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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赶玉石车、口粮车的车户，赵钧瑞还提到他另外雇了四辆行李车，较玉石车先行，行李车的车户四人为马同良、马天有、马福、杨宾。途中马福生病，临时短雇了郭才娃子替他赶车。从姓名和职业特征看，也应是回民。还有一位放驼人马义贵，为陕西固原州人，他于乾隆三十九年来阿克苏，受雇与赵钧瑞放骆驼，每月得身价银。前已提及赵钧瑞供认自己在阿克苏有七十头骆驼，应即是由马义贵牧放的。赵钧瑞用这支驼队贩运货物，又在肃州养了九十头骆驼出雇，叶尔羌还养了骡马。骆驼除了自用，也雇给客人驮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人既是商人也具有大脚户的身份。 清朝为防止内地商民在南疆与本地穆斯林居民（即维吾尔，清代文献称回子）有过多接触，引起摩擦，在乾隆三十一年对乌什事变善后时即明确规定“民、回居处宜别”，并限定只许单身商民往来南疆，不得携眷，防止久住定居。赵钧瑞常年在南疆经商，身边没有女眷，出于宗教信仰和回民独特的生活习惯，为照料起居饮食，还雇佣回民厨师及一些杂工。目前可知姓名的，如黄虎儿，陕西长安县人，案发之年四十三岁，乾隆三十一年到肃州赶羊生理，三十五年往阿克苏开吃食铺，三十六年（1771）起，赵钧瑞雇他到叶尔羌做饭，每月身钱一两。因为工钱不敷用，两年后辞工，仍回到肃州放羊。赵世保一行前往苏州时，又雇他同行去苏州做饭。黄虎儿先后从事的赶羊即贩羊、开吃食铺，都是西北回民中多见谋生的手段。他受雇为赵家做饭，可以保证伙食的清真性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赵世保在前 往苏州时要专门雇佣黄虎儿同行。又如余金宝（又写作佘金宝，或系录供者笔误），案发之年三十九岁，是赵钧瑞的渭南同乡，先在肃州开靴铺生理，三十五年回家娶亲，三十八年（1773）又到肃州，遇见赵钧瑞，遂替他赶车。四十二年因赵世保要回内地，赵钧瑞要求余金宝同行照料。一行先到渭南，又到苏州，余金宝赶车并兼做伙计。 类似的例子还有白文海等人。白文海，乾隆四十七年时三十二岁，渭南县人。他乾隆四十年到阿克苏后，因与赵钧瑞认识，“言定小的服侍他佣工，后又跟随他在叶尔羌，仍然佣工， 每月给我工价银二两”。笔者从上述关系推测白文海亦是回民。四十二年二月，赵钧瑞给他一些绸缎、瓷器、烟茶等物，共算了一百零三两银子，让他去和阗做买卖。和阗没有铺面房，就在巴扎上摆摊子出售。据白文海供称，去和阗一事，是赵钧瑞看他“在跟前受苦出力”，“老实殷勤”，所以给了一些货物，叫他做个生意，是赵钧瑞对他的笼络关照”，“这就是他（指赵钧瑞－笔者注）莫大的好处”，因此感恩。而在叶尔羌看守店铺的蓝世洪则认为，这是赵钧瑞 为将来在和阗发展作铺垫，这项资本仍应看做是赵氏出资。和阗是新疆玉石的重要产地，四十二年正值玉石贸易兴盛之时，赵钧瑞叫白文海去和阗探路，以便将来向彼处发展，于情理 上看不无可能。但是如白文海所申辩的，如果货物是赵氏交办，应见于账面，然而事实上并未记入赵钧瑞的账册，故属于赵氏对他个人的施恩，也言之成理。也正因未入账册，在高朴案发后的大清查中，白文海逃过了一劫，非但保全了自己，还得以借此在和阗做起小买卖，并稍有积蓄，自己的兄弟也前来投靠。乾隆四十七年，他与同在和阗的弟弟白伏金一起回陕西渭南家乡娶亲，路过叶尔羌时被蓝世洪追讨资金。两人纠缠不休，事情闹到官府，查出白文海接受并私藏了赵钧瑞留下来的玉器，包括蓝世洪在内的相关人员均被捉拿拷问，财物入官，这场纠纷遂以当事人两败俱伤的结果而告终。 在赵钧瑞的经商活动中，还有一个关系网被他着意经营和运用，那就是结交南疆当地的伯克和买卖回子。赵金海曾将赵钧瑞的成功之道归结为“为人能干”、“与伯克们相好”，以及 “高大人待他有脸”，可谓一语切中。伯克是清朝在南疆各城任命的土著官吏，在驻扎大臣的监督下管理当地事务，在叶尔羌，玉石开采也由阿奇木伯克及其下属的伊什罕伯克负责，玉石交易过程中伯克们所处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审讯赵钧瑞时有如下一段问答，颇能说明问题： 又问：你怎么认得伯克鄂对、阿布都舒库尔，还有郭普尔。你怎样熟识的，一一供来。 又供：我因是同教，从前时在叶尔羌过年，替他们拜节，也就认得的。送他们些绸缎茶叶瓷器，是有的。他们也给我们些羊只面米柴油，此外更没别的东西。至郭普尔，因他在伯克要当我通事，我们到去，他替传语，所以熟识的。 供词中的鄂对是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早在清朝用兵伊犁之时就投诚归顺，一直深得重用，在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任上长达近二十年。阿布都舒库尔为伊什罕伯克，地位次之，有协助阿奇木伯克之责。高朴到任后就与两人勾结，授意阿布都舒库尔征调三千回众入密尔岱山开采，以期多得好玉用于私贩。赵钧瑞为了经商获利，也与他们走动频繁。值得关注的是，他与伯克们交往，不仅是一般的送礼拉拢，更利用了“同教”即同为伊斯兰信仰的身份特点，在回历过节时拜节问候，增进彼此的亲近感，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同。他甚至还“会回语”。阿布都舒库尔的属下木拉特在供词中说：“赵钧瑞为内地回子，与我同教，且会回语，在叶尔羌经商多年，与阿布都舒库尔来往日久，阿布都舒库尔平常家用所有银两、普儿、缎布等物，皆取用于赵钧瑞之店铺，未见给伊银两。”将伊什罕伯克家的日用一应都包揽下来，赵钧瑞用心经营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还值得玩味的是，关于赵钧瑞会回语，他本人并未供认，而且强调与伯克的交往要通过充当通事的郭普尔来传话，这或许是他有意避过不提。因为清廷一直对内地民人与本地回人的来往十分戒备，赵钧瑞与伯克等熟悉到可以用回语沟通的地步，难免有违碍禁令之嫌，可能招致不必要的责罚。 三、赵钧瑞与内地商人的合作 如一些先行研究成果所指出，中国西北回民的经济活动，受伊斯兰教义和地域特点的影响，所从事的行业集中于家畜业、屠宰业、皮毛制造业、运输业等数种，回民与汉族之间，宗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的差异，在经济活动中也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但另一方面，当双方之间存在需要共同追求的经济利益时，也会跨越穆斯林的范围，与非穆斯林人群相互合作，这尤其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即所谓“宗教是宗教，买卖是买卖”。赵钧瑞在新疆的经商活动，特别是他的贩玉活动，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探讨过乾隆时期内地商人贩卖新疆玉石的方式，指出清代商业活动中“赊买”行为很普遍，在当时的新疆和西北省份，流行以玉石抵账以及合伙贩玉的作法。赵钧瑞由于较他人掌握更多的玉石来源，在逐玉热潮的大背景下居于有利地位，可谓货源充足，令其他内地商人羡慕。但另一方面，玉石买卖需要巨额资本，特别当成色好的大玉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必将成为大宗交易，动辄需银上万甚至数万两，这一点又与玉石的商品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玉石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重量、成色、质地、形状等都直接影响到玉石的价位。一般来说，碎小玉石质次价低，能卖出高价的玉石除了成色，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大小和形状，以便雕琢加工，对玉石中的山料来说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商人们在找到买主之前轻易不会切割玉石，力求整体出售。 基于上述原因，赵钧瑞也积极寻找贩玉的合伙人。通过其子赵世保等人的供述，至少可以看到四组合作事例。 １.赵钧瑞与苏州人高端五（又作高代五）及祝文相、直隶人在兰州住家的王时中（即王九）、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即王二）、山西平阳府人牛四（即牛梅）、徽州人在苏州住家的朱锦玉（又作朱金玉、朱锦瑜）、西安人叶青（即叶五）等人合伙。赵世保供词中有“七人合伙”之语，其实因高端五拉祝文相入伙，实共八人。这笔交易，赵钧瑞本人似未出面，由陕西人在肃州住家的徐子建（即徐三）从中说合，在肃州徐的住处洽谈成交，故审问时其他人只供出徐子建，而不见赵钧瑞之名。赵世保称父 亲赵钧瑞以玉作本，出银一万两，徐子建则交待算成一万零八百两。有关人员共带玉四十四块，分别在扬州和苏州售出后，照本分利。本银二万七千五百两，卖得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两， 除去杂费，净得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两，按本银每一百两分利七十八两。其中徐子建名下分利八千四百几十两，但他本人并未亲到苏州，银两由赵世保收去，用来置买了绸缎等苏货，这 也足以说明徐子建并非真正出资人，而是代替赵家出面。关于徐子建与赵家的关系，审案初期，他否认自己与赵家有雇佣关系，但到后来又承认自己给赵世保做伙计，“所有玉石都是向 他赊来的”。 ２. 赵钧瑞与甘州人在肃州、阿克苏两处开世兴隆（又作士兴龙或市兴隆）号杂货铺的卫良弼（即魏良弼）及苏州人徐盛如合伙，各出银五千两，共银一万五千两，买了一千多斤的玉石到苏州出售。据赵世保供，这笔玉石系分批出手，先卖了一宗得银六千多两，他分得二千多两；又卖一宗共银一万六千两，因买主分四季兑交，只收了春夏两季，分得二千六百余两，尚有未收银八千两。又将玉石做成器皿卖了一宗，得价银四千两，分得一千三百三十两，还有一部分做成而尚未卖出。 ３.赵钧瑞与山西人张连各出银三千两，共六千两，买玉石三百几十斤，由张连带往苏州卖银一万八千两，扣除盘费四百余两后平分，赵世保连本带利分得银八千八百两。张连，山西解州安邑县人，是在肃州开常顺魁号杂货铺的山西人李若楷的伙计。他拿茶叶、绸缎到阿克苏去卖时与赵钧瑞谈成这项生意。合伙虽系张连起意，但资本是李若楷的。张连把带去的货物作了三千两本银，赵钧瑞也出三千两本银伙买玉石，由张连带到苏州鲍万顺行里卖了八八兑色银一万八千两。 ４.赵钧瑞、卫良弼（魏良弼）、朱锦玉、张连（实则李若楷）四人合伙。这一次李若楷名下出本二千五百两，赵钧瑞出本二千五百两、魏良弼出本七千两，朱锦玉出本九千两，买了一千四百斤玉石，由魏良弼、朱锦玉、赵世保带到苏州，卖了五万六千多两。李若楷和赵世保名下合本利银算都收了七千五百两。 以上四组事例中的交易数字有些琐碎，其中第二组关于合伙人，魏良弼的交待与赵世保存在矛盾，尚待今后继续细考。但透过赵钧瑞与合伙人的关系，不难看出当时在内地和新疆之间，存在一个相当活跃的长程贸易网络。赵钧瑞的合伙人来自内地不同省份，既有原籍山陕甘等省，地理位置距新疆稍近的，也有原籍直隶，甚至远自江南的苏州、徽州者。其中如陕西人徐子建、王洪绪，山西人李若楷，离开原籍到肃州住家开店铺，以此处为经营的立脚点，另一方面，直隶人王时中寓居兰州，徽州人高端五寓居苏州又每每亲往肃州，出身 西北的甘州人卫（魏）良弼领运叔祖魏佳士（即魏元章）的资本，寄居江苏吴县的同时，又在肃州和阿克苏开有店铺。 这一切凸显了清代商业活动范围的广阔和跨地域性质，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辞万里奔波于这条连接新疆和内地的商路上。 乾隆四十三年赵钧瑞携带自身及高朴托售的玉石回到内地，因为在肃州无法按照高朴要求的高价出手，高的家人、侍卫常永于是提议一起前往苏州时，曾遭到赵的拒绝，表示不能同去，主张先到渭南自己家中，再为设法。此后他与常永分头行走，却在到家之前被捕。长期以来赵钧瑞一直在肃州与新疆之间活动，从未亲自到过江南，那里不是他熟悉的经商环境，这也许就是他对前往苏州态度消极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商路与江南无缘。我们看到，他正是通过儿子赵世保和同行的伙计等人，以及贩卖玉石的合伙人，借助合伙人在江南的商业关系，完成了从叶尔羌到扬州和苏州的玉石流通。赵世保还果断地将售玉所得货款购买了价值不菲的濮院绸、顾绣、茶叶以及其他江南杂货，运回销售。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卷入高朴案，赵世保作为较父亲一代更年轻的回民商人，很可能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商业活动，将新疆、西北和江南都纳入运作范围。然而随着高朴案发，一切都戛然而止。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继首犯高朴被正法之后，赵钧瑞和同案的山西商人张鸾也被问绞，资产全数入官。其他有关商人虽未致获重刑，但财产被大量没收，也遭受到极其沉重打击。 结语 陕西省渭南县籍的赵钧瑞无疑是早期进入新疆而获得较大发展的内地回民商人典型。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固然也有不少学者言及赵钧瑞，但大多是从与高朴案关联的角度，有些学者虽然从清代新疆商业或商人史的角度给以关注，也多是点到为止。正是有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着眼于个案研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进一步收集和细致研读，大体还原了赵钧瑞为首的回民商人群体的基本面貌。 笔者以为，赵钧瑞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赵钧瑞在少年时代即随父亲寄寓肃州，那里当时是清朝与准噶尔对峙的前线城市。而后，随着清军战线的前移，他也步步紧随，从肃州到巴里坤再到喀喇沙尔，最后在南疆落脚，正式拓展和经营，可谓抢得先机。另一原因应是他个人的商业才干。从乾隆十二年起，前十年为赵钧瑞的肃州时代，虽尚未深入新疆，但对关外的种种情形应该有相当的了解；而后以南疆为主经营二十余年，网罗家人亲友形成商业网络，逐步发展到杂货铺、饭庄、客店、运输等业并举，不可不谓有魄力有才干。这个过程中，他除了自己一度充任乡约，更积极借助清朝驻扎大臣的权势，这种官、商联手的背景助推了他的商业活动。此外，他以内地穆斯林的身份，与当地伯克交好，为在南疆经商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特点。令人感叹的是，他与清朝驻扎大臣和伯克的结交营私，最终也成为罹祸的契机，造成他的覆灭。 总的来说，我们在清代史料里能够看到的进出于新疆各地的回民商人，多是小商小贩，小本经营，势力单薄，像赵钧瑞这样的事例，可谓凤毛麟角。在赵钧瑞之后，再未看到能与他匹敌的回民商人案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笔者目前尚无从解释，今后将继续探求，希望有所发现。 个案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具体资料。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是档案文书，保留下来的记载数量不少，绝大多数属于审讯时的供词记录。作为史料，其优点在于当事人口 述的原始资料，直接而具体，但同时也存在许多欠缺。首先是笔录者的书写质量不齐，导致记录中的人名、地名互歧，一名多字。其次是涉案的人员多，又经过多次反复审讯，同一事 情之供词彼此不一，同一人之供词前后出入，也不少见。这当中除了记忆出错，口误外，还不排除因案情的利害关系而有人为的隐瞒或推诿，由此对史料甄别提出很高要求。在本文的 写作过程中，经过仔细比对史料，得以澄清了以往的一部分误解，但仍有一些疑点未能解决，只能存疑，在此特予说明。 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