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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汉人的镜像——汉文化的延续与变迁 诸游记中对于汉族及其文化的记载，多涉及所经之地汉人的来源、从业特征及文化镜像。 多有诸如吴蔼宸涉及“迪化汉人中，以陇省为最多，秦、晋、湘、楚次之，仕宦中以陇、湘为最盛，湘人有在此种稻为生者，津帮上自富贾，下至园丁，皆来自杨柳青，闽、粤人最少”等类似记载[5]20，基本描绘了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的来源区域差异及相应的阶层分化、从业类别。另有天涯游子于哈密所见“汉族男女，其成分全国十八省的人民都有。他们的职业包括官员、军队、商人。有已移民到西北来找寻好运的人们，也有许多背井离乡的游子和法外之徒，后一种人是不敢再回到玉门关来的了。此外尚有旧时的各阶层的终身充军犯们所留下来的子孙，他们居哈密往往已有好几代了”[7]112，是对于汉以后西域汉族来源、迁徙及职业的延续记录。 另一类值得关注的记载是关于行为层面所显示的汉族文化延续与变迁。如杨钟健行至鄯善见“铺子门前的红纸对联和汉人住户门前的对联，立刻令人感觉到汉人文化已深入此地”[4]228，足见民国时期汉文化在城市的显现。在展示汉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居于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中的汉族民众自我调适与文化变迁，因而又有天涯游子所载“哈密的一切生活习惯，虽和中原完全不同，但汉族人民却颇具适应环境的能力”[7]112，且于“迪化城内有好多汉人，同长城以内各大城市间的中国人，具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而同他们祖先本乡的居民也显然有着差异的。不过他们仍固执地保持着中原人的习惯与风俗”[7]136。汉文化的坚守与变迁见于民国时期新疆的汉人中。 吴蔼宸还论及汉族婚姻，由于“新疆回、汉向不通婚，汉人人数较少，婚姻更为困难”，因而“遇有由内地来新服官之人，苟年非甚老，即有托媒说亲者，家中有无眷属，则在不问之列，盖明知一自远戍新疆，即不易言旋也”，且多见“西北女子乃竞相率嫁与相隔数万里之东北军人”[5]101。彼时新疆民族宗教差异、人口规模所制约下的汉人婚姻状况可见一斑。 除上述花费大量笔墨所载民族外，还有关于蒙古族、回族、满族、鞑靼等民族的少许记载，主要涉及体质特征、生计方式、习俗。 四、文本的阐释：区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 不同游历或考察在记载上述民族特性与文化基础上，大多涉及以民族混合杂糅的镜像所显现的区域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 （一）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游记中常见于每一城市、农庄中多民族杂处之情形，且极为常见，是民国时期新疆多元民族与文化的体现。 既有谢彬关于新疆整体民族状况的记载，如“新疆人类庞杂，甲于行省。汉、满、蒙、回、缠、哈、布、塔错居，各为礼俗，自成风气。汉、满、蒙外，皆奉回教，语言文字，咸与汉殊”[1]278，又有一些主要城市的民族具像，如吴蔼宸于塔城“市集所见，人种庞杂，如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索伦、塔塔尔等，不一而足，彼此服装言语各不相同，牛、羊、马、骆驼塞满街市，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极饶兴趣，为余抵塔城所感最深之印象”[5]12，及天涯游子所见“哈密一带的民族非常复杂，几乎新疆各族和各国的人民都有。有汉人、东干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即额鲁特族）、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那卡人、满洲人和俄国人”[7]111。上述文字，既描绘了民国时期新疆多民族杂处的纷繁景象，也明确了新疆与内地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且包容并蓄、和谐共处的情形。 不止上述所现民族多样性，还有其行为、交往的多元化与共处。譬如天涯游子于哈密城记有“亚洲各地的人民聚集在此，自由自在地混杂在拥挤的通衢之中，但是他们仍固守着各自的贸易和商业方法以及服装言语及习惯等”[7]106，及杨钟健在吐鲁番回城所见“居民当以缠回为最多，但汉人营商的也还不少。新式的铺子，如洋货铺等，几全为天津人；旧式生意，则多为山陕人。缠回开的商店，大半没有柜台，但店内及店前，地方杂陈各物，营业人的神气，以及货物陈设与种种样式，同埃及阿拉伯一带的极为相像，令人感觉到的确到另一文化区了”[4]238。各族文化及交往之间的固守与交融并蓄，及与之相得益彰的多元化新疆现于世人眼前。 （二）诸族比较与差异 在游历与考察见闻中，诸名士还就各族的文化特征与行为规范作以比较，通过不同个体的评判呈现差异所在。 一是多见于维汉比较。譬如吴蔼宸以新疆慈善会设粥厂施救济所见而得出“汉人不如维族知礼矣”[5]57，又有杨钟健认为“汉人莫不习于淫侈恶腐”，“缠回率皆不吸任何烟草，汉人则大半无论男妇皆为瘾君子；回人妇皆天足，而汉妇还是缠脚；回人多讲清洁，虽很穷的家庭，十分陋鄙，而却很洁净，汉人则处处表现其污臭。诸如此类，难以枚举”[4]315。上述对比，显现游人所见或认知中维吾尔族于礼节、行为举止等方面较汉族更盛一筹，印象的差异或源于游历所限，或与所经之处汉族民众的来源、从业结构及文化程度相关，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名士之于民族多样性的包容态度，以及对于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欣赏。 二是凸显不同民族特性。多见于谢彬于天山南北考察后之感受，如记有汉族“多军流苗裔，凶悍而鲜知敬土守法”[1]68，维吾尔族“服耒耰，薰习宗教”[1]86、却“最喜质物借债”[1]163，哈萨克族“善骑好勇，不避艰险”[1]249、却又“倚俄为奸薮，杀人攘货，愍无忌畏”[1]86，蒙古族则“敬老亲上，恪守信礼”[1]249；又林竞有感于“汉人及汉回颇多椎鲁（迟钝愚昧）亡命之徒，故俗犷悍，而鲜礼教”[2]175，汉回“多来自陕、甘一带，性情强悍，忍苦耐劳”[2]152等作为补充。上述既展示了民国时期诸族基于来源、信仰、生计方式、生活水平、习俗传统而进入考察家视野中的印象与经验之谈，也是作者个人接触与认知局限的结果。 另有信仰及差异于民众纠纷中的作用，如谢彬记有“如理缠民之讼，令其抱经；哈萨之讼，令其宣誓。一语而决。若治以新刑律，转数讯而不能服”[1]60。所现制度性法律与习惯法在民国时期新疆的不同效用，既提供了经验之谈，也尖锐地指出时弊。 （三）关于族际关系 前述各族杂处且相得益彰是民国时期新疆族际关系的一个面向，而吴蔼宸恰于哈密事变前后赴新考察，所见情形为战时特殊族际关系的显现，如“哈密、头铺、二铺、三铺，汉人被害不计其数，军士伤亡亦重。又谈甘省连年回汉仇杀，双方死亡不下二十万人，新省皆受甘省影响”[5]29，以及1933年初战事祸及迪化，所见“商团均荷枪守城，如临大敌，店面一律关闭，顿呈凄凉景象。南关维族以及汉人、白俄无不极形恐慌，行人纷纷逃避，如大难将至。盖皆恐惧发生种族仇杀情事，白俄又惧维族或有复仇之举，各畏其所畏，风声鹤唳，要皆关城一举，有以致之耳”[5]42。民国不同时期族际关系的交融、恶化及交替由此呈现，并凸显了彼时历史因素及战事对于族际关系的影响。 另有涉及族际通婚，虽在诸游记中并无确切记载之实例，却有林竞引用民间通俗说法“汉人娶蒙妇生子，俗称二浑子；娶缠回妇，则曰二转子，国际法所谓混血儿。其聪明狡猾胜于常人”[2]195。民间对于族际通婚的认知可见一斑，且此类提法于民间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诸考察家于游记中的记载，尽管因个体身份与视角、游历时间与时限、行走区域而对于各民族及文化的记录存在所涉及民族数量、文化范围及细致程度、认知等差异，但确为我们提供了民国时期较为详尽地描述新疆多元民族及文化镜像的类民族志作品，不仅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各族文化及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料，也是探寻民族文化差异及变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谢彬.新疆游记[M].杨镰,张颐青,整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2]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4]杨钟健.西北的剖面[M].北京：三联书店,2014. [5]吴蔼宸.边城蒙难记[M].田杉,整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6]田卫疆.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确定维吾尔族汉译名称的来龙去脉[J].新疆社会科学,2007(6):96-100. [7]天涯游子.人在天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