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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与实践 乾嘉目录学的另一重要特征，体现在它的功用上，即读书治学之门径。前面所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之一就是指导读书治学，从“即类明学，由流溯源；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讲解了如何读书治学。 关于读书治学，乾嘉学者还从编订目录“索引”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含读书治学门径理论一道，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阐释。 (一)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 乾嘉时期，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功用进行总结者不少。如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就《明史·艺文志》谈建议时指出，《明史·艺文志》必须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为嫌，这样才能向读者明示古今四部存亡状况，引领读书治学。即以本代的书而言，也应略述大意，详作者爵里，记作者行事，“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遗误”，才能“以资后人之讥弹，则庶几乎其可矣”[6]，即指导问学读书。虽然是就《明史·艺文志》而言，但究其本则是在谈书目著录如何才能很好发挥读书治学门径的功用。再如，金榜指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7]162。在诸目录著作中，金榜之所以更看重《汉书·艺文志》，是因为该书著录的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书籍，是问学先秦学术的门径。而先秦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于此正能揭示中华学术之本的特质。故而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无以读天下书，正是强调读书治学需从目录学入手。 与上述二人从理论上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特征进行抽象总结不同，章学诚、王鸣盛则从更为具体的层面论述了目录学是如何指导读书治学的。兹举其要，概述如下。 首先，以“索引”的形式指导读书问学。有关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功用方面，章学诚是率先谈及目录索引编制者。当然，“索引”这个词是外来词，20世纪20年代才从西方引入。不过，章学诚其实已谈到只是未命其名而已。为方便行文，这里暂且提前使用这个词语。 关于“索引”的编制，章学诚指出在编书之前就要做这个工作，“先作长编，取其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排，详注一书原委于其韵下”[1]《校雠通义》97，并指出编纂索引在避免编书重复方便校勘的同时，也是为检寻天下藏书提供查寻门径。至于如何编制有关这方面的索引，章学诚有详细的说明。他说：“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1]《校雠通义》98于此，章学诚自己编书时就有实践，如他为自己的《历代纪年经纬考》就编了《历代纪元韵览》，其意就在达到反复互求而举无遗漏的效果。此外，学者不可避免受时代影响，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汉宋兼采的章学诚，虽然对乾嘉汉学多有批评，但其治学仍受到考据学的影响，如他在如何编制索引时强调的“反复互求”“参互错综”、注重稽考名目等，都是乾嘉考据学方法的运用。 其次，从目录学全局着眼，并与版本、校雠等理论相需为用。王鸣盛谈目录学，不再只就目录学某一分支来论说，而是从全局出发，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编》中。 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有某氏者，藏书最称奥博，自夸其家藏宋刻开元本《史记》，升《老子》于列传首，居伯夷上，又自夸集诸宋版《史记》共成一书，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长短咸备，因李沂公取桐丝精者杂缀为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戏名此为‘百衲《史记》’，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开元本分卷若干，其为仍裴驷之旧乎，抑已改之乎，某之学不足以知此，竞未尝讨论及之。如某之搜奇访秘，多见多闻，较简陋者诚不可同日语，惜其未有学识，枉见如许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发明开益后人。如某但云能藏书，未敢许为能校书、能读书也。或问予曰：‘读书但当求其意理，卷帙离合有何关系，而子龂龂若此？’予笑而不能答。”[7]《史记》1王鸣盛所言，一是指出了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之功用，要领悟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必须苦学精究，良师指引；二是批评了晁公武至焦循都没有得到目录学要旨。此外，从他所举例子看，虽然他就目录学全局谈目录学，但他和乾嘉诸目录学家一样，其实并不系统，只是零星谈及，而且他的目录学依然是与校雠学版本学联系在一起的，对目录学家如刘向以来诸人的评价也不尽公允。如认为刘向为西汉俗儒，认为陈振孙为宋南渡后微末小儒，认为从晁公武到焦循都学识不高，朱彝尊学识也不怎么样。于此，陈垣曾有一段评价，可为参考。陈垣说：“王西庄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皆见其所著《峨术篇》及《十七史商榷》。盖其天性如此，又乏修养，自以为是，而不知人之窃笑也。”[7]《附录·评论》962在对前人评价上王鸣盛确实背离了他自言学问深厚的人必然谦退的逻辑。 不过，王鸣盛的好骂人，并无损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的学问确如其所言：“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8]可见相当自负。自负的人难免轻狂，加以他颇贪鄙，也就有了他对前人的不敬，以及后人对他的批评。 当然，王鸣盛口中的目录学，并非他首创。首创“目录学”一词的是北宋苏象先，王鸣盛仅是再次提出此概念。王鸣盛再次提出此概念，是目录学发展到乾嘉时期需要理论总结大势的必然要求与结果。当然，苏象先、王鸣盛二者虽都谈目录学，但苏象先仅谈个人目录检寻的功底，王鸣盛则言及目录学功用，以及如何进入目录学领域，相较而言无疑王鸣盛更进了一步。 (二)读书治学门径理论的实践 乾嘉学者不唯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进行理论总结，也自觉将此理论运用在实践中。例如，王鸣盛评述《资治通鉴》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7]《缀言》932，但“与十七史不可偏废”[7]《缀言》933；指出《通鉴纪事本末》为阅读《资治通鉴》的门户[7]《缀言》942；赞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7]《缀言》937；并评判《史通》《历代纪元考》《纪元汇考》《补历代史表》等，指出“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且稗史最难看，必学精识卓，方能裁择参订，否则淆讹汩乱，虽多亦奚以为”[7]《后汉书》275。王鸣盛以上所论，都在讲如何读书治学，是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的实践。李慈铭因此称《十七史商榷》为“读史者之津梁”[9]。在《蛾术编》中，王鸣盛也实践了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的理论。他看重艺文志读书治学门径功能，所以第一门所录书籍全依艺文志所载，以明学术分合传承[7]《汉书》161。而《蛾术编》各书提要，则详叙著者卷数、学术版刻源流、价值高低、书籍真伪等，彰显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及读书治学门径的功能。此外，从南齐时陆澄论《易》所道“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于寥寥数语中一目了然《易》学之发展，他发出的是对“目录之学精绝”[7]《南史合宋齐梁陈书》498的评语，也可见他对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书治学门径功能的高度重视，以致为他人并没有出现目录学之词却与目录学之道相通的几句话也不惜花费笔墨盛赞。而他所说的读书要有师法，无师不能读；所看重的学问应由师傅引导入门，方得学问之良轨及获事半功倍之效，与读书需明目录学也是一脉相通，异曲同工。 除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指导读书治学之中，他们还将其用于教导子弟读书入门。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合理的目录作为引导，初学者恐怕难以入手。很多私人藏书家为了子弟易于读书问学，往往编制目录。如孙星衍将家藏书籍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十二大类，进行编目，成《孙氏祠堂书目内外编》七卷，略述目录学源流，即意在于施教于家塾。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专门目录著述中尤体现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特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同时也是此特征的一次无与伦比的实践。《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它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指引并实践读书治学门径方面，为清代目录编撰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效地为后来者指引了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以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门径，也可看到目录学家通过目录编撰引领读书治学的良苦用心，阅读它，无疑可以一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学问门径诸生良师[10]。确如其言，近代以来不少大学问家都是从中汲取养分，奠定深厚学问功力的，陈垣、余嘉锡就是其中尤为典型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探讨乾嘉目录学的特征时，主流学术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四库全书总目》正是这种影响最集中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