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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117）。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退化论’与启蒙时期欧洲构建美洲形象及其影响研究”(17ASS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欧洲启蒙运动是全球迈向现代社会的先声，涌现出一大批对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大加挞伐的思想家，诸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休谟、洛克以及康德等人。然而，有些思想或观念虽在当时针砭时弊，流传甚广，但终究在历史长河的大浪中淘尽当年风光，留下的只是这些学者所生活的时代记录和收藏在图书馆的著述。这样的学者应该很多，生前名噪一时，去世之后很快就黯然无光，乃至最终被世人所遗忘。纪尧姆—托马·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可算作这样一位学者。对研究欧洲启蒙运动的当代学者来说，这个名字未必十分熟悉，中国学者恐怕更无几人知道雷纳尔，对其思想的研究自然是付之阙如。①其实，雷纳尔在启蒙运动中并非默默无闻，他的著述在18世纪后期的欧美社会影响十分广泛。美国学者萨蒙认为，雷纳尔的著述“使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与孟德斯鸠、伏尔泰或卢梭等齐名的人物”。②在启蒙运动中，雷纳尔不是一种思想流派的领袖，但显然也不是名不见经传之人。要是时光倒回18世纪后期的欧洲社会，雷纳尔足可与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比肩。 在启蒙运动时代，学科分类不是非常细化，学科边界更不是泾渭分明，很难把一位学者归于某一专门学科，哲学家大概是对那些有思想之人的统称。雷纳尔为多产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从他出版的著述看，雷纳尔与其说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倒不如说是历史学家。他涉足研究之后撰写的书多与历史有关，如描述荷兰人抵制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荷兰总督史》以及《英格兰议会史》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弘扬“理性”与“文明”，这是迈向现代世界的桥梁，但使之得以彰显，须有“非理性”与“野蛮”作为衬托，大洋彼岸的新大陆成为凸显欧洲“理性时代”的一面镜子。历史学家波科克谈及阅读雷纳尔著述的体会时说，“新大陆当然是现代欧洲早期经历之名副其实的他者”。③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多数学者眼中，美洲处处表现出与欧洲的不同，这是他们对美洲非常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的著述尽管不专门研究美洲，但很少有不涉及这片“未开化”的大陆，美洲多是作为一个映衬欧洲文明博大精深的负面“他者”形象出现。雷纳尔无疑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不过思想比较激进，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痛恨不已，他同样想借美洲这个“他者”形象来谴责专制体制带给新大陆的“邪恶”，以此激发欧洲民众对这种阻碍社会进步之制度的不满情绪。当然，雷纳尔同样具有时代局限性，他无法摆脱欧“优”美“劣”的思维定式，接受了启蒙运动时期风行一时的“美洲退化论”，发挥了这种不符合美洲实际状况的说教，试图在他主持的多卷本著述《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以下简称《哲学与政治史》)中构建处于自然状态下美洲全面退化的宏大体系。雷纳尔可谓抓住了欧洲人感兴趣的热点，把他的现实关怀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成为当时欧洲研究美洲的权威之一。不可否认，雷纳尔的这部书对欧洲人了解十分陌生的美洲贡献良多，无疑满足了他们对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大陆的猎奇心理，但很大程度上又起到“误导”作用。雷纳尔关于美洲退化的论述是其美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布丰等人相关思想的继承，又有他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雷纳尔的美洲退化思想在欧洲知识界比较有代表性，大大促进了欧洲人对大洋彼岸世界的想象。本文通过对雷纳尔相关思想的考察，以期了解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对美洲“他者”形象的构建及其产生的影响。 一、雷纳尔美洲“退化”思想的来源 从哥伦布远航到美洲大陆开始，欧洲大国逐渐把美洲殖民化，一批批各行各业的欧洲人作为殖民者来到新大陆，定居于此，开疆拓土，繁衍后代。他们适应了美洲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其后代尽管在体质上还残留着欧洲祖先的血统，但离大洋彼岸的母国却越来越远，成为地道的欧裔美洲人。早期征服者和殖民者对新大陆自然环境描述的浪漫话语在“欧洲中心主义”情绪的迅速攀升中早已飘然而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美洲的贬抑或批评，只有美洲的“低劣”才能凸显欧洲的“优越”。欧洲是现代的和文明的，欧洲之外的地区必然是落后的和野蛮的，“现代性”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④这种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美洲，不仅使后者在“文明”程度上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而且在自然环境上表现出固有的“低劣”，成为欧洲人解释美洲土著社会处于野蛮状态的根源。到了启蒙运动时代，欧洲中心主义更为突出，美洲自然成为被贬低的对象。对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的自然秉性与旧世界肯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将这些区别无限放大，演绎为“恶劣”或“缺陷”，说到底还是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文明优越心态。雷纳尔在谈及美洲自然环境时同样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进入18世纪之后，跨洋交通有了很大改善，欧洲人越洋到美洲观光和考察相对容易一些，一些人撰写的关于美洲自然概况的文字记录，促使自然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欧洲学术界在自然史研究上引人注目，对美洲未知自然世界了解的增多促使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思考。雷纳尔在其著述中谈道：“新大陆的发现足以为我们提供了求知的对象。一望无际的大陆完全未被耕种，人之天性降低到纯粹的动物状态，没有收获的田野，没有业主的宝藏，没有警察的社会，没有礼仪的人们，这些对洛克、布丰或孟德斯鸠来说是多么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富有启迪之壮观场景!”⑤18世纪是自然史开始获得学术界青睐的时代，诸如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在自然史研究中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在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法国学者布丰爵士撰写的30余卷《自然史》。雷纳尔肯定仔细阅读过布丰的这部皇皇巨著，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观察深受布丰的影响。布丰为纯粹致力于学问的博物学家，其自然史研究很少夹杂政治因素，而雷纳尔却有所不同，他对美洲的论述有着浓厚的现实政治关怀，书中展现出的殖民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邪恶很难为当权者所容。不过，在涉及美洲自然环境及其对动植物的影响上，雷纳尔几乎全盘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命题，成为这个命题的“一个著名提倡者”。⑥ 布丰与雷纳尔皆为启蒙时期研究美洲的专家，雷纳尔涉猎美洲范围比布丰更为广泛，除了美洲本身的自然环境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之外，差不多囊括了欧洲大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各个方面。从阅读《哲学与政治史》得知，雷纳尔所使用的资料应该比较丰富。非常遗憾，书中少有引文，从未注出资料来源，读者只能靠阅读此书进行推测。美国学者李·艾伦·杜格特金认为，雷纳尔及其研究团队“从许多来源获取资料，其中包括旅行家的描述、政府文件和统计数字、殖民地行政官员、来自丹麦、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外国顾问、布丰的《自然史》、德波的著作以及美利坚哲学学会的出版物等”。⑦到雷纳尔撰写此书时，关于美洲自然和人文状况的报告、观光者的描述、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以及报刊文章等虽不是汗牛充栋，但绝然不是寥寥无几，雷纳尔是否穷极资料，不得而知，但他肯定仔细翻阅了其中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报告与书籍。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格登对雷纳尔评价很高，认为他从前人留下的大量书籍中探求美洲，并进行资料甄别。⑧帕格登对雷纳尔的评价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但却表明雷纳尔广泛阅读了关于美洲的书籍。 雷纳尔本人对书中参考资料的可信度显得十分自信，他曾经写道：“我一直质问生者和死者。我权衡他们论述的可靠性。我对比了他们的证据。我厘清了他们提供的事实。”⑨美国学者布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格拉由此推断，雷纳尔不是简单地照搬前人之说法，而是甄别之后再加以利用。⑩其实，当《哲学与政治史》1770年出版之后，因为书中没有引文，很多学者还是质疑雷纳尔所使用的资料。这里并不否认雷纳尔撰写此书时阅读广泛，大概对材料也做过甄别，但何为“真实”，何为“虚假”，雷纳尔并没有衡量标准。雷纳尔本人没有到过大洋彼岸的新大陆，特别是在论述美洲的自然环境时，这是最大的“软肋”。雷纳尔本人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美洲的退化乃是他们那一代精英人士所希冀的。从这个角度讲，雷纳尔在甄别资料时，很大程度上难免“以假乱真”或者“以假充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