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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害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灾害史研究的内史价值是由灾害史研究的特殊性决定的，即历史灾害事件的自然属性和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性。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灾害学建构历程之后，灾害史研究面对“非人文化倾向”问题时就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予以解释应对：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并没有削弱灾害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的阻碍性因素。在目前灾害史研究中呈现显著人文化倾向的学术趋势下，非人文化的灾害史研究仍然需要给予足够重视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只不过，在今后的灾害史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于人文化研究与非人文化研究的协作与合流。 因为灾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非人文化特性，基于现代灾害学基础的灾害史研究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一，历史灾荒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利用。自然科学家殚精竭虑的灾害史研究成绩之一就是对历史灾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最多，影响极大，但遭受历史学家的批评也最多。近年来，随着大数据资源建设的兴起，史学家开启了灾荒文献整理利用的新局面，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13&ZD092)、“近代西北灾荒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4)、“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都是由历史学家承担重任。这些重大项目既是对过去自然科学家所作灾荒资料整理工作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基于历史灾害事件的基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在灾害史研究的“人文化倾向”和“非人文化倾向”相背而行的情况下，历史灾害文献整理工作中出现了自然科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有机融合，亦即“人文化倾向”与“非人文化倾向”的相向而行。其中，过去自然科学家所面临的困难、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历史灾害大数据建设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在资料完备而信息准确的历史灾害数据库建构完成之前，任何的灾害史量化研究都存在一定缺陷；即使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源建构完成历史灾害数据库，期待进行科学的历史灾害规律的计量分析也不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灾害史研究中的史料整理和信息量化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问题愈多、困难越大，也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科学研究的挑战性。这个工作并不是几个项目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几个学者能够承担的任务，需要灾害史研究者持续地开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 第二，历史灾害的计量分析。历史灾害计量分析是灾害史料整理后的必然工作，但是如何进行灾害史的计量研究则颇多争议。过去的灾害史研究中大多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偏重于历史灾害的量化研究，历史学家则致力于历史灾害文献的旁征博引和定性论述。甚至当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的计量研究空前泛滥时，我们不得不提出灾害史研究的固化现象，并以灾害史研究陷于瓶颈而对此做法予以大肆抨击。究其原因，有一定自然科学训练的农业科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等专业研究人员开展灾害史计量分析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简单化做法，或者简单地将某一区域的灾害文献记录转化为数字信息并进而计算其频率密度，或明知资料不足却没有进一步搜罗文献并仓促量化分析推出成果，或依据现有资料所作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的规律性研究结论与已有成果之间基本属于大同小异甚或完全雷同，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极大地削弱了自然科学专业人员从事灾害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并一度备受历史学家的诟病非议。这是自然科学家在灾害史研究中经历的曲折历程，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灾害史研究中的无助局促。它告诉我们：灾害史研究具有科学史属性并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简单的资料解读完全不是灾害史研究应该表现的方式手段，灾害史研究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引导判断，更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去梳理资料并做实证分析。利用不完整的数据贸然进行不科学的计量分析，比起没有科学知识的灾害史料堆砌罗列式的史学范式更加荒诞不经。 在灾害史计量分析中前人已经作过多种探索，有些方法经过验证有一定可行性，有些方法虽公诸于众但反响平平，今后的灾害史研究中应从科学史方面做更多的探索性创新性工作，以适应今后的灾害史研究形势。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研究院陈业新近年的一些工作很有意义，他在前期历史灾害文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转向灾害史计量分析并有所成就[13]。他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历史学专业的灾害史研究者转向自己并不熟悉并不擅长的历史灾害计量研究方面并作出了很好的文章，这对长于数理分析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灾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更是一个科学史领域开展灾害史研究的很好范例，同时也告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灾害史研究者，历史灾害的计量分析不管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去思考，抑或从历史学角度去考察，都是一个极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灾害史研究方向。 第三，历代减灾技术史研究。在科技史学科点选灾害史研究为学术方向培养研究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新近出现的尝试摸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技史学科已有多年以灾害史研究为选题方向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经历。与历史学领域开展灾害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科技史学科选题研究灾害史问题时都会更加倾向于减灾科技史方向。这是学科的要求使然，也是灾害史研究中急需拓展减灾科技史研究的必然结果。 减灾科技史研究包括历史时期蝗灾防治、水灾治理、旱灾应对等各种灾害的预防与控制，这些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具有很突出的技术史要素，作为科技史学术成果名至实归。如汪志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以近代安徽为例》(南京农业大学，2006年)、于国珍《清代陇东地区自然灾害与农耕社会》(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汪宁《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等。但是相对于历史学学科领域的灾害史研究，科技史方向的减灾科技史势单力薄，应者寥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史学科对灾害史研究的认同与定位。虽然历史学家明显地将灾害史研究区分为自然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并将自然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区分于历史学门墙之外，但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技史学科领域向来对灾害史研究漠然置之，既没有进行明确的学科界定，也没有从学科理论方面对灾害史研究进行学科解释和附属招安，即使在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科技史研究重镇相继有人从事灾害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下，灾害史的学科定位依然颇多尴尬。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除了个别长期坚持灾害史研究的老师还能培养灾害史方向的研究生外，其他更多科技史工作者则基本在学科史和科学史其他方面开展工作，反倒很少介入灾害史领域。 在突出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并进一步推进其科学转向的过程中，也要理解和解释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制度陷阱”。在开展中国灾害史研究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即灾害发生后并不一定出现饥荒，而不合理的制度却是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饥荒理论对研究大跃进大饥荒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⑩，林毅夫认为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及其灾难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1958年秋季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14]，此后也引起了一系列热议(11)。但是通考中西方灾荒史就会发现，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机理中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12)，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即使制度不变，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粮食产量水平所能承担的幅度的话，饥荒的发生也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明清时期饥荒遍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科技瓶颈而不是制度陷阱。当我们将中国灾荒史的问题症结聚焦于科技因素时，就会在灾荒与科技之间构建起一条沟通彼此的桥梁通道，也会在中国灾害史的科学转向问题上找寻到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因为灾害的本质属性以自然为主，历史灾害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灾害史研究中表现出的非人文化倾向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注释： ①马罗利(Walter H Mallory)《饥荒的中国》(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中提出“灾荒之国”概念，概指中国灾荒特征，遂被中国灾荒史研究所关注。China Land of Famine英文版由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于1926年出版，吴鹏飞翻译的中文版《饥荒的中国》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将历代救荒思想划分为“消极之救济论”与“积极之预防论”，其中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后世常规性的救荒措施一概归入消极救荒策略。这一论断是基于防重于治的灾害观念而确定的，即如邓云特所言“惟其内容有属于事后救济之消极方面者，有属于事先预防之积极方面者”。详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205页，上海书店1937年版。 ③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NSSFC)官网的重大项目数据中，研究灾害史的项目有龚胜生主持的“《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研究与编制”(12&ZD145)、夏明方主持的“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13&ZD092)、温艳主持的“近代西北灾荒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4)、周琼主持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等。其他以灾害史为主题的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更是数目众多，每年都有相当一批灾害史研究项目立项。 ④灾害史概论性成果在1980年代以前也有相关论文，如李迪《我国古代人民同地震斗争的历史》(《科学通报》1977年第4期、第5期)、岳定《我国地震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旗》1977年第9期)、郑斯中《气候对社会冲击的评定——一个多学科的课题》(《地理译报》1982年第1期)，但灾害史研究的理论思考还是1980年代灾害学出现后才有专门论著出现，代表性成果有张建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厚德《论我国灾害历史的研究》(《灾害学》1995年第1期)、卜风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杨鹏程《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赖文《应重视古疫情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第8期)、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高建国《论灾害史的三大功能》(《中国减灾》2005年第1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4期)、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陈业新《深化灾害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丁文江是中国杰出地质学家，1935年在Geografiska Annaler发表“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W.China”一文对水旱灾害史作了探讨。竺可桢也开展过一些灾害史研究工作，如1920年代发表于《科学》的《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论祈雨禁屠与旱灾》、《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等论文，以及分别发表于《史地学报》、《农林新报》的《中国历史上之旱灾》、《二千年来之荒歉次数》等，都是灾害史研究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方面的奠基之作。除此以外，一批自然科学家对多种灾害分别作了专门探讨，既有对历代灾荒概括论述的专题研究，如李仪祉《黄河根本治法商榷》(《华北水利月利》1923年第2期)、吴福桢《中国重要农业害虫问题》(《江苏省建设月刊》1931年第6期)；也有基于水、旱、风、雨、蝗虫地震等灾害事件的科学解读，如存吾《地震之研究——地震之科学的解释及二十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观》(《地学杂志》1921年第4-7期)；还有对历史灾害发生频次的计量分析，如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 ⑥参见高建国《海洋灾害、大气环流和地球自转的关系》(《海洋通报》1982年第5期)、灵提多《太阳黑子活动与宁夏山区旱灾》(《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肖嗣荣《自然灾害群发性及可能成因——以17世纪华北地区为例》(《灾害学》1987年第1期)、高庆华《试论地球运动与地质灾害及自然灾害系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1988年第18号)，以及王璐璐等《环渤海地区旱涝灾害与太阳黑子活动、ENSO关系的统计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1期)、刘静等《中国历史时期重大疫灾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16年第1期)。 ⑦参见孙根年、黄春长《关中盆地地—气系统灾变的节律性及耦合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3年第4期)，郭增建、荣代潞《从地气耦合讨论某些天灾预测问题》(《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4期)，高晓清、汤懋苍《天灾成因的一种新认识》(《自然灾害学报》1995年第3期)，以及郭增建等《地气耦合与灾害的某些讨论》(《西北地震学报》1991年第1期)。 ⑧参见魏柱灯等《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3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9期)。 ⑨但这里有个例外情况，兰州大学历史系袁林长于灾荒史研究并有逾百万言的《西北灾荒史》出版，且获得国家“***”工程奖，学术界评价甚高，但袁林《西北灾荒史》中采用自然科学家擅长的谱分析技术对历史灾害史料进行量化研究，研究方法完全脱离史学领域既有的灾害史范式。对这一现象，灾害史理论研究中也应予以关注，这对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历史学界整体“缺场”灾害史研究领域具有典型意义。 ⑩参见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Z2期)。 (11)参见赵国杰等《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袁开智等《验证〈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农业危机〉中的博弈论假说——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定量测算》(《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2期)以及田晴《集体化导致的农业危机——基于博弈论和多任务分析角度的解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 (12)参见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农业技术进步对中西方历史灾荒形成的影响》(《自然杂志》200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J].史学月刊，2004(3). [2]卜风贤.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6). [3]Hodell D.,Solar Forcing of Drought Frequency in Maya Lowlands,Science,2001,Vol.292. [4]Solanki S.,et al.,Unusual Activity of the Sun during Recent Decad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11000 Years,Nature,2004,Vol.431. [5]Stuiver M.,High-Precision Radiocarbon Age Calibration for Terrestrial and Marine Samples,Radiocarbon,1998(3). [6]邹逸麟.对学术必须有负责和认真的态度[J].中国图书评论，2003(11). [7]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方面观[J].中国科技史料，1992(3). [8]卜风贤.我国历史农业灾害信息化资源开发与利用[J].气象与减灾研究，2011(4). [9]卜风贤.历史灾荒资料的信息识别和利用[J].中国减灾，2007(1). [10]陈业新.深化灾害史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1]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2). [12]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13]陈业新.1960年代以来有关水旱灾害史料等级化工作进展及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1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