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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速城市化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大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传统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带来的挑战，由此导致城市住房拥挤、环境卫生脏乱差、城市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医疗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致使德国社会下层民众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城市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各种传染性疾病肆虐，从而引发了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客观上推动了德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兴起。 关键词：德国；高速城市化；公共卫生危机；霍乱；结核病 作者简介：徐继承，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德国城市史。 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大量城市贫民产生。在公共卫生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城市作为各种人口和物资流动的汇聚点，为疾病的扩散、传播提供了绝佳场所。此外，城市人口具有密度高、流动强的特点，也给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机会。城市公共卫生危机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与城市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而且可以发现德国在现代化转型中付出的代价。[1]本文旨在从德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公共卫生危机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公共卫生危机的表现及其影响，并总结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启示。 一、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 19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国的蓬勃发展不仅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促进了人口就业结构与地域分布的重大变迁，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以电力、化学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德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1871年，德国农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为854.1万人，到1913年上升到1070.1万人，增长率约为25%；1871—1913年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501.7万人飙升至1172万人，增长率高达134%；同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则从259.6万人猛增到768.3万人，增长率约150%。[2]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也促进了德国人口的迅猛增长。1871—1910年间，德国人口由4105.8万人增至6492.5万人。[3]短短40年间，人口净增2386.7万，增幅高达58.1%。与此同时，工业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大。1871—1910年间，大城市汉堡每平方公里增加1628人，工业发达的萨克森每平方公里增加150人。[4]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也导致人口向城市与工业中心集聚，使得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36.1%增加到60%。[5]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全国人口持续增长，也为高速城市化的跳跃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高速城市化成为这一时期德国城市化独特道路的集中体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人口达10万的大城市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首都柏林是一个典型个案，1870年柏林的人口为113.7万，成为德国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1900年人口增至188.8万，到1910年柏林人口高达207.1万。[6]大城市人口显著增长的同时，城市数量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仅有8个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到1910年则飙升至48个。另外，1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之和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1871年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8%，到1910年已经高达21.3%。[7]从欧洲主要国家的情况看，1910年，英国和法国拥有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数量分别为10个和5个，德国则为16个。[8]此外，英国在1861—1911年1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6个上升到42个，[9]德国在1871—1910年1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从8个增至48个。[10]从整体上看，1910年德国大城市的发展态势与人口数量在经济社会发达的欧洲都是遥遥领先的。 第二，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独占鳌头。从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情况看，德国城市增长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城市人口增长最快地区是工业发达的莱茵、威斯特法伦、西里西亚、萨克森等地区。格尔森基辛是19世纪中期以来鲁尔地区矿业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1832年该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贸易小镇，1856年在格尔森基辛发现了大型煤田，煤炭工业以及冶铁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格尔森基辛的人口在1858—1885年间增长了8倍，1910年已达到169 513人，[11]一度成为鲁尔矿业城市发展的标杆。开姆尼茨则是萨克森王国城市发展的名片，19世纪70年代以来，该市拥有18家大型机器厂，以制造纺织机器、钢结构建造、缝纫机为主，依托萨克森王国发达的畜牧业逐渐形成以毛纺业、纺织机器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逐渐发展成为德国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机器制造业中心。开姆尼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1875年，该市的人口为7.8万人，到1910年已增至28.7万人，[12]增幅高达268%。需要指出的是，以钢铁、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以来鲁尔地区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重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迅猛。考察1875—1905年间德国85个城市人口增长情况，如果以1875年增长指数为100计算，到1905年，巴门、克雷菲尔德等7个纺织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指数为185，而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7个重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指数高达373。[13] 第三，行政区的合并不仅促进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也是促进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行政区的合并不仅能在较短时间内增加城市人口，还可以提高城市发展的整体竞争力。在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技术革命的助推下，柏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合并了周边的施潘道、克罗伊茨贝格等城市，建立了新型工业区。据统计，1880—1900年间柏林在行政区变更后人口增加了766 518人，增长率高达68%，其中行政区并入的人口为490 425人，约占柏林人口的26%。[14]柏林在20世纪初又合并了当时人口超过30万的夏洛腾堡市，总人口突破了200万，[15]成功进入欧洲特大城市的行列。19世纪90年代以来，合并行政区成为推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1891—1910年间，大约有91个城市推行了行政区合并政策，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73万。[16] 在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极速城市化”。[17]1871—1910年间德国城市人口净增2413万人，而总人口增加了2386.7万人。[18]这意味着新增人口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住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供水、排污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的基建步伐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挑战。 二、城市快速扩张给公共卫生带来的严峻挑战 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加重了城市住房的压力，住房建设速度远远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大城市的住房拥挤状况尤为突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人口增长与住房的供给不能同步发展，因而住房短缺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人均居住面积持续减少就是对大城市住房拥挤的最好注脚。1867年，柏林、汉堡两个城市经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5.8平方米和12.4平方米，到1910年分别减少到2.3平方米和3.4平方米。[19]而大城市社会下层阶级的住房情况更为糟糕。1885年，柏林居住在地下室的人口数量高达12万人，约占该市总人口的9.2%。[20]此外，城市每所住宅的平均居住人数也是衡量城市拥挤程度的重要指标。据相关住房数据估算，德意志帝国时期33个大城市每所住宅中平均居住人数为21人。[21]不同城市每所住宅中居住人数有所不同，其中杜塞尔多夫为17人，不来梅为18人，波森为13人，法兰克福为20人，柏林的住房拥挤问题尤为严重，高达77人。如果将目光聚焦在特定城市区域，住房拥挤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柏林的弗里德里希申贝格每所住宅中平均居住人数竟高达100多人。[22]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弗里德里希申贝格成为柏林新兴电子工业区。受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大量外来移民来此寻求发展机会。1875—1900年间，弗里德里希申贝格的外来人口高达30万，成为德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大量外来人口蜂拥而至，住房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这些区域工人阶级的住房拥挤现象特别突出。1867年有52.6%的工人家庭居于狭小的住房中，1907年这一比例升至78.3%。[23]正如城市史专家胡果·普罗伊斯所言：“如果按照城市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衡量，柏林成为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而面积最小的一个城市。”[24] 大城市住房拥挤还表现为公租房空间局促以及住宅密度高。柏林分布着建筑密度较高的背靠背的出租营房，这种房屋通常由沿街最前排房屋与后面多排的庭院构成，富人居住在宽敞明亮的最前排，后面一个接一个的庭院则由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居住。由于背靠背的公租房空间狭窄，甚至有多个孩子的家庭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庭院内，多人共用一个厨房，居住条件十分恶劣。[25]这种房屋在德国勃兰登堡地区分布较广，尤其在柏林市最为典型。背靠背的出租房大多数由18世纪的士兵营房改造而成，吸引开发商改建这种房屋的最初动力来自于该建筑占地面积小，投资较少，平均居住人数多，收益高。1875年，柏林出租营房最多的拥有6个庭院，每栋房子各有5层，最高有7层，房屋大约有3800余间，每间住房空间狭小，许多不同的家庭在此共同生活。[26]此外，这种出租营房的配套设施也很差。1905年，柏林市将近半数出租营房只有1间屋子，拥有厨房的出租房更是屈指可数，在4090间出租房中仅有109间简易的厨房。更为糟糕的是供暖设施严重短缺，在33 000间房屋中，仅有1020间通了暖气。[27] 除了住房拥挤外，大城市的居住环境恶劣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1905年，柏林仍有大约10万人租住在阴暗潮湿、通风差的地下室里，平均每个地下室可容纳4名租客，个别地下室甚至被租给更多房客，居住条件特别恶劣。[28]有些房主急于增加收入，将本已人满为患的住房出租给更多租客。有些租客为了减轻高租金的负担，再次将房间转租出去，甚至还出现了“分班租床者”，即一个床位分时间段租给不同的房客，这些房客大多为年轻工人，而这种住房通风条件差且严重缺乏公共卫生设施。1908年，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评估了德国的住房条件。该报告指出，德国住房租金水平非常高，而且住房拥挤程度十分严重；与英国相比，德国的租金大约高出25%，但工资大约低20%，而德国的食品成本也更高，工作时间更长。[29]简而言之，德国大多数工人在负担更高生活成本的同时，还居住在条件更为恶劣的住房中，这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健康。 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导致住房拥挤，而且也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一定挑战。一方面，人口的急剧增加给城市供水设施带来了挑战。优质的饮用水是居民保持良好健康状况的必要条件。到1871年，拥有供水设施对于大多数德国城市而言都是极度奢侈的，因为此时帝国境内仅有17个城市拥有集中供水设施，大多数城市居民饮用水主要还是取自河水或井水，仅有上层阶级的部分群体可以享受私人经营水厂提供的水。即使拥有供水设施的城市，由于供水设备不完善，居民饮用水质量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1842年，汉堡就已经建立了城市集中供水系统，将附近的河水通过管道集中输送给城市居民使用。但由于城市的大部分水厂都没有安装过滤、消毒等净水设备，饮用水的水质难以得到保障，时常出现影响城市居民身体健康的卫生问题。1892年，汉堡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直接导致8600余人丧生。而在与汉堡毗邻的阿尔托纳市由于安装了过滤、消毒等净水设备，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30]19世纪最后30年，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德国城市供水设施的发展相对滞后。据有关专家估算，1871—1900年间德国拥有集中供水设施与自来水厂的城市大约为99个，其中拥有过滤、消毒等净水设备的自来水厂的城市不足20个。[31]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有些城市拥有集中供水管道，也不能覆盖城市的每一个区域。1856年，柏林已经修建了自来水管道，而北部的工人阶级住宅区则一直到1905年才通自来水。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也给卫生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19世纪70年代，德国许多城市排污管道建设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对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处理，依旧是通过街道两旁露天排水沟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流中。柏林将城市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施普雷河。1873年，德国公共卫生协会就城市污水处理提出明确的建议，允许城市将污水与垃圾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流。但此种处理方法遭到皇家医学委员会首席专家鲁道夫·菲尔绍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污水处理系统与污水处理厂才是解决城市排污的正确方法。为此，柏林自1873年开始在12个区修建城市地下污水处理管道，但到1900年仅有6个区建成地下排污管道。这意味着柏林还有近100万人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由露天排水沟直接排入施普雷河，污染的河流严重影响了两岸居民的日常生活。 对人畜粪便的处理也是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对人畜粪便的处理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即在每个庭院里建有粪坑，由城市清洁工清理，并将其运往附近的农田用作肥料。尽管政府出台的卫生法规明确规定城市污水坑有严格的密封措施，但由于许多污水坑建造并不达标，致使污水很容易渗入地下，使得周围的土壤被大面积污染，地下水也因此受到影响。负责运送垃圾的车辆也常常因缺乏有效措施，导致生活垃圾散落到街道和院子里。19世纪70年代，公共卫生专家弗里德里希·贝伦德博士描述了他在柏林的所见：“尽管附近居民都将所有门窗紧闭，但当清洁工处理生活垃圾与粪便时所产生的臭味仍然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因为这种刺鼻的气味还是能够进入房间，刺痛人们的鼻子，经常发生令人呕吐的现象。”[32] 对动物粪便的处理也一直是困扰城市卫生管理的难题。19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居住区与工作区逐渐分离，这一时期城市的公共交通主要以马车为主。1870年，柏林市大约有27 000余辆马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33]动物的粪便散落在街道上，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的环境。著名医学家鲁道夫·维乔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众所周知，受市场萧条因素的影响，城市处理粪便的运输者都逐渐走向破产。因此，这些运输者绞尽脑汁利用各种低成本方式来处理所运输的东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运输者直接将一整车的粪便倾倒在离城市很近的蒂尔加腾的小路上。”[34]总之，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城市生活垃圾、人类排泄物等也急剧增多，粪坑等传统的废物处理方式逐渐显得不再适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城市卫生设施不堪重负。 三、城市公共卫生危机的表现及其影响 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促使德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居到城市，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住房紧张问题不断加剧，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持续恶化，卫生条件恶劣，城市又缺乏必要的供水、污水、废物处理等公共卫生设施，由此带来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引发了城市公共卫生危机。 疾病的流行是19世纪德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体现。日益恶化的城市卫生条件与不断加剧的城市住房拥挤是导致德意志帝国时期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疾病流行不仅呈现出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特征，也揭示出在工业社会中城市治理还存在重要短板。人口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也逐渐成为霍乱、肺结核、麻疹、猩红热、百日咳和白喉等疾病的滋生地。这一时期重大疾病的持续高发导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与其他疾病相比，霍乱、结核病以及肠胃疾病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致死率较高的疾病类型。 霍乱是19世纪德国开启工业化以来最为严重的传染病。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霍乱曾多次肆虐汉堡。据统计，1844年、1857年、1865年、1872年以及1892年都曾出现霍乱疫情，其中1892年的汉堡霍乱疫情令人谈之色变。1892年8月16日，汉堡首例霍乱患者在易北河附近的老城区确诊。8月27日，霍乱疫情在汉堡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增长，创下单日新增1000例确诊病例的记录。[35]通过患者或者隐性带菌者在疫区周边活动，霍乱迅速在汉堡市内呈现出近程传播增长态势，即从老城区向周边的汉姆区、伯格费尔德区、霍恩区等区传播。所幸由于汉堡市政府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这次霍乱疫情并没有对周边城市形成远程传播。据相关数据显示，1892年汉堡霍乱疫情期间平均每1000人中大约有26.43例确诊，约有13.44例死亡。而在与汉堡隔河相望的阿尔托纳，两个数字分别为3.81例和2.13例。[36] 霍乱疫情发生以来，汉堡市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首先，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政府对进入汉堡港的人员实行严格检疫，并且一度中断了旅客进入汉堡，暂停海外贸易。其次，针对霍乱疫情快速蔓延的态势，汉堡市成立了防治霍乱疫情的临时防疫机构。依据1835年普鲁士颁布的《传染病上报条例》，防疫机构建立了霍乱疫情统计与上报制度，规定市内各区及时对确诊患者与死亡人数进行上报。此外，该机构还要求在城市公共场所开展大规模的消毒工作。[37]最后，建立临时病房收治患者。这次霍乱疫情来势凶猛，使汉堡市原有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难以承受。针对疫情主要在社会底层人口中快速蔓延的状况，汉堡市临时防疫机构在大的教堂、夜间避难所以及工厂厂房建立临时医院，收治重症患者。[38]1892年10月，霍乱疫情快速蔓延的态势得到有效控制，10月23日，汉堡霍乱疫情宣告结束。在这次霍乱疫情中，共有确诊病例18 000余例，其中死亡8576例。[39] 这次汉堡霍乱疫情史无前例的大爆发，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饮用水污染是导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由于汉堡的城市供水系统没有安装过滤、消毒等净水设施，受到污染的易北河河水被直接接入城市供水系统，输入居民家中。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科赫(Koch)教授即认为城市供水污染是引起霍乱爆发的主要原因。他考察了汉堡及与其毗邻的阿尔托纳市的供水情况，发现尽管这两个城市的生活用水都来自易北河，但它们的供水方式不同。汉堡将受到污染的易北河河水直接接入城市中央供水系统，不加处理即输入居民家中饮用。但阿尔托纳城市供水设施中有一套过滤系统，即在城市供水主管道中安装有由有机物、碎屑和微生物组成的过滤层，能够阻挡水中所携带的大量微生物，因此阿尔托纳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40] 第二，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对疫情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公共卫生专家调查显示，霍乱在潮湿环境中更容易传播。由于易北河、阿尔斯特河与比勒河在汉堡市内交汇，在这次疫情中这些河流沿岸环境较为潮湿的居民区，每千人中有29.33人染上霍乱，死亡16.17例；[41][42]在离河较远的干燥居民区，每千人中确诊21.65例，死亡10.84例。[43]在汉堡的各个区也存在同样现象。据有关数据显示，在伯格费尔德区的潮湿环境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为31.39例，死亡17.53例；干燥环境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为25.55例，死亡13.22例。在汉姆区的潮湿环境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为39.38例，死亡25.24例；环境较为干燥的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为18.06例，9.15例死亡。在霍恩区的潮湿环境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为11.14例，死亡7.16例；干燥环境居民区，每千人中霍乱患者10.36例，死亡5.96例。[44]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居住在潮湿环境的居民不仅感染霍乱的概率较大，而且死亡病例也更多。 第三，恶劣的卫生状况也是导致霍乱大面积传播的重要原因。汉堡东南部的威德尔区、比尔沃德区以及新城南部是贫民居住区，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最低，人口密度大。据统计，1891年比尔沃德区的居民平均收入为270.9马克，[4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2500人。[46]该地区贫民居住区卫生状况十分恶劣，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冯·佩滕·科弗教授在对该地区贫民窟考察时曾指出：“我在汉堡所看到的关于饮食和住宅的情况是无法形容的。”[47]科赫教授对比尔沃德区贫民的居住环境也曾评论道：“先生们，我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在欧洲。”[48]比尔沃德区贫民区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其在这次霍乱疫情中遭到重创。据统计，该地区每千人平均确诊40.13例，死亡24.16例，[49]这也使得比尔沃德区成为汉堡市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外，汉堡市政府在霍乱疫情前期处置不力，普通民众的配合不积极等因素也是疫情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霍乱大流行显示出的巨大破坏力使汉堡笼罩在恐怖之中。霍乱等疾病的流行进一步凸显了德国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与市政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尤其是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以及卫生管理机构的缺失致使大城市卫生状况严重恶化。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把城市“污名化”，将城市看作“社会秩序混乱”“环境脏乱差”的代名词，认为城市所带来的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公众的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是城市人口死亡率飙升的主要原因。 结核病不仅是德国城市中仅次于霍乱的传染疾病，也是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疾病。结核病一般在城市贫困人口中高发，它常常与体弱无力、积劳成疾以及生活与工作环境通风条件差等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住房拥挤的城市贫困人口和采矿工人是结核病的易感人群。尽管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结核病的致死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仍然十分惊人。据统计，1877—1889年间，德国城市居民每千名患者中大约有342.7人死于结核病，在各类疾病中致死率最高；1890—1900年间下降为252.5人；1900—1913年间则为191.7人。[50]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城市建立了大批肺结核预防与治疗机构，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结核病依然是城市的高发病。到1905年，柏林及其郊区共建有14家治疗肺结核疾病的医院，[51]其中夏洛滕堡拥有1家专门为女性患者服务的结核医院。此外，柏林、慕尼黑、汉堡、不来梅、科隆、亚琛等城市还为肺结核患者建立了300多家专门疗养院，拥有27 000余个床位。[52] 较高的城市人口死亡率一直是公共卫生危机中难以应对的一个问题。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死亡率的变化。1830—1890年间德国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在27.4‰～25.7‰之间徘徊，直到1910年这一比例才降至16.2‰。[53]德国城市人口死亡率与全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基本一致。1849—1900年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农村。为了更好地展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医疗史专家约格·福格勒用城市人口超额死亡率这一指标衡量二者的变化趋势。[54]据相关数据显示，1849—1900年间，普鲁士城市人口死亡率与农村人口死亡率的差值皆大于零，说明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死亡率一直高于农村。其中1849—1871年间德国城市人口超额死亡率从5‰升至10‰，而1871—1900年间德国城市人口超额死亡率从10‰下降到0。[55] 此外，这一时期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也高于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不仅是城市人口健康的重要指标，而且通常被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最敏感的指标之一。因此分析研究城市婴儿死亡率的变化情况更能够清楚地展示出城市卫生环境对人口的影响。 城市人口是易受疾病感染与环境卫生影响的高风险群体，新生儿尤为如此。19世纪中期以来的高速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条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疾病也加速传播，对新生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876—1880年间，普鲁士城市婚生婴儿每千名死亡数为211人，农村为183人；同期城市每千名非婚生婴儿死亡数为403人，农村为312人；1896—1900年间，城市婚生婴儿每千名死亡数为195人，农村为185人；同期城市非婚生婴儿每千名死亡数为374人，农村为336人。[56]直到1905年，农村婴儿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城市。该年份城市婚生婴儿每千名死亡数为185人，农村为188人；城市非婚生婴儿每千名死亡数为339人，农村为350人。[57]以上数据也可以印证出，城市婴儿死亡率的变化与城市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总体趋势基本一致。 德国城市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应归于消化系统疾病与呼吸系统疾病。从1877年普鲁士城市居民死亡原因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市人口每千名患者中大约有294人死于肠胃疾病，死亡人数几乎占患病人数的30%。位居第二的是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结核等)，每千名患者中死亡人数达218人。第三位是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麻疹、猩红热、百日咳和白喉等)，每千名患者中有109人死于这些疾病。[58]引发肠胃疾病、呼吸道疾病与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正是住房拥挤潮湿、饮用水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不当等城市公共卫生问题。 其次，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也是造成这一时期城市人口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1876年，德国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仅有13 728名，居民数量与医生数量的比例高达3125∶1；到1896年这一比例降至2222∶1。[59]医生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分布极为不均衡。1876年德国城市共有医生7956名，其中10万人以上各大城市医生总数为1784名，5万～10万人的各城市医生总数为664名，0.5万～1万人的全部小城市医生总数为2307名，人口低于5000人的全部城镇医生总数为3201名。[60]德国医生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现象也表现得非常突出。1899年柏林每万人拥有12.7名医生，西普鲁士为3.1名，整个国家每万人平均拥有医生4.8名。[61] 城市医疗设施严重不足也是当时突出的问题。医院床位数是衡量公共卫生设施的重要指标之一。1877年，德国有2357家医院，每万人中可供使用床位数为24.6，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就医需求。[62]1895年，柏林每万人的床位数为45.8，科隆为63.4，布雷斯劳为42.8。[63]受医疗资源匮乏的制约，城市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效果大打折扣，在处理危重病人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是这一时期城市公共卫生最为棘手的事情。综上所述，城市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正是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直接后果。 结语 在高速工业化的助推下，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新运动，也涉及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市政公共事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变迁。伴随着城市化加速推进，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加重了原有城市的环境承载压力，带来了诸如住房拥挤、供水、排污设施缺失、卫生设施不完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导致了帝国时期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在城市频发，并逐渐演变成为公共卫生危机，主要表现为霍乱、肺结核、麻疹、猩红热、百日咳和白喉等疾病的流行和较高的人口死亡率，从而使得公共卫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从长远来看，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在客观上推动了德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兴起。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构建一直是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1876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了帝国卫生局，主要负责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疾病预防、传染性疾病上报等事宜。帝国卫生局的建立不仅彰显出国家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也是应对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公共卫生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构建也提上议事日程。1899年，德国政府要求5000人以上的城市必须建立城市卫生委员会，负责公共卫生相关事宜，对传染性疾病展开流行病调查。除此之外，1900年柏林市首次在城市议会中设立卫生议员，负责处理城市环境卫生治理与疾病预防。1905年，德国进一步完善了传染病强制上报的制度，授权城市卫生委员会对霍乱、天花、百日咳、结核病等疾病感染和死亡情况进行统计上报。这些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构建对于缓解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德国城市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以下有益的启示：第一，在高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应协调发展，齐头并进。当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于人口增长时，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承载压力过重，从而引发诸如公共卫生危机、交通拥堵等方面的城市病。因此，城市当局应当对居民的住房、公共卫生设施、卫生管理机构以及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等进行系统改造和改进，才能有效防范城市公共卫生危机。第二，应该通过中央与各邦国政府颁布相关法律，建立适合现代城市生活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以有效防范城市病。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险法》，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仅适应了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也在疾病、工伤、养老等方面极大地解除了市民的后顾之忧。1901年巴伐利亚政府率先建立了城市住房检查制度，以期改善城市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到1914年，德国城市已经初步在环境卫生、社会保险、住房等领域构建起完善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 注释： [1]国内学者对德国城市公共危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市政设施的构建》，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2－24页；徐继承：《19世纪德国医生的职业化发展初探——以普鲁士为个案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邢来顺：《回归乡土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Hans J．Teuteberg, Clemens Wischermann,Wohnalltag in Deutschland 1850－1914.BilderDatenDokumente,Münster: F．Coppenrath Verlag,1985；U.Frevsrt，Krankheitalspolitisches Problem，1770－1880：Soziale Unterschichten inPreussen zwischen Medizinischen Polizei und StaatlicherSozialversicherung，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Verlag,1984; R．Neuhaus, Arbeitskämpfe，Ärztestreiks，Sozialreformer：Sozialpolitische Konfliktregelung1900－1914, Berlin: Dunckerund Humblot Verlag，1986；William Harbutt Dawson, 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14; Jörg Vögele，“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Mortality Change in Imperial Germany，”Health & Place, Vol.6, No.1 (March 2000)等。 [2] Walther G．Hoffmann, DasWachstumderdeutschenWirtschaftseitderMittedes 19.Jahrhundert,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65, S．205. [3]JohannesMüller,DeutscheBevölkerungsstatistik：Ein Grundriss fürStudium und Praxis, Jena：FischerVerlag,1926,S．17. [4]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369页。 [5]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Materialien zur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München：VerlagC．H.beck，1975, S．52. [6]E.Hirsehberg (Hrsg.),Statistisches Jahrbuch Stadt Berlin, Berlin:VerlagvonP. Stankiewicz’ Buchdruckerei, 1913, S．73. [7]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52. [8]StephenBroadberryandKevinHO’Rourk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2,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10, p．115. [9]A．F.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Statistics, 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 1965, p．144. [10]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52. [11]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45. [12]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45. [13]Silbergleit(Hrsg.), Preussen Städt.Denkschrift zum 100 Jährigen Jubiläum derStädteordnung vom 19.November 1808, Berlin：C. Heymann，1908, S．141－168. [14]J．C.Russell, J．MolsundA．Armengaud,BevölkerungsgeschischteEuropas：mittelalter bisNeuzeit, München: PiperVerlag, 1971, S．148. [15]E．Hirsehberg (Hrsg.), Statistisches Jahrbuch Stadt Berlin, S．77. [16]笔者通过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参见JürgenReulecke(Hrsg.), Die deutsche Stadt im Industriezeitalter Beiträge zurmodernen Stadtgeschichte, Wuppertal:PeterHammerVerlag, 1978, S．75. [17]StephenBroadberryandKevinHO'Rourk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2,1870 to the Present, p．114. [18]WaltherG．Hoffmann,DasWachstum der deutschenWirtschaftseitder Mitte des 19.Jahrhundert, S．178. [19]HansJ．Teuteberg,ClemensWischermann, Wohnalltagin Deutschland 1850－1914.BilderDatenDokumente,Münster: F．CoppenrathVerlag,1985,S．166. [20]M．Neefe (Hrsg.),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utscher Städte，Berslau:VerlagvonWilh.Gottl.Korn, 1890, S．73. [21] [美]丹尼尔·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22]WilliamHarbuttDawson,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p．163. [23]笔者依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参见H.Bleicher(Hrsg.),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utscher Städte, Breslau：VerlagVonWilh.Gottl.Korn., 1908, S．35－41. [24]HugoPreuss,DieEntwickelung des deutschen Stadtewesens, Leipzig：VerlagvonB．G.teubner，1906, S．81. [25]WilliamHarbuttDawson,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p．164. [26]MarcusGitermann,“PublicMeasuresforRemedying:theHousingShortageinGermany，” Annals of Public andCooperative Economics, Vol.1, No.1(March1925), p．11. [27]HakanForsell,Property,Tenancy and Urban Growth in Stockholm and Berlin 1860－1920,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165. [28]MarcusGitermann,“PublicMeasuresforRemedying:theHousingShortageinGermany，” p．11. [29]MichealHarloe,ThePeople's Home？：Social Rented Housingin Europe & America, Cambridge:Blackwell, 1995, p．54. [30]Vögele,Jörg，“UrbanInfantMortalityinImperialGerman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Vol.7, No.3(Sep.1994),p．415. [31]笔者依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参见Silbergleit(hrsg.), Preussen Städt.denkschrift zum 100 Jährigen Jubiläum derStädteordnung vom 19.November 1808, Berlin: C．Heymann，1908, S．348－356. [32]MarionW．Gray, “UrbanSewageandGreenMeadows: Berlin'sExpansiontotheSouth 1870－1920，”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47, No.2 (June 2014), p．281. [33]MarionW．Gray, “UrbanSewageandGreenMeadows: Berlin'sExpansiontotheSouth 1870－1920，”p.279. [34]HermannSchwabe(Hrsg.), Berliner Städtisches Jahrbuch für Volkswirthschaft undStatistik, Berlin: LeonhardSimon, 1874,S．86－87. [35]Dr.Reincke，“TheEpidemiologyofEntericFeverandTheCholerainHamburg，” Lancet, Vol.163, Issue 4208(April 1904), p．1110. [36]Dr.Reincke，“TheEpidemiologyofEntericFeverandTheCholerainHamburg，” p．1110. [37]WilliamHarbuttDawson,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p．197. [38] “TheCholeraEpidemicinGermanyDuringtheWinterof1892－1893，” The Lancet，Vol.142, Issue 3657(1893), p．828. [39]Dr.Reincke，“TheEpidemiologyofEntericFeverandTheCholerainHamburg，” p．1110. [40]R．Thorne，“CholeraCausationandPreventionatHomeandatHamburg, ”The Lancet，Vol.142, Issue 3644(1893), p．50. [41]Dr. Reincke，“TheEpidemiologyofEntericFeverandTheCholerainHamburg，” p．1110. [42]Dr. Reincke，“TheEpidemiologyofEntericFeverandTheCholerainHamburg，” p．1110. [43]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 PovertyandDisease，” The Lancet，Vol.144, Issue 3697(1894), p．48. [44]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PovertyandDisease，” p．48. [45]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PovertyandDisease，” p．48. [46]RichaedLawtonandRobertLee,Population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an Portcity，1650－1939, Liverpool: LiverpoolUniversityPress, 2002, p．273. [47]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PovertyandDisease，” p．48. [48]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PovertyandDisease，” p．48. [49]F．Reiche, “AVisittoHamburg: TheCholeraEpidemic ，theSlum,PovertyandDisease，”p.49. [50]JörgVögele，“SanitäreReformenundderSterblichkeitsrückgangindeutschenStädten, 1877－1913，”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80.Bd., H．3(1993), S．353. [51]WilliamHarbuttDawson,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p．297. [52]WilliamHarbuttDawson,Municipal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p．298. [53]WolframFischer,JochenKrengelundJutta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1.Materialien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München：VerlagC．H.Beck，1982, S．26－28; GerdHohorst, 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30. [54]城市人口超额死亡率主要指城市人口死亡率与农村人口死亡率的差值，该数值是衡量城市人口死亡率高于农村的重要指标。 [55]JörgVögele,UrbanMortality Change in England and Germany，1870－1913, Liverpool: LiverpoolUniversityPress, 1998, p．38. [56]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32. [57]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32. [58]JörgVögele，“UrbanizationandtheUrbanMortalitychangeinImperialGermany，” p．45. [59]UteFrevert，“ProfessionalMedicineandtheWorkingClassesinImperial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History, Vol.20, No.4(Oct.1985), p．638. [60]HorstMatzerath，Urbanisierung in Preussen 1815－1914, Stuttgart: Kohlhammer，1985, S．343. [61]GerdHohorst,JürgenKockaundGerhard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Band.2, S．150. [62]UteFrevert，“ProfessionalMedicineandtheWorkingClassesinImperialGermany，” p．643. [63]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市政设施的构建》，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1辑，第1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