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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辽西地区史前文明悠久并具连续性，植物考古学利用其自身的特点为揭示辽西地区的生业模式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综合浮选报告以及研究性文章，对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生业发展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可为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遗存研究提供简单脉络。 关键词：辽西地区; 史前时期; 植物遗存; 植物考古学 作者简介：袁宇倩, 女, 赤峰学院2017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 孙永刚, 男,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植物考古学、东北地区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 由于地理学和考古学对区域划分的方式不同，本文所指辽西地区的范围为东到辽河及其支流，北抵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主要包括辽宁省朝阳、阜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和通辽市。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遗址分布广泛，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500年到距今约4500年前，历经约4000年。 在距今约8000年前，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有大片的沼泽，那时夏季风增强冬季风减弱，这种气候有利于人和动植物的生存。在距今约6000—5000年前，辽西地区的气候呈现出干凉的趋势，但较今日而言还是相对湿暖的。而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北方地区发生了强降温事件，变化的气候环境对处于这一时期的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距今4000年左右辽西地区的气候有回转至暖湿的趋势，但是整体还是趋于变干。至距今约3000年的时候发生了新的降温事件，辽西地区再次变为干冷，这致使该地区暖温带森林减少而草原的面积大幅增加[1]。 史前时期的辽西地区整体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温带草原过渡的地区，辽西地区在史前时期除了两次降温事件以外，气候变动幅度不大。但也正是距今约3000年前的降温事件奠定了辽西地区降水量少、温度偏低的气候条件。 植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利用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来复原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2]。本文从植物考古学视角将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遗存进行统计与分析，并对其生业经济略陈己见。 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植物考古学研究 植物考古工作在我国开始的时间较晚，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刚刚起步[3]。一些遗址中虽然发现了谷物遗存，但由于植物考古还未成为我国考古事业中必要的一部分，所以早期的考古工作并没有系统地获取植物类资料。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考古事业得以复苏并快速发展。黄其煦在《考古发掘中回收植物遗存的方法之一—泡沫浮选法》一文中介绍了浮选法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1992年赵志军先生在《植物考古学概述》一文中系统介绍了植物考古学，并预言“植物考古学将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中开始陆续使用浮选法，直至今日浮选法依旧是获取植物遗存最有效的方法。在对稻属植物的种属鉴定上，植硅石研究法有着明显的优势，所以最初对植硅石的利用多是在研究稻属农业上。吕厚远及其团队利用植硅石在对粟和黍的种属鉴定上取得了突破。植硅石的研究在对我国农业起源以及传播等问题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我国植物考古工作进行得较晚，早期发掘的遗址无法进行浮选工作，所以本文选取了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进行简单介绍。 （一）小河西文化时期 小河西文化最早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是迄今为止辽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距今8500年左右。主要包括白音长汗遗址、查海遗址、杨家洼遗址、小河西遗址、榆树山遗址、西梁遗址、大新井遗址。查海遗址中出土了石斧、锄形器、石刀、石棒、石磨盘等用于生产和加工的石质工具。在居住面西北部还有一大批炭化山杏核。由此索秀芬推断这里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同时采集业也是重要经济成分。小河西文化文化层堆积在0.1—1米，文化堆积薄，聚落延续时间不长，表明人群流动性较大[5]。在对查海遗址进行取样浮选后共发现约10种植物的果实和种子，包括山杏 (Armeniacavulgaris var.ausu) 的内果皮、胡桃属 (Juglanssp.) 的内果皮、榛子 (Corylus sp.) 的果壳、豆科 (Leguminosae) 植物种子、禾本科大狗尾草 (Setaria.faberii Herrm.) 、狗尾草（Setaria.viridis (L.) Beauv.）和马唐属 (Digitaria Hall．) 的颖果等，还有几个未知种子[6]。2010年10月，吴文婉等人于牛河梁工作站内对查海遗址部分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伊和石臼进行了残留物分析釆样。通过淀粉粒分析，样本中发现了禾本科、豆科、块根块莲类等植物的淀粉粒。从分析结果来看，查海遗址先民具有广谱性食物来源，粟、黍的淀粉粒说明当时的聚落已经出现了对植物的栽培和管理。综合植物遗存与动物遗存，吴文婉认为查海聚落的生业经济模式除了延续传统的采集狩猎策略之余对动植物的开发、管理和培育已经是当时先民生计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7]。 查海遗址发现的较为集中的窖穴以及制作石器的公共用地，表明当时的居民有储藏食物的意识，整个聚落可能随季节变换而进行往复的迁移，是一种半定居的状态。从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器可以推测古人是如何对农作物进行耕种、收割以及加工的。虽然耕作的流程和工具相对成熟，但是这些石器的作用对象应该是还处于野生状态的谷子。查海遗址出土的植物种类较为丰富，说明当地居民会采集野果、坚果来补充自己的食物资源。小河西文化的生业经济应该是处于以采集经济为主的状态中。谷物除了作为粮食果腹外还可以进行二次加工，比如酿酒。有学者通过查海遗址的窖穴和陶器，认为8000年前查海人就可能利用谷物酿酒[8]。但是从植物考古的角度出发，查海还不具备酿酒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查海先民可以酿酒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 （二）兴隆洼文化时期 兴隆洼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而得名。同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植物遗存对研究兴隆洼文化的农业有着重大意义。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各种炭化植物种子一万余粒，浮选结果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栽培作物遗存，经鉴定有黍 (Panicum mili-aceum) 和粟 (Setaria italica) 两个品种。炭化黍的籽粒数量较多，将近1500粒，约占第一地点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5%。炭化粟粒数量很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在出土植物种子总数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9]。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特征，粒形较长，尺寸较小[10]。赵志军根据浮选结果和对其他出土遗物的分析，认为兴隆洼文化处在“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11]。兴隆洼遗址的房址和灰坑中发现了炭化的胡桃楸遗存[12]，胡桃耐干冷且对土地的适应性强，一旦气候变得干冷，胡桃就成了当地居民补充营养的食物。从两处遗址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人群以种植为主，采集为辅，但是农作物尚处于从野生到驯化的阶段，进一步印证了兴隆洼文化处于“似农非农”的阶段。 南湾子北遗址揭露了兴隆洼文化晚期的一处小型聚落，属白音长汗类型。南湾子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碳化木屑，50份样品中共出土各种植物种子264粒。其中黍有11粒，藜62粒，大籽蒿182粒，酸模1粒，紫苏2粒，野葡萄1粒，未知植物种子5粒。从浮选的结果来看，南湾子北遗址没有出土炭化的粟，面对这种情况，在排除误差的可能性后，孙永刚认为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先民的接受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等因素造成了未在南湾子北遗址发现粟的结果[13]。 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植物考古学研究 （一）赵宝沟文化时期 赵宝沟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因为早年缺少浮选数据，所以学者们根据石器组合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对赵宝沟文化的生业经济进行了讨论。刘国祥认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是多样的，包含了狩猎、采集、捕捞、农业等多种经济方式。狩猎经济在赵宝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采集和捕捞进行补充，农业虽然存在但是在经济方式中比例很小[14]。刘晋祥等人通过出土的工具认为赵宝沟文化以农业为主，保留了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狩猎采集经济作为农业的补充[15]。 201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学院、敖汉旗博物馆3家单位组建联合考古队，对敖东第二地点进行了发掘，第二地点年代大致相当于赵宝沟文化中晚期。该地点出土的炭化木屑较少且十分细碎，出土的植物种子共计17粒，其中粟1粒，黍5粒，藜8粒，黄芩属1粒，草木樨1粒，大籽蒿1粒。通过浮选结果，孙永刚认为敖东遗址的农业经济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这一特点应该是继承了辽西地区旱作农业经济的传统，当时的农业耕作技术还处于相对原始的耕作状态，并不是很发达[16]。 （二）红山文化时期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还有大规模的祭祀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棒、石磨盘、石刀等生产加工工具。通过石器和大型礼仪性建筑，部分学者推断红山文化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经济，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才能支撑大型礼仪建筑的建造。 红山文化中做过系统浮选的遗址有魏家窝铺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部平缓台地上，北距赤峰市红山区城区13公里，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17]。魏家窝铺遗址中浮选出的粟和黍的总量占所有种子的50%，但是在整体中粟和黍的数量所占很少。正如查海遗址也出土了系统性的生产和加工石器，但从综合浮选结果来看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大。魏家窝铺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当地的居民会获取淡水食物资源对自己的饮食进行补充。大型的祭祀遗址说明红山居民已有了一套完善的信仰系统，并且只有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建筑，但是从浮选报告来看，红山的农业经济并不像推测得那么发达。通过魏家窝铺地浮选报告，孙永刚认为红山文化早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但是这不足以说明粟和黍为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18]。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较低的物质基础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排除误差问题，那么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哈民忙哈遗址存在的年代与红山文化相近，对于哈民忙哈遗址的文化属性现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哈民忙哈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另一种则认为哈民忙哈是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的粟和黍占所有种子的89.5%，黍则占据了86.6%，由此可以看出哈民忙哈遗址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19]。该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大籽蒿，大籽蒿是一种我国常见的野菜，分布广泛，大量的炭化大籽蒿可能表明当地居民对于野菜有了一定的利用，且与坚果类一样作为食物的补充。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麻的种子，大麻的利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许多遗址都出土了大麻，人们一般利用其植物纤维进行纺织或者食用。由此可见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对大麻进行了种植和利用[20]。 （三）小河沿文化时期 小河沿文化为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由于资料所限，对于这一文化的经济形态讨论的较少，郭大顺、马沙先生通过对小河沿文化石器进行归纳，认为“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21]。 三、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自浮选法被应用在考古发掘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会对典型遗址进行浮选。浮选所得一般为大植物遗存，大植物遗存包含炭以及肉眼可见的植物遗存。对于大植物遗存，浮选法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炭化遗存一般是经过燃烧后的木头或者木本科的遗存，炭化遗存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古代的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如查海遗址通过对木炭的研究发现了8种阔叶树种属，其中以麻栎属为主，这些树种是构成落叶阔叶林的主要树种。由此可以看出查海遗址处在落叶阔叶林的环境中。落叶阔叶林是温带最常见的森林类型，可知距今7000年前的查海地区较现在更为温暖湿润[22]。粟和黍在辽西地区的遗址频频发现。从新石器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到新石器中期的红山文化遗址都有粟和黍的遗存，从发现的粟和黍可以看出由野生状态向驯化状态的演变过程。通过连续的演变进程可以得出在史前时期辽西地区有着传统且连续的以粟和黍为主旱作农业经济的结论。 在研究大植物遗存时一般是用肉眼或借助体式显微镜观察炭化种子的具有鉴别意义的部位，以此判断其种属以及驯化程度。因为植物遗存的提取操作简单，所以得到考古学家的青睐。以往植硅石分析多应用在稻的研究上，但是植硅体在北方旱作农业研究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植硅体是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吸收的硅元素，当植物死亡后形成硅的结晶体埋藏在土壤中。不同的植物的细胞形态不同，所以形成的植硅石的形态也不一样，根据植硅石的形态可以判断植物的种属。2005年吕厚远等人利用植硅石和淀粉粒分析青海和民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是由粟类所做，在此基础上吕厚远和其团队对野生黍 (P.bisulcatum) 、栽培黍 (P.miliaceum) 、粟 (S.itali-ca) 和狗尾草 (Setaria.sp) 4者之间植硅体形态的差别进行研究，并将此结果应用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23]，证明中国北方的半干旱区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黍子种植体系[7]。同样辽西地区的植物考古工作亦可利用植硅石技术研究粟和黍的驯化过程等问题。 炭化坚果类和杂草的种子也常包含在土壤中。坚果类富含丰富的营养，比如橡子在全新世早期可能成为人们食谱中重要的一部分，食用橡子前要经过一系列加工，那么对于石器的组合，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都有助于考古学者们认识当时人们食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辽西地区的大多数遗址中都发现有坚果的遗存，可以看出辽西地区先民食谱具有多样性，采集在其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杂草与农作物往往是伴生的，不同的杂草与农作物有一定的伴生关系，因为两者对于生长的环境以及生长的习性有相似性。杂草被认为是妨碍农作物生长的植物，《孟子·尽心下》中记载：恶莠恐其乱苗也[25]。由此可见杂草给人们带去烦扰，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杂草也可变废为宝。大籽蒿、猪毛菜这类杂草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其叶、根茎、种子等都可为人所利用。辽西地区史前遗址多浮选出炭化的杂草种子，且有一些遗址浮选出的杂草数量庞大，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了80多万颗炭化的大籽蒿，南湾子北遗址F1房址内浮选出了149颗炭化大籽蒿籽粒[13]。由此可见史前时期辽西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将杂草纳入了自己的饮食结构中。 四、结语 距今约8500年的小河西文化处于暖湿的气候中，丰富的坚果和野生禾本植物为当地人群的采集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随之的兴隆洼文化发现了大量的炭化小米且以黍为主，并且这些炭化遗存具有驯化特征，为兴隆洼文化是小米起源地或者是起源地之一提供了有力证据。红山文化中出土的植物遗存并不丰富，但是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等加工谷物的工具可以说明红山文化中存在种植的行为。而较少的植物遗存和红山文化发达的精神面貌有一定的矛盾性，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对于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探索。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和聚落规模相较之前有大幅的增加，而至史前时期晚期的小河沿文化遗址则只有少数几处。严文明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到小河沿时期文化就走下坡路了。红山文化晚期气候向干凉转变，气候的恶化限制了种植，小河沿衰落与当时气候更迭不无关系。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遗存十分丰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在继承的前提下还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环境因素、人为选择和生活方式是影响植物驯化的重要因素，史前时期辽西地区的先人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生计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植物考古在研究不同文化以及同一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4]董广辉, 张山佳, 杨谊时, 陈建徽, 陈发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农业强化及对环境的影响[J].科学通报, 2016, 61 (26) :2913-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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