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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新疆孤悬塞外,又处于英俄觊觎之下,其“神秘”与边疆危机激发了国人游历、考察之兴趣,并于行走中记录了彼时新疆风土人情、社会各面。诸游记描绘了民国时期新疆各地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居所、生计、饮食、服饰、习俗等,呈现出区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镜像,并为今日探寻民族发展变迁提供了可循之迹。 关键词：游记; 民国时期; 新疆; 民族文化; 多样性; 作者简介：李洁(1981-),女,新疆阿克苏人,博士,教授,从事新疆民族问题研究。 基金：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外考察家文本叙事中的新疆社会研究”(2018-GMB-045); 民国时期的新疆孤悬塞外，地处偏远而交通不便，“人种庞杂”而文化风俗与内地不一，19世纪末的西北边疆危机引发了内地一批仁人志士奔赴新疆，以各种身份游历于新疆天山南北，其游记或日记中所见所闻所思，是认知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发展状况及特征的重要补充。 诸多游人及其游记中，首推谢彬于1916-1917年以财政部委员身份赴新疆勘查财务所书《新疆游记》，足迹几遍及新疆全境，且记录新疆之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户籍垦殖、金融货币等较为丰富；同期又有林竞于1918-1919年因测勘路线开启西北之行，其《蒙新甘宁考察记》是反映民国前期新疆北路交通、贸易、人文的重要参考；1927-1928年，徐旭生以“西北科学考查团”团长的身份与斯文·赫定等于1928年入新，《徐旭生西游日记》记录了新疆东路至迪化沿途风物、民情、实业；1931年，杨钟健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赴新，《西北的剖面》记录了新疆北路及南路鄯善、吐鲁番一带的人文自然景观；至1932-1933年，吴蔼宸以政府顾问的身份入疆，《边城蒙难记》详述了彼时新疆北路交通、实业之状况。除上述名士肩负使命赴新考察外，另有如20世纪30年代天涯游子漫游新疆，《人在天涯》所记游历之地域特色与不同民族文化差异，可视为民族志的写作范式。 若从民族与文化角度而言，上述游记不同程度地描绘了国人考察或游历期间所见民国时期新疆各地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居所、生计、饮食、服饰、习俗等，既展现了民国时期各民族的风貌，也为探寻民族发展变迁提供了可循之迹。 一、关于维吾尔族及其文化的记载 （一）从从“缠回”到“维吾尔” 游记中所见维吾尔族的不同称呼，是游人于不同时期入疆考察或游历的真实体现，也反映了时人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认知区分与混淆。 谢彬于1916-1917年考察新疆，《新疆游记》中涉及维吾尔族的名称较多，且有混杂之处。文中涉及维吾尔族的称呼有“缠民”[1]40-41、“回民”[1]17、“回族”[1]18、“缠”[1]66、“土人”[1]34，而对于回族的称呼又有“回”[1]66、“汉装回”[1]40、“回民”[1]23、“汉回”[1]29、“通干”[1]108，可见称呼使用混乱，抑或源于作者认知不清；而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存有共识，均为“回”，再冠以前缀以显现差异，如“缠回”“汉装回”“哈回”[1]86。林竞于1918-1919年入疆勘察，其游记中多出现“回民”[2]150、“缠回”[2]152、“缠民”[2]168几个称呼。徐旭生于1928年入疆，游记中涉及维吾尔族均以“缠民”[3]142一词指称，较为一致。此后，又有杨钟健于1931年入疆，其《西北的剖面》中分别使用了“回民”[4]227、“缠回”[4]315、“汉回”[4]263、“新回”[4]315、“缠人”[4]292，其中清晰指代维吾尔族的称呼有“缠回”“缠人”，而据文中内容，所用“回民”“新回”同样指代维吾尔族。 以上可见，民国前期对于维吾尔族的记载多为“缠回”或相近词汇，且以“回”体现不同族群信仰伊斯兰教的一致性，又冠以“缠”“汉”或“哈”前缀来区分拥有不同服饰、体质及文化的族群；然而，也存在皆以“回”指称不同穆斯林群体的情形。 民国中期开始，上述情形出现变化。吴蔼宸于1932-1933年赴新考察，《边城蒙难记》中除依旧沿用“缠回”[5]126一词外，还出现“维吾尔”[5]12、“维族”[5]82。“维吾尔族”一词为1934年新疆省政府正式使用的汉译名称[6]，用以指称除塔兰奇之外的维吾尔族民众，而吴蔼宸的游记中已然出现“维吾尔”一词，许是1934年正式定名前该词已局部使用，吴蔼宸因受聘于新疆省政府考察、多与上层交流而接触此词，或为1935年出版时对统一名称的使用。天涯游子于20世纪30年代入疆并撰写《人在天涯》，文中关于维吾尔族的记载均为“维吾尔”“维吾尔族”“维吾尔人”，而将回族记为“回回”“东干人”[7]110-112。尽管并无成书具体时间，但因使用“维吾尔”及相关词，且以民间游历成行，由此判断天涯游子入疆时间应为1934年12月新疆省政府发布统一使用“维吾尔族”公告之后。 （二）文化各面向的深描 诸游记对于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服饰、饮食、宗教、居住、乐舞、习俗等方面有较全面的描述与记载。 1.体质特征与族源。谢彬与林竞分别于哈密所见“深目隆准，躯干雄伟，圆帽革履，服饰皆殊，文字横行，语言侏离。乍见疑是西洋人，所异者目睛黑耳”[1]17，及“回民男子伟躯浓髯，高鼻深目，状类欧人，惟须发皆黑”等[2]150，是为作者对于维吾尔族体质特征的识别，呈现了作者对于维吾尔族与欧罗巴人种的相似之处与差别的认知。族源上则明确了该群体在民族形成发展中的多元、混合特征，如“他们的血液中，混和着居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上的每一种民族的传统”[7]110，而对于吐鲁番维吾尔族“其祖先多由汉族、吐蕃、回鹘、蒙古诸种人混血同化而来，故性质较他处缠民特异”的表述[1]35，实则指明维吾尔族的形成除了汇入西域以西一些族群的特征，还有汉、吐蕃、蒙古等族的融入。一定程度上，既展示了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及各个非核心族体成分加入所造成的不同区域维吾尔族体质差异，也体现了当时国人对于该民族形成过程中族源成分的认知。 2.服饰。男性服饰，记有哈密男性“戴那特别的小帽，上有绣花，大半青黑衣，脚蹬黑皮靴”[4]201，吐鲁番男性则“戴各色的花小帽外，穿的白衫子长于膝齐，颇有些与外国医生穿的大褂相似，脚穿皮袜子，和与袜同色的靴子。因在夏季，也有不少赤脚的”[4]227。女性服饰，则有哈密女性“穿红花袍子，多垂双辫而赤脚，颇有几分欧式”[4]201-202，吐鲁番女性“大半穿的红花长袍，只有极少数穿青蓝的或黑的花布袍子，大半赤着脚，有穿鞋的，和男的差不多”[4]227，又有“身衣红袍，首蒙巾帨，长及于肩，酷肖印度女子装束”[1]17。就男女性服饰而言，有共通之处，如男性的花帽、皮靴，女性的红花外袍、赤脚，又存在区域差别。另记载有婚姻状况在女性发饰上的差别，“已出嫁的女子都是双辫子，左右分垂；未出嫁的，则为数在两个以上”[4]227，而杨钟健行至吐鲁番路见许多年轻女性双辫则迷惑不已，尔后发现源于维吾尔族女性出嫁较早所致。总体上，均视维吾尔族服饰与汉服相比风格迥异。 3.饮食。维吾尔族的传统饮食，如馕、抓饭，作为与内地文化、汉文化迥异的饮食元素，对于今日内地民众而言亦属“异类”，何况之于民国时期的游人。 游记中关于“馕”的记载，不仅涉及游人对于馕的认知和体验，还涉及具体的烤制方法等。譬如，在名称方面，有“面包”“圆面卷”“薄面饼”“馕”等不同表述，或为当地不同的中文叫法或游人个体认知，称呼的差别又与内地民众对于面饼的认知及新疆不同地域馕的形状、厚度的差别有关。就制作方法和材料而言，“那些回教徒烘饼司务，则在他们的柜台上面，堆起了热的圆面卷来，那些圆面卷都是从一个砖灶中拿出来的”[7]127-128，及“麦饼，缠语曰‘浪’，以面粉制，其大如盘，中和盐、韭、芝麻，置土炉烤之，味香美。缠民日常食之，客至，亦持出相敬”[2]155。上述既描述了制作馕的材料、馕坑和方法，也体现了馕在维吾尔族日常饮食中的地位，还涉及当时汉语与维吾尔语的不同表述。 抓饭，多以“波萝饭”记于游记文本中，实为维吾尔语的音译。徐旭生一行考查团于20世纪20年代末行经哈密小堡，所食抓饭为“开头上几盘白煮的羊肉，块颇大，用手拿起，加盐撕食，这大约是蒙古的吃法，味颇鲜美。后每人白米饭一大碗，上加羊肉数块，至饭大约用羊油炒过，味极佳”[3]145。而天涯游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游历哈密城，所食“所谓波萝饭，是一种牛羊肉混和牛油加香料煮成的饭，这是当地人每天吃着的东西”[7]108。再至奇台时，抓饭则“用蒸米和煎米混合制成，另以小块羊肉、胡萝卜、玉葱、葡萄干和香料作为调味，混在饭内，顶上还有熏鸡肉”[7]129。可见，各地抓饭制作方式和食材有所差别，与今日新疆各地抓饭亦不尽相同。而徐旭生在品尝抓饭后更有将之引入内地之提议，“如果有人在北京，请一个缠头厨子，开一个抓饭馆子，或者有不少好奇的人到那里试尝异味，亦未可知”[3]145，可见维吾尔族特色饮食对于内地游人的异文化冲击。 关于饮食禁忌，记有哈密回王“信教最笃，不食汉味，汉官请渠，必倩（请）渠家厨治馔，否则渠不赴席，故昨冯宴系回席”[1]19，以此内地游人得以确立或加深对于伊斯兰教信徒清真饮食禁忌的认知。又有天涯游子行至哈密，“因为（旅店）老板是回教徒，所以他通知我们不能带猪肉、猪油等食物，也不能用猪肉之类玷污他的用器。一经沾染，他们便弃而不用了”[7]103，更为具体地解释了饮食禁忌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也即通过不同层面的族际接触，官方或民间，内地游人知晓了维吾尔族饮食文化的禁忌，并践行于游历或考察中。此外，还涉及游历中所发掘维吾尔族地域饮食习俗，如吴蔼宸于乌苏所经历“晚餐后大吃甜瓜，味极甘美。维族习惯，饭后吃甜瓜，虽严冬亦如是”[5]17，以及谢彬于南疆柯坪见居民“皆尚食馕饮水，佐以瓜果桑葚”[1]120。上述均为根植于地域的饮食习俗，且延续至今，今昔对照则显现了地域文化的延续与承继。 4.宗教。维吾尔族及其先民的宗教信仰先后经历了原生性的萨满教，自欧亚大陆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佛教，至10世纪中期后陆续皈依伊斯兰教，上述信仰变迁于游记中也有体现，“其初本奉佛教，后来忽改信回教，成为回教人民”[7]111，可见当时内地有识之士对于维吾尔族宗教信仰变迁历程已有认知。而谢彬于疏勒考察时又发现维吾尔族民众信仰的“白种”“黑种”之别，是为当时罕有的国人对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深层次认知，亦是亲历所获。 关于维吾尔族民众宗教信仰的实践则涉及礼拜与麻扎朝拜。谢彬记有哈密“每朝黎明，回王令阿浑立其中，引吭高呼，全城回民闻声，起诵经典，无或后者”[1]21，于阗“回俗过年，居民必群趋所在地大礼拜寺诵经，听大阿浑演讲”[1]170。又有吴蔼宸于古城所见称为新疆第一富户塔塔尔巴依胡赛音全家笃信伊斯兰教的实践，“每日五次诵经拜祷，谓之‘纳玛兹’，观之如同跪拜，活动筋骨，实似柔软体操。据告渠阖家男女，昧旦即起，每日作‘纳玛兹’五次”[5]82。上述记载可见民国时期维吾尔族民众对于宗教功课“礼”的履行，以及内地名士对于礼拜之观感。同时，亦可见苏菲神秘主义在新疆伊斯兰教信徒中的影响，如林竞于哈密“游回王先人墓庐，……其后有礼拜堂，为每岁除夕祈祷之处，平时即于城内小礼拜堂行之”[2]150-151。谢彬于鄯善又见“城东九十里，头工，有古麻扎，曰苏他勒列耳斯阿魄，为回族最先来新之人，而麻扎之最古者……今缠回来兹朝拜者，岁络绎于途”[1]28-29。麻扎朝拜情形多见于游记中。 此外，还涉及当地经堂教育的记载，如天涯游子于哈密附近的黄芦岗见“有个回教寺院，有群孩子围着一个回教僧正在学习《古兰经》。这些孩子都是附近维吾尔人家孩子中的后裔”[7]101，是为民国中期新疆经堂教育的一个写照，也是国民教育式微与不力的体现。 5.居住风格。在房屋建筑风格与内饰方面，游记中显见两类：一为杨钟健经哈密所见穴居，“有许多正在修筑的回民居室，完全是地下生活，掘穴甚深，上盖以草土，窗即留在顶中。惟内部布置，颇楚楚可观，内外通的甬道尤为精致”[4]201。所见“穴居”今已消失，因而游记提供了认知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哈密维吾尔族居住模式的可循记载。二为室内布置方面，凸显维吾尔族特色的居住风格，如吴蔼宸于乌苏夜间住宿时“各取铺盖睡于地毯上，维族屋内不设床榻”[5]17，又有天涯游子于哈密见“回城居民居住的房屋和汉人的并无显著的差异，不过室内的土炕要低得多，而且也不燃火的。炕上面铺了漂亮的毯子。客人上炕时须脱去鞋子，这是他们历来的习惯如此。他们的衣柜也特别得漂亮，台子上面，永远放着一只高大的黄铜碟子，这是用来盛波萝饭吃的。……此外桌上尚有预备饭后盥洗用的铜盆、铜壶等等”[7]108。上述描述的居室内饰与今日维吾尔族民居相差无几，却与内地风格迥异，也是内地游人所历异文化的一部分。 6.乐舞。“秧歌子慰（偎）郎”于各游记中多见，实为维吾尔族传统舞蹈，特色于游记中记为“男女相悦之跳舞”，“以手足及目示意”而非“相搂抱”[4]288，“舞者随其音节起舞庭中，初为一人，渐舞渐多”，遇客则“展手摆腰，请与同舞”[1]105等，与今日“赛乃姆”一致。此外，游记还对该舞蹈名称略作解释，如“秧歌子”即妇女的维吾尔语音译，“偎郎”解释为“缠女跳舞之名”。 提及“秧歌子慰郎”中所用乐器，包括：“一鼓，但不用桴，以手转之作响，内有多环，转时可以助响”，即今日所称“达甫鼓”；“檛杜达，（状类阮咸，以木为之，铜弦二。）探布（铜弦四），鼓敦巴克，讴胡曲”[1]41，即今所用乐器都他尔、弹布尔、纳格拉；“一用山羊角，他端镶铁，上套铁环二，上又有小环无数，震之作响”，为苏菲教徒达尔维什所用羊角萨巴依；“外又有大海螺一，吹之作响”[3]170，则似早期吹奏乐器库略来，今已绝迹。 另有徐旭生认为当“唱声与跳舞相和”时，“声调颇类道情。”[3]170上述游历或考察时的个体文化体验、认知与比较清晰可见。 7.习俗。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关的习俗，如吴蔼宸于古城考察时熟识维吾尔族民众的见面礼，“用双手交握后，再自摸其须，以为亲敬，下颌无须者亦用手摸之”，又有“维民皆起立以手抚胸，俯首育‘塞拉’，亦表示尊敬之意”。上述见面礼与今日无二般。而作者在当地与维吾尔族民众接触较多后，也“不觉效人之所为，用手自摸其下颌，不禁哑然失笑”，其身处异文化之中的适应与习得，与今日维吾尔族聚居地的汉族民众行为调适相仿。又记有与信仰实践相关的“小净”：“维族习惯，每早起床后，即提水壶赴厕，洗涤私处，再用提壶浇灌头面，盥洗不用盘匜，即赴浴亦不用澡盆，总以用过之水，不再使用为标准”，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得以了解维吾尔族民众的习俗，并与汉人洗浴方式比较得出“尤合卫生之旨”的结论[5]82。 日常生活方面，谢彬于天气极为炎热之吐鲁番见“每岁桑葚熟时，土人就树下撷而啖之以当饭，或三月不火食。其地敲蒸，曩昔当暑，皆竁地而居，夜出做事”[1]34。吐鲁番维吾尔族民众在特殊气候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同饮食、居住、劳作定式被记录下来，迥异文化及其背后的自然生态通过游记被时人所知晓。 另有天涯游子见闻维吾尔族女性“生得都很聪明和健美”，而男性却因“爱恶无常”“极微细的事件”休弃妻子另娶而深感惋惜[7]139，既有文化差异、碰撞下的感叹与不解，又显现民国时期文化新风对于传统男权社会一定程度的抨击。 （三）非非“典型”文化镜像 1.关于哈密回王的记载，显现出回王与中央、地方政府官员频繁交往中的汉文化习得情形。谢彬记有“王（现年六十余）矍铄和蔼，能操汉语，谈新疆情形颇悉”[1]17，及徐旭生记有回王住宅“墙上中堂对联完全汉式。回王年七十一，……衣饰皆汉式，汉语亦极流利，不知者恐难断定为他族也”[3]152。以上两条，充分体现了新疆历史进程中维吾尔族上层的文化自我调适与选择，与前述游人于新疆游历或考察所体验、文化习得放置一处，可视为不同民族间、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的碰撞、调适及习得，也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处、共生的历史镜像。 2.除诸游记中对于典型维吾尔族文化的记载外，谢彬还于南疆游历中记有罗布淖尔生活的罗布人，“罗布淖尔西北岸，有罗布起克二庄，望之丛薄蔚然，居民各十余家（清乾隆间共五百余家，宣统时尚五六十家）。昔皆不事耕牧，捕鱼以为食，织野纻以为衣，袭天鹅之毳以为裘，藉水禽之翼以为毾?。操缠语而不善讽经礼拜，构木编芦为窝铺，中悬鱼饣艾，馁不可近。而彼亦不喜近汉人，近则必痘。二庄之人互为婚嫁，亦不与他族通也。近年以来，其少壮者稍解耕牧（耕则来城近处，牧尚就地为之），而与他族交通。间能粒食，不若昔之野陋，惟生齿日减，种姓将灭”[1]188，及“捕鱼为食，编芦为屋”[1]197。《新疆游记》是诸游记中惟一深入南疆社会且记有罗布人的一部，所载关于罗布人居处、居所、人口、生计、服饰、语言、信仰、婚姻诸方面，是研究罗布人及其变迁的重要史料。 二、文本中的哈萨克族——“行国”之风 民国时期内地游人于新疆的游历或考察，天山北路为必经之地，不仅源于北疆向为新疆政治、军事战略重地，也因地理交通之便。游历多经哈萨克族驻牧之地，因而该族居住、饮食、体质、服饰、生计及习俗等也多见于游记。 居住与生计方面，记有哈萨克族毡房与内饰、游牧等特色。如杨钟健曾借宿于杨木沟一处哈萨克毡房，“我们的卧铺，即设在当地，主人们则卧在四周。此等生活，当然十分感觉不适，但并不觉不快。所遗憾的是头部向低处冲外，因之脚高头低，一夜不曾十分安睡”[4]265。哈萨克族的居住方式、作者体验与不适尽显其中。谢彬则于特克斯河附近亲见当地哈萨克千户长之豪华毡房，“内铺和阗绒毯，陈木制方榻，被褥皆入以雁羽，温软胜鸭绒；幕以绣屏，俗呼坑围，为女子嫁奁品。”而由此感叹其“陈设华丽，视东来旅店秽劣不堪，直天壤矣”[1]89。与上述居住方式相应的传统游牧方式，则有吴蔼宸所记“哈萨克人民只知游牧，不事耕种，住蒙古包，冬夏易居，有冬窝、夏窝之称，即古所谓行国”[5]14。除哈萨克族传统游牧风俗见闻及体验外，亦有谢彬于特克斯所见“哈民穷无牲畜者，亦知种地，耕犁之法，效仿缠民。……旱田一犁之后，任其自长。水田犁行一周，布子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弗刈弗薅。及其蕴蘩，并废灌溉，待日曝龟坼，草尽枯莠，及引水溉苗，苗辄复活，亦间有俱槁死者”[1]93。并以所见与南疆维吾尔族精于种植形成鲜明对比。以及塔城道属阿里温山麓所见定居哈萨克族民众，“哈民种地者，计百余家。皆住土屋，制虽小陋，亦行国进化为居国之先征也”[1]267。上述涉及哈萨克族定居且以农耕为生计的记载，是民国时期新疆哈萨克族多元生计方式的罕见记录，又以“进化”一词体现了时人对于游牧、定居农业两类不同生计方式于发展层次上的认知。 饮食是游人接触较多的哈萨克族文化元素。诸名士于游走中尝试哈萨克族的传统特色饮食，如谢彬于特克斯河附近“晚以羊羔当饭，无烹调，无箸，余颇不惯，而哈俗以非上客不宰羊，食之津津有味。其以刀刲肉之妙，恐古庖丁解牛，亦不过如是耳”[1]89。对于手抓食俗之不适，对于以刀分肉精湛之术的惊叹，哈萨克族饮食特色可见一斑。又有杨钟健于杨木沟记有“主人款我们以马乳，经过相当泡制，带有酒性，味酸甜，与陕西西安之稠酒味相若。哈萨人以此为主要饮料，比牛乳还要喜欢喝”[4]267。以及吴蔼宸行至塔城，“至早点，主人则饷以马乳、马肠，马乳带酸，多饮能醉。马肠系以三四岁之驹肉，切细和以五味，纳于肠内，下用羊板粪烤熏而成。食时煮熟切片，味如普通腊肠，此种哈萨克食法，尚为生平第一遭”[5]12。马奶酒与马肠等特色饮食因此纳入游人视野。上述自食材至烹调方式、食用方法，均异于内地，文化差异的初体验显见。 游记中涉及哈萨克族的记载，还有对于该族体质特征及外观的描述，主要见于天涯游子的《人在天涯》中。譬如关于男性的记载，于哈密见“哈萨克人，是一种回教徒的游牧民族。他们头上顶着一顶特异的帽子，足上套着高跟的长筒靴，你永远见不到他们的双足”[7]112，迪化所遇“哈萨克人是一种肩膊宽阔的民族，体格勇壮，身上常常穿的是棉衣或皮裘，冬夏皆同。他们足上穿的都是土制的高筒皮靴，样式和蒙古人的不同，而他们的头巾也扎成为一种有高筒尖角的帽子，四面有边，垂到两耳和两肩上”[7]135。以上描述展示了哈萨克族男性的体质特征，游牧特性与相应的服饰特征，及信仰归属。 习俗方面，对于游人而言最惊叹之处莫过于将羊粪作为燃料。吴蔼宸行至塔城，见以羊粪烤熏马肠，“所谓羊板粪者，即羊粪在圈内积压而成，为塔城唯一绝好燃料，一炉每日须添羊板粪一次，而保持温度如故，亦一奇也”[5]12。又有天涯游子行至乌苏至塔城途中，路遇哈萨克毡房，女主人“捧出来了一大堆干牛粪放在一个简单的挖成的地洞上面，洞上支了三根铁棒，中间垂了一根铁钩，水壶就挂在钩上。一刻儿工夫，水就沸了”[7]145。以羊粪为燃料，对于内地民人而言确为奇特、全新之体验，也为其了解游牧民族生活习俗提供了素材。待客习俗方面，同样因与汉文化差异而使游人初时难以适应，如杨钟健因叨扰主人家过意不去，被告知“至其地若不受主人款待，则其主人如同受侮辱一般”，热情的待客之俗为内地游人所称道，并发出“与世俗日下之都市生活相比，不啻相差天渊”之感叹[4]267。此外，吴蔼宸还记录了当时哈萨克族叼羊，“其风俗儿童五六岁时，即教以骑马控纵之术，每年养马，童幼与赛者各选良马，闻角声起，纵辔疾驰，群向数十里外之目的地，夺取新宰之羊，夺得先归者受赏，恒聚集数十人，死于马蹄之下者亦无怨，返观内地之马场，直同儿戏矣”[5]14。不仅记录哈萨克族叼羊的竞技规则，也感叹于游牧民族的勇敢与规则意识，相较之下则不耻于彼时内地社会此类竞技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