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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戈尔德是当代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是技术人类学领域的创立者之一。他在技术人类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以人类和非人类、技术和技能、技术和语言、社会和自然等内容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研究纲领。在此纲领基础上，英戈尔德又阐发了体现人类学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技术环境观。英戈尔德的技术环境观弥合了自然与人文、技术与人类、功能与意义之间的裂痕，为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技术; 技术环境观; 技术人类学; 作者简介：王皓(1988-)，男，湖北京山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人类学、技术哲学研究。; 基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技术人类学思潮研究”(2019SJA0304); 技术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人类学学科体系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新分支，当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是技术人类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率先提出了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纲领，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技术环境观，为技术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研究技术人类学的缘起 由于科学技术的兴起和殖民地的消散，人类学于20世纪中期开始回归到本土研究，大量应用人类学学科纷纷兴起。城市、医药、法律、语言、符号、传播等错综复杂的现象都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较而言，技术在这些现象中并不突出，英戈尔德为何选择将技术作为其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呢？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就英戈尔德的人生经历而言，他的父亲是科学家，从童年起，他就受到了自然科学的熏陶，科学技术伴随着他的成长。所以将科学技术作为研究主题，被英戈尔德视为一种“奥德赛式的回归”[1]，是对童年梦想的漫长寻根过程。其次，就英戈尔德的学习经历而言，英戈尔德在剑桥大学最初学习的专业是生物学，在经历了挣扎和选择之后，才转而学习人类学，英戈尔德本身有着自然科学的学习基础。最后，就英戈尔德的学术传承而言，英戈尔德继承的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派，也就是功能学派的研究传统，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开创的功能学派开始，事物的功能就是其研究中心，英戈尔德也自然地选取了被视为具有强烈功能属性的技术人工物作为研究重点。 在确定从事技术人类学研究之后，英戈尔德开始梳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的人类学并没有成体系的技术研究。正如莱蒙里尔（P.Lemonnier）、翁伯格（A.Homborg）等人所说：“技术可能是人类学学科最不发达的方面之一。”[2]英戈尔德认为，技术被人类学所忽视的原因是，人类学长期将技术置于社会文化之外，技术被视为不同于人类社会的事物。 英戈尔德指出，人类学在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可能论。技术决定论者认为，规模宏大的复杂的社会形态是由同样繁复的技术体系要求所决定的，因此，社会变革需要依靠技术的变革。技术可能论认为，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此界限之外，社会和文化遵循着自己的演化历程，与技术系统的复杂形式无关。 技术决定论者与技术可能论者之间的分歧是由人类学中的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所导致的。文化进化论者认为，技术具有从简单到复杂发展的内在趋势，就如同工具到机器一样逐渐复杂化，而社会组织和文化同样是由简单到复杂发展的。文化相对论者则否认技术的复杂性与社会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常常举出技术复杂性与社会复杂性不匹配的例证来反驳文化进化论者。技术决定论者和技术可能论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技术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作为两个系统来讨论，而实际上技术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英戈尔德看来，研究技术和社会的变迁过程，不能将历史中的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分离而讨论，应该将技术的关系网络嵌入到社会关系中，共同构成完整的技术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在对技术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中应该遵循两个观念：一是将技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看作是从社会关系中逐渐去除技术的过程，换言之，技术从简单到复杂是因为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关系，这些关系原本被认为是属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二是基于第一条，现代技术的概念是在与社会对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所以人们无法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寻找到与技术相对应的结构，因为与技术相对应的结构已经由社会转入到了技术中。 英戈尔德的这些观点可谓标新立异，与传统的人类学观点有着巨大差别。事实上，英戈尔德在人类学界本就有着离经叛道的“英雄”形象，他所提倡的“物体本身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图的自主性”[3]的观点曾引发了人类学界的激烈讨论。同样，英戈尔德提出的技术人类学研究纲领也有其个人特色。 二、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纲领 英戈尔德在1997年发表的《技术人类学的八大主题》文章中提出了技术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个正式研究纲领，在技术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4]。这一纲领包括八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主要指出了技术人类学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技术实践 技术人类学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总是相同的，这个关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经典问题是：技术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还是表述为非人类动物有技术吗？该问题的解答集中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角度。生物学家倾向于向人们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技术并不是人的特有能力，而人类学家则在人类独特性理念的驱使下，不断质疑生物学家们提出的证据。这样的争议最后陷入的循环是由非人类动物制造的工具不算制造，因此所有的工具制造者都是人类。英戈尔德认为，陷入诡辩的原因是在基本概念上没有达成共识，对“制造”“使用”“工具”应该有明确的定义。 英戈尔德曾试图用建造与设计的区别来解答“制造”“使用”“工具”的定义问题。在非人类动物建造的各种类型的物体中，许多都可被视为工具，比如“蜘蛛网”“鸟窝”这些物体是否被视为工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定义的偏好。但是这些非人类动物所建造的物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建造活动是动物们为了满足生存的本能活动。我们无法将蜘蛛织网的活动与渔夫织网的活动等同，因为二者的设计环节存在差别。蜘蛛织网的行为是由本能控制的，蜘蛛只是执行者，没有有意识进行织网的意图[5](90）。与之相反，渔网体现了一件物品被有意设计并制作出来，所以英戈尔德认为设计是区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是否制造工具的关键。 （二）技术和技能实践 由于直接关联到人类的身体和经验，技能一直是技术人类学的经典议题。在技能研究方面，英戈尔德认为要树立三个观点。 首先，正如莫斯对身体技术的阐述一样，技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文化习惯之中，是个人依照其文化习惯使用其身体的方式，是与文化关联的主要工具。技能是在一个结构丰富的环境中，由技能实行者构成的整个关系系统。因此，对技能的研究需要一种生态学的方法，将中介者置于关系网络中进行研究。 其次，熟练的实践不仅是机械地运用外部力量，还涉及应变力、判断力、灵活性等能力。这意味着无论技能的实行者在技能活动前是否有完整的计划，在技能活动中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技能活动具有自己的内在意图，这种内在意图可能导致技能活动在完成时完全不同于实行者初始的设计。 再次，技能一部分是属于身体经验和默会知识，很难用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式来表达和书写。因此，并不是用学习规范程序知识的方式来传授技能，而是通过实践活动来模仿和体验。 总之，英戈尔德认为，对技能的研究是技术人类学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因为技能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体，是技术最早的表现形式。 （三）技术与语言的关系 同技术一样，语言也被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语言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实在是过于宏大的主题。英戈尔德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建议研究语言与技术的关系需要建立更坚实的实证基础，要在人类学田野活动中搜集更可靠的证据；二是对语言与技术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假设，假设语言和技术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共同进化的。这一假设并不是英戈尔德首创的，而是对兰卡斯特（J.Lancaster）、帕克尔（S.T.Parker）等人观点的总结。英戈尔德对此假设进行了专门解释，在自然选择背景下，人类在狩猎采集活动中会获取动物迁徙、植物分布等关于食物的信息。在生存压力下，能够快速地记录和传播这些信息的族群会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语言使人们可以告诉彼此去哪里获取资源，如何协调狩猎采集活动等。因此，语言同技术一样，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进化的。 （四）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分离 技术和语言进化的假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反驳性观点来自汉弗莱（N.Humphrey）。他认为，对语言和智力的演变产生主要影响的不是个人能力的开发程度，而是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相互配合满足生产需要的程度，所谓的技术问题在初民社会中完全可以得到解决，自然选择的压力并不是导致技术和语言进化的主要原因。 英戈尔德在回击汉弗莱的质疑时引入了社会与自然分离的观点。在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中存在一种风气，即将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进行严格区分，将整个环境中与人相关的称为社会的，而非人的因素称为自然的，这被英戈尔德称为社会与自然分离[4]。英戈尔德认为，各种交互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整体的关系网，区分社会和自然会导致主体的分裂；而且在汉弗莱等学者的观点中，暗藏着人的地位一定是高于非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其实，社会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目的是将技术进化的过程与人类进化的过程相互关联，实现技术与人的统一，所以不应强行区分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 （五）技术进化的机制 关于技术进化的机制，英戈尔德曾提出过一个疑问：“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否有一个起点，超越这个起点，技术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并且可以继续发展，而不需要进一步改变人类的能力？”[6](362～373）针对这个疑问，英戈尔德开始了技术进化的研究。如果技术进化和人类进化是一致的，那么技术进化的机制也应与人类相似。英戈尔德将技术进化的机制与人类进化进行了比较，发现技术进化中也存在着选择的过程，这与技术达尔文主义的研究相通。另外，他也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旧事物具有新用途的现象，这又与生物进化机制中的用进废退存在区别。因此，英戈尔德认为，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存在相似性，也有着根本差异。两种进化的主要方式都是通过选择来实现的，但生物进化的选择是自然进行的，而技术进化的选择则是有意进行的。 （六）技术的历史演变 在比较技术与生物的进化机制之后，英戈尔德又对技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关于技术的历史演变，存在着一种典型的观点，即人类技术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从最早的石器工具到现代机械电子设备的连续统一体，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历程。 在英戈尔德看来，技术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进化论，在思维上首先就建立了人类社会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点，又将这种观点强行套用在技术上。新的技术是否比旧的技术高级，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在人类学者的考察中，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狩猎者所使用的工具甚至还不如黑猩猩所用的工具有效率[7](189～204）。 英戈尔德认为，应该区分出进化和历史的概念，技术的演变过程分为技术进化和技术历史，从旧石器时代的下层到上层的工具变化属于进化，从工具到现代工业技术的转变属于历史。当我们讨论技术进化时，工具的变化取决于其结构功能满足需求的程度，与人类的先天能力是共同发展的。当我们讨论技术历史时，技术已经获得了自主能力，并且可以在人类的先天能力没有改变时继续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技术。 （七）衡量技术的复杂性 技术人类学在研究技术的简单性和复杂性上存在着分歧。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和技术活动在复杂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越复杂的活动就越需要复杂的技术。比如，因纽特人中的狩猎者与牧人使用的技术就有区别：捕猎海豹是复杂的狩猎活动，需要制造形制复杂的鱼叉；而牧人的放牧则是简单的活动，使用一段有活动绳结的索套就可以了。技术相对论者则否认技术与技术活动在复杂程度上的关联，同样是以鱼叉和绳索为例，索套是比鱼叉更为复杂的技术。越专业的鱼叉，其功能越少，狩猎者的鱼叉只能用以捕猎海豹，而索套却被牧人在多种技术活动中使用，除了圈住驯鹿，还被用来设置陷阱、运送动物等。从技术用途的角度看，索套反而更为复杂。 英戈尔德建议从人类知识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建立更为整体的技术概念。他认为，越简单的工具越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地使用它[4]。仅仅观察因纽特人狩猎者和牧人使用的工具是不够的，还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如果不知道工具如何使用，那么工具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了技术相对论者所进行的反驳，狩猎者使用鱼叉进行捕鱼活动时所使用的工具和需要知识的复杂程度，是无法同牧人在放牧、设置陷阱、运输动物等多项活动中工具和知识量的总和相比较的。在英戈尔德看来，衡量技术的复杂性，既应该衡量技术工具，也应该衡量技术活动中人所掌握的知识。 （八）技术概念的起源 Technology实际上由希腊语中的techné和logos组成，其中，techné指的是与工艺相关的技艺或技巧，logos是指框架，从理性的应用中得出的原则。所以，技术的本意是理性的艺术和涉及的技巧，是指向物的。在当代学者的使用中，技术的意义正好相反，变成了构造人工物的理性原则，是指向原则的。换言之，技术的词意从按照原则制造出的物品变成了制造物品的原则。米切姆曾指出，直到17世纪，指代制造物品原则的技术概念才开始使用[8](187）。英戈尔德认为，技术概念意义的改变同科学技术激烈变革的时间一致。在伽利略、牛顿和笛卡尔等人的引领下，宇宙图景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人们试图通过科学来了解宇宙机器的功能和原则，因此，技术词意就转变成了宇宙机器的原则。这一描述与《简编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描述相同，当“技术”一词在17世纪英语中出现时，仅指各种技艺，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才逐渐扩大，它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和过程[9](233）。 技术词意的转变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按照原则制造出的物品的词意下，关注的对象是物以及与物相关的人。在制造物品的原则的词意下，技术是指人类之外的生产系统，不必考虑人类的能力和情感。词意的转变随即也在实际的技术活动中展现出来，在现代社会，技术活动仅仅需要考虑技术上的对象，在技术的原则下是可行的就可以被设计和制造，而不用顾忌人类的因素，这也是所谓的技术理性。英戈尔德对此深怀忧虑，他认为，长久以来将社会、自然与技术分离而导致的这些问题，其解决途径在于扭转社会、自然与技术的对立，不再刻意区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将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置于无缝之网中。 综上，技术人类学纲领的八个主题之间构成了完整的结构，其目的是将人类进化过程与技术进化过程统一起来，从而证明技术和人共同进化的人类学观点，在技术人类学中宣扬整体论观念。此后，英戈尔德进一步完善了整体论观点，并通过技术环境观集中表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