇大论,更能展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女性身体改造的急迫心态:
    我们的时代正敲着惊人的丧钟,我们的国家正徘徊在生死的歧途,人事在“加速度”地开展着,而一般女性竟在赶着时代的后影,因为生活、环境、思想……的麻醉,丧失了打着旗帜赶前奔的勇气,已经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一批落后的渣滓物,竟容易地被她们捧着。在今日,我所见到大都市中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姑娘,还在那儿痴痴迷迷地装腔作势,学着《红楼梦》中林黛玉式的典型,她们本不知道国家危难困苦,颠沛破碎;她们只知道多情多病,多恨多愁,这不但是一个严重的妇女问题,而且也是复兴民族的致命打击。
    现在所可喜的,是在最近有“上海女子自由车队”的组织,她们的团员都是职业界的前进女子,一方面洞察过去的妇女运动者是假的,是徒托空言的政权,一方知道要真正能参政,先要训练自己,组织自己,与男子有同等的“金刚百炼之躯”。她们知道林黛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是属于壮健活泼的青年的,构成一个壮健的活泼的青年为结实的肢体、坚强的皮肤、富有弹性的筋肉,与反应敏捷的官感,这些都将由运动而锻炼完备,在这时代,运动是受到了怎样重视,假使我们要乐观一些说:自然可以说,这些都是指导将来青年要以强健的体格把握住世界的征兆。47
    作者希望所有中国女性都能从“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种种“林黛玉式”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通过骑行自行车,塑造一个全新的女性身体,并将新身体与新中国的未来结合起来论述。此种论述在20世纪前半叶颇有典型意义。
    自行车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反而带来健康和美丽。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健康美成为一部分中国都市女性的一种时髦观念后,即有言论将自行车与健康美联系起来:“最近妇人为保持脚线美,极盛行骑车,实际上为使膝和足颈柔软且强韧,的确颇有效果。骑着美的运动车,乐于驾驶的愉快的少女们,将从来不曾见过的新的美的姿态现于吾人之前,我以为所谓‘健康美’的话,恐怕就是指这种少女所表现的而说的。”48这也是自行车与女性身体论述的一个面向。
    “处女”迷思,虽然五四以来已经被初步打破,但仍是许多中国少女关心的问题。在《玲珑》杂志的“信箱”专栏中,经常可以看到读者对于处女膜破裂的恐惧。运动,尤其是自行车运动,是否会伤害处女膜是骑车女性的隐忧。1937年,一位自称“佩年”的读者便因为学骑脚踏车,造成阴部疼痛,日夜不安,于是她询问“信箱”编辑,这是否表示她的处女膜已经破裂,编辑珍玲告诉她,在剧烈运动中,处女膜确实容易破裂,不过还得透过医师检验,才能确定;有趣的是,珍玲安慰她,如果这是因为运动引起,本身仍是冰清玉洁,是可以问心无愧的。这些说法显示了中国女性,尤其是女学生,排斥体育的理由有部分是难以启齿的。49
    除了骑车有损处女膜的言论外,自行车有损女性健康的说法五花八门:1911年《妇女时报》有文章提及,女性月经时,切勿“乘车远行”;50丁福保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话锋一转宣称女子骑车会 “碍及将来之怀孕分娩”;51潘光旦在1929年宣称“女性不应该被鼓励参与锻炼,像网球、自行车,或是篮球等运动,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有很大危害”。52这些如今看来滑天下之大稽的言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给近代中国民众心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无法短期得到消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骑车女性的数量。
    (二)女子骑车是否有伤风化
    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女子单独骑车都曾是有伤风化之举。《申报》曾刊载一则社会报道:
    闸北太阳庙文安坊内,有年轻妇女尹王氏,于昨日傍晚骑乘自由车,在大统路一带,大兜圈子,更有多数工人随后拍掌胡调。四区巡长幺万钧,正率警在该处检察行人,以尹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遂命警将尹连人带车,拘送至区署,经署长判罚洋五元以儆。53
    此举引发了张世豪的不满。他于次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一篇长文予以反驳:
    在男女平等的大前提之下,男子可以骑自由车,女子当然也可以骑自由车。男女骑了自由车在马路上行驶,
        
    
    
    侵犯他人的自由或有非法的举动时,公安当局自然应该将这骑自由车的人“拘住处罚”。可是,这位尹王氏为了骑自由车而“被罚”的唯一罪名是“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游行是否有伤风化,尚属问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没有这么许多闲工夫来申述“女子有骑自由乘[车]的自由”的大道理,稍具智识的人,总都晓的罢,恕我不述了。
    男女骑自由车既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我们这男女观念很深民众教育程度极幼稚的中国现代社会内,一班头脑冬烘患着“幼稚病”的同胞们,一旦看见中国女子骑了自由车在马路上驶行就以为奇怪了。……便有许多智识浅薄的工人“随后拍掌胡调”了。在理,当局应该制止这些工人的举动,方才不错,可是,闸北四区的公安当局竟因了这“有多数工人随后拍掌胡调”之故,即认为“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而将尹王氏带署处罚大洋五元以儆,这不啻是成了那许多工人的第二了!唉,可怜,可笑!
    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子单独骑车终于不再是“有伤风化”之举了,然而男女同乘一车仍在多地被严禁。
    对比男性,自行车在中国女性中的普及程度,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都有相当程度的延迟,故而少女学车过程中常受到善驾男性的帮助,渐而产生感情,成为情侣,此为人之常情,不难理解。如《脚踏车小史》中写道:“男学生遇到女同学请他教授驾车时,便视为莫大之荣,鞠躬尽瘁,体贴入微。经过几天的辛苦,女同学学会了后,两人的友谊便因此增进,课余之暇,常常租车二辆,并驾齐驱,共作郊游,而发生许多令人可羡的罗曼斯。”54
    但因为马路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男女大防”传统观念在“女子骑车”议题表现在,近代中国“许多地方当局,是不准女子骑自由车的,理由多是有碍风化。……例如从前杭州一般妓女,当乘着自由车来招引游蜂浪蝶,因之地方当局便不得不下令禁止了”。551946年,浙江省杭州市警察局更以“自由车上的男女骑士……车上互搂着,殊属有碍观瞻,此后发现男子所骑自由车,如果后座带着雌黄鱼的(指女性——笔者按),一概带局讯办”。56
    对杭州一地禁止女性骑车的政策,大众媒体舆论几无支持之声,皆将其视作倒行逆施之举。《一周间》刊文中,提及杭州市警察局该项措施出台之后,“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愤恨,他们要求警局‘禁止骑自由车带雌黄鱼’后,立刻也得下令,令各汽车业主,凡在杭市行驶的汽车一律装置男女隔离座,因为事实证明,男女坐自由车而搂抱的很少,只是些十三四岁小姑娘怕倾跌才这样做,但汽车中烫发的粉红面孔与小白脸叠股而坐,面贴面的却常有,但毕竟,一个被认为明目张胆,一个是偷偷摸摸,还是偷偷摸摸获得了胜利”。57字里行间,全是对杭州市政府该项措施的讥讽!
    更为严峻的事件发生在台北市,1949年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的两校学生数百人曾集合于市警总局前,为前一日 “晚10时台大学生二名合乘一辆自由车被市警局华山派出所所拘禁殴辱事,表示抗议”,“向总局刘坚烈局长提出承办肇事员警,赔偿医药费,登报道歉等要求”,在得到“应允后”,抗议学生才各自返回学校。58
    余论
    同为自行车,放诸欧美国家与传入中国之后,表现即有差异。在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爆发的“自行车热潮”与女性解放运动息息相关。根据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所创建的“The Cycling History Bibliography”(“自行车历史文献目录”)数据库的收录统计,截至2019年10月,该数据库共收录了该领域1 916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关于女性解放运动议题的讨论有37篇。59西方女性借此挣脱了“致命”束腹的束缚,学会了“理性着装”、户外活动。通过一场“灯笼裤革命”,自行车“将女性从家庭和孤立中解放出来,并对促进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争取平等的运动,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60与之相比,自行车对中国女性在身体形塑、着装审美等方面虽然亦有影响,却未能产生如西方社会一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女性并非因为自行车才有身体解放,而“真备自由车代步的女郎们改穿长裤的,却很少见,多数还是照常穿着旗袍,宁可不时去扯旗袍角,以免两腿外露”。61
    同为自行车,由男性驾驶或由女子踏行,社会反应天差地别。时至20世纪20年代,即便在上海城市马路上,四区巡长幺万钧仍不免有对于女性骑车人的大加歧视;同一时代的北平,《顺天时报》的报刊文章有贬损女子骑车的言论出现,则不在意料之外。62虽然在知识精英控制大众传媒话语里,论及“自行车与中国女性”议题,大多持有相当积极、正面的姿态。自行车后来亦拥有着现代、摩登、自由和健康等多种意涵,甚至有人认为是女子“最适当的运动”。63但中国社会中不见载于文字的沉默之大多数,对女子骑车“有非议之者”,亦不乏人在。64
    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能够脱离具有一定观念、价值观、规范、信仰以及思考方式的人而存在。换一种方式来说,每一个社会都部分地由文化构成,并在其基础上运行。不同于(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动物,人类是文化的存在。65一个器物之社会应用,并非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或决定于市场规则,而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互动,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
    注释
    1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2熊月之:《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千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3中国交通史学研究综述,参见徐涛:《中国交通史学的理论与前沿》,王健主编《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204页。
    4中国妇女史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后,开始进入兴盛和普及阶段;随着 20 世纪90 年代“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在妇女史研究的基础上,社会性别史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了“妇女/性别史”这一为学界普遍认可的表述方式;妇女/性别史研究已经由边缘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与重视。参见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5《再论提倡女子驾驶汽车术》,《申报》1928年10月13日,第9版。
    6《沪宁铁路专设女车》,《申报》1910年6月17日,第3版。
    7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63页。
    8徐涛:《“Bicycle”的中文译名:概念史角度的考察》,《史林》2014年第4期。
    9《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10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27页。
    11汤志杰:《体育与运动之间:从迥异于西方“国家、市民社会”二分传统的发展轨迹谈运动在台湾的现状》,《思与言》第47卷,第1期,2009年1月。
    12相关研究可参见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另张宁几篇关于上海英式运动的论文对此皆有涉及。参见张宁:《在华英人间的文化冲突:上海“运动家”对抗“鸟类屠害者”,1890—192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1946—19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年;《运动、殖民与性别:近代上海英式狩猎活动中的女性》,《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0期,2017年。
    13自行车有“脚踏车”“自由车”等多种称谓,本文为便利起见,除引文外皆以自行车指代Bicycle。详见徐涛:《“Bicycle”的中文译名:概念史角度的考察》,《史林》2014年第4期。
    14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Doubleday,Doran & co.,Inc.,1943,p.30.中译参见龙流编译《宋美龄传》,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5Norman L.Dunham,The Bicycle Era in American History,Thesis,Harvard University,1956.p.111.
    161892年,宋耀如原属的卫理公会在上海开办了一所贯彻美式教育理念的女子学校——马克谛耶学校,“查理(即宋耀如)就像鸽子趋巢一般,自然为它所吸引”。宋霭龄5岁就被宋耀如送入马克谛耶学校开始学习。参见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李豫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17《纪务本女塾运动会》,《申报》1906年5月20日,第17版。
    181903年4月2日,《大公报》有广告云:“美国巴希克洋行新到德国名厂制造头等新样女脚踏车十部,每部价银六十两正。惟须台售,不能拆卖。”折合银元每部售价约84块银元,相当于今日一部中高级汽车的售价。参见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9余之:《摩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20《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图画日报》(1909—1910),第3册,第43页。
    21《金谷香尘走细车》,《图画日报》(1909—1910),第6册,第223页。
    22狭邪,小街曲巷,指娼妓的居处,这里用作娼妓的代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用此名称,指以优伶、妓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
    23张春帆著,唐世明标点《九尾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75—777页。
    24张春帆著,唐世明标点《九尾龟》,第787—788页。
    25包天笑:《上海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26徐涛:《“Bicycle”的中文译名:概念史角度的考察》,《史林》2014年第4期。
    27包天笑:《上海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38页。
    28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29《闺阁千金摩登装饰品:女式阔边草帽》《申报》1942年6月20日,第5版。
    30参见《工部局女中学生昨自由车旅行》,《申报》1936年10月26日,第11版;《持志、暨南女生驾自由车之踊跃》,《申报》1929年5月14日,第27版。
    31“上海真是女人的世界,只要是女人,无论干什么事,终比较男子来得占便宜,有出路卢家湾的鲁班路一段,所有的日夜报,向来是男报贩派送的。自从一个骑自由车的年约二十一二岁的女报贩来叫卖后:一时各店铺各住户,纷向她定报,营业异常的发达。” 陈天赐:《女报贩》,
        
    
    
    《申报》1937年2月20日,第18版;“本埠某裁缝公司拟征雇女职员一人,专司量尺寸及接送衣料等事,月薪约六万元,供膳须能骑自行车,以年在二十至三十之间者为合格。有愿应征者请至北四川路八五六号社会部职业介绍所介绍组面洽。”《代征人才》,《申报》1946年5月7日,第8版。
    3251座城市分别为:爱珲、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珲春、龙井村(今延吉)、安东(今丹东)、大连、牛庄(今营口)、秦王岛(今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今青岛)、重庆、万县、宜昌、长沙、汉口(今武汉)、九江、芜湖、南京、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北海、沙市(今荆州)、九龙、九龙(广九铁路)、拱北(今珠海)、南宁、腾越(腾冲)、琼州、三水(今佛山)、岳州(今岳阳)、蒙自、江门、梧州、龙州、思茅、雷州、台北、昆明等。
    33参见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第67—79页。
    34《提倡自由车运动,上海车会昨日年会》,《申报》1938年10月12日,第13版;《谈自行车(上)》,《申报》1939年3月16日,第14版。
    35《湖滨小闻》,《申报》1926年7月21日,第17版。
    36丁丁:《碧云寺》,《申报》1938年11月12日,第12版。
    37《黄主席夫人》,《申报》1936年7月4日,第18版。
    38《豫体育场脚踏车赛》,《大公报》1936年4月24日,第8版。
    39《汽车阶级全部脚踏车化》,《上海电影》1941年第1期。
    40《飞出樊笼后的小鸟,周璇生活悠然自得,学唱京戏,每日吊嗓,骑脚踏车,跌伤脚胫》,《大众影讯》第2卷第31期,1942年2月21日。
    41《胡枫也学骑脚踏车》,《大众影讯》第2卷第36期,1942年3月28日。
    421919年3月17日芮恩施致孙中山函,参见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0—291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6—407页。
    43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2页。
    44《三轮脚车》,《知新报》1899年6月28日,第91册,第1317页。
    45《卫生强种说》,《知新报》1898年10月6日,第67册,第927页。
    46丁福保:《女子与脚踏车》,《大声周刊》第1卷第25期。
    47黄誉顽:《从林黛玉式的女子说到女子自由车队的组织》,《申报》1937年04月24日,第16版。
    48大场荣一:《自行车谈片(附照片)》,《东光》第2卷第4期,1942年。
    49佩年的案例,转引自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第131—132页。
    50翟均:《女子之卫生一斑》,《妇女时报》第3期,1911年9月22日。
    51丁福保:《女子与脚踏车》,《大声周刊》第1卷第25期。
    52转引自Edward J.M.Rhoads,Cycles of Cathay:A History of the Bicycle in China,Transfers: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2012,Vol.2,Issue 2,pp.95—120.
    53《女子骑车被罚》,《申报》1928年10月7日,第15版。
    54《脚踏车小史》,《申报》1939年6月8日,第16版。
    55梦绮:《自由车趣谈》,《申报》,1930年3月23日,第17版;《时代宠儿自由车的崛起(上)》,《申报》1942年4月25日,第5版。
    56虎城:《自由车禁带雌黄鱼》,《一周间》1946年第7期。
    57虎城:《自由车禁带雌黄鱼》,《一周间》1946年第7期。
    58《二人合乘自行车引起一场大风波》,《申报》1949年3月22日,第2版。
    59详情参见http://www.fasos-research.nl/sts/cyclinghistory/bibliography,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0日。
    60Lisa Larrabee:《妇女与脚踏车运动》,法蓝西丝·魏勒(Frances E.Willard):《从缝纫机到脚踏车》,郑淳文译,台北方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61“男子们驾自由车,服装不生问题,这在娘儿们却另有一点麻烦。本市随自由车的突兴,女装西式裤盛行,外籍女子首倡于先,其用意很明显,原来穿短裙驾车,迎面一阵大风吹来,往往将裙子卷起,露出大腿,让路人饱览,总觉得有些难为情,于是改穿长裤,将大腿掩遮起来。此风传布极速,有些娘儿们只知爱时髦,根本不会驾自由车,竟也穿着这种西式裤,高步阔视,招摇过市,看来极不顺眼。”《时代宠儿自由车的崛起(下)》,《申报》1942年4月26日,第5版。
    62“青年壮年男子骑车驰纵,往来盘旋,仅顾其乐而于劳顿危险概不置意,而得自由之女子等近日借此出风头者亦不乏其人,而脚踏车之盛行都下之景况,可以想见。” 《练骑车之危险》,《顺天时报》1923年7月29日,第7版。
    63梦绮:《自由车趣谈》,《申报》1930年3月23日,第17版。
    64《为爱自由不自由》,《申报》1927年8月30日,第16版。
    65转引自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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