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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籍编藏中的目录学理论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与目录学家基本上都是二位一体的，藏书家可以说就是目录学家，因此藏书理论也就是目录学理论。故而，图书的典藏特色，也是我们探讨目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清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就何为公藏做出论述，并认为藏书与读书、藏书与目录学一体，同时对编藏作出了理论总结。兹论述如下。 (一)公藏天下之书 乾嘉时期的藏书家一再强调藏之一地一时都不足取，无法久存，提倡传借流通，号召公藏。为此，周永年继明代曹学佺再倡儒藏说，主张仿照佛教、道教贮藏经典的办法，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藏在学宫、学院、名山、古庙等妥善的地方，供学者使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坏。桂馥谈到周永年时说：“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藉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11]四库开馆即与清初以来讨论如何藏书密切相关。这更令学者关注藏书理论，而且大多有公之天下之心。如章学诚追溯藏书之始至孔子，指出藏书的方法古已有之，司马迁所语藏书于名山，即是书籍自古就有收藏理论的明证。因此，章学诚也认为道藏佛藏可以永久保藏本教书籍，因此也建议仿效道佛二家藏书的方法藏世俗的书，并以道佛二家所藏的书补国家书库所没有搜集到的书籍[1]《校雠通义》99。 在乾嘉学者看来，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享。图书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是公藏公有，开后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就公藏或私藏，顾广圻的看法是，无论公藏或私藏，只要有公心，就是公藏。这是当时公私藏书兴盛，提倡公之于世共享的表现。“藏书也者，或公其书于天下，或私其书于一己。出彼入此，唯其心之所为而已矣。公书于天下者，无所为而为之，惧往迹之微绝也，闵承习之駮舛也，收拾欲坠，护持仅存。夫勘讹可资，起废翳赖，所谓守先以待后焉耳。凡厥所以为心，将不独有益于书，而皆有益于书者也。故曰：‘不可不传也。’苟反是而私书于一己，鄙者规为利，夸者规为名，各就所主而极其弊。凡厥所以用心，皆不至有损于书不止，而尚焉用传为？”[12] (二)藏书读书治学与目录版本之学一体 乾嘉学者讲求编藏，并都注重版本目录。在他们看来，藏书治学不习目录版本，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13]。他们把藏书群体分为鉴赏家、考订家等类，即“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善其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14]。他们的目录学也就是版本目录学，以版刻授受源流的记述考订、以纠谬正讹的校雠等为内容。 在藏书家类型上，他们还认为有能藏者不能读者，能藏能读却不能写者，罕有能藏能读能写三者俱全的藏书家，但藏书确应以读与写为目的。严可均总结自己藏书得失道，“余家贫，不能多聚书。顾自周秦汉，以逮北宋，苟为撰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来，南游岭海，北出塞垣，遇稀有之本，必请缮写，或肯售，即典衣不吝。今插架仅二万卷，不全不备。以检近代诸家书目，如世善堂、天一阁、万卷楼、世学楼、传是楼、曝书亭及同时同好如鲁孔氏、闽张氏、汉阳叶氏、阳湖孙氏、绩溪方氏，以至石刻之本，异国之本，道释之藏，彼有而余无者多矣；彼无而余有者亦不少也。黄氏丕烈聚书多宋本，余与之交，不敢效之。书非骨董，未得宋本，得校宋本，足供撰述可耳”[15]，正是“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16]《丛书楼书目序》12，藏书读书本一脉相通。 既然藏书读书治学与目录版本学一体，那么藏书必定是需要编写书目的。确然，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几乎都为自己所藏之书编写有书目，流传于世。这就将目录学融入了藏书读书的实践当中。如黄丕烈校《季沧苇藏书目》时所作跋指出：“于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殆尽，而每从它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俾后人有所征信。”[17]《季沧苇藏书目跋》890即藏书需有目，且书目要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不过，黄丕烈所论显然仅停留在甲乙账簿的层面上。同是论如何藏书，相对黄丕烈《季沧苇藏书目》跋所言，全祖望就进了一步。全祖望不但肯定藏书必有目，而且对如何作好书目提出了要求。他说：“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适，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闲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拟，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撦獭祭之用。《丛书楼书目》之出也，必有以之为鸿宝者矣。”[16]《丛书楼书目序》12从他所言，显然可以看出，面对清代藏书盛况，以全祖望为代表的大多学人已经意识到藏书的目的在于读书，所以应公之于世。并且，他们认为既然藏书为读书，那么目录书就应不仅仅停留在账簿层面上，而像《丛书楼书目》这样的优秀书目正可起到示范作用。看来，这个时期，是到需要进行理论总结，以规导编藏，以及目录著述良性发展的时候了。 (三)编藏当有法 乾嘉时期私人藏书家，对编藏理论进行总结，尤为突出者是孙从添。他的《藏书记要》是总结自清初以来《绛云楼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编藏方法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藏书记要》在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方面就书籍编藏进行了总结。 关于购求。孙从添提出了知有某书却无力而购、有力而非所好、知道所好书去向却计较价值而坐失购书良机、旧家书慵皆无所欲得书、知近求不知远购、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不能购得善本六难说，并指出正是这六难使藏书者少。同时，就为何购买或访求到善本书为美事做出了说明。他认为一是因为书籍是天下至宝，人生中至宝；二是得善本书有品评鉴赏的乐趣，且有购求阅读收藏的乐趣。“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之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至于罗列已多，收藏既富，牙签锦轴，鳞比星章，不待外求而珍宝悉备，以此为乐，胜于南面百城多矣”[18]2。 关于鉴别。孙从添提出藏书不知鉴别，如瞎子辨色，聋子听音，他们的心未尝不好，但才力不足以帮助他们，徒为有识者所笑，很是无谓[18]3。指出鉴别要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并向各家目录及序跋求证，到处访求辨别真伪。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取精华弃糟粕。鉴别必须看版本识古今知新旧，并就经史子集历朝历代各种版本优劣做出了详细说明。 关于抄录。孙从添认为抄本贵于刻本。就如何辨别抄本真伪，以及各家抄本特色一一说明，并就什么是好抄本以及各类书籍该如何抄写为佳作了说明。 关于校雠。孙从添指出非博学好古，勤于看书而又安闲者，不能动笔校雠书籍。校雠以尽量不改为上。对于如何校雠各时代及各类版本，也详细地加以说明。 关于装订。孙从添指出装订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为第一[18]12。并做了具体说明。 关于编目。孙从添认为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不能为之。为使编目“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他针对古今载籍、版刻、公藏私藏提出了四编法，即：“一编大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析，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写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版、元版、明版、时刻、宋元抄、旧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有套无套，一种门类写完后，存白页，以备增写新得之书，编成一部，末后记书若干部，共若干册总数于后，以便查阅有无将来即为流传之本。其分年代不能全定，因得书先后不一，就其现在而录之可也。释道二氏之经典语录附于后，写清装成藏于家。二编宋元刻本抄本目录，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图章姓名，有缺无缺，不借本，印宋抄本，有版无版，校过者书某人校本，或底本临本，录成一册，虽目录亦不可轻放，恐人借观遗失，非常行书籍皆有之至宝，收藏者慎之宝之。三编分类书柜目录一部，以便检查而易取阅。……四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之书，在外装订之书，抄补批阅之书，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藏者，即归入柜，增上前行各款书目内可也。”[18]15-17显然十分注重编目的实用性。 关于收藏。孙从添认为，收藏不独安置得法，全要时常检点开看，才算妙。并就书柜、锁、钥匙、藏于何处为佳、藏书楼及其管理，以及如何防蛀防蠹防火，书架安置等作了说明，强调素朴清雅的收藏风格。 关于曝书。孙从添认为，曝书应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并就晒书用具以及如何晒书作了说明。 有学者总结《藏书记要》成就为：“是清前期私家藏书目录发展的产物和发展水平的检阅。……反映的是以钱谦益、钱曾、毛晋、毛扆、季振宜、黄丕烈为代表的常熟藏书家一派的藏书和目录学思想观点，图书版本重于图书内容，版本形式重于版本内容，鉴赏收藏重于读书考订。”[19]46-47它在对编目者的素质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目录制度、建立详备的书目著录项、概括总结与书目著录直接相关的版本鉴定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编目有直接指导意义[19]46。 与私家藏书相比，官方在收书、典藏方面有一套更为系统成熟的理论方法。以四库修书为例。四库修书之前，先由皇帝颁发谕旨，拟定征书章程，制定进书献书的奖励办法，设置专门的征书办公地点。参与修书的四库馆臣对所征之书的来源一一作出标注，并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对于全书抄成后底本的处理也作了规定。在典藏方面，《四库全书》对书籍的版式、装帧、收藏、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如以代表春夏秋冬的绿、红、蓝、灰四色，代表经史子集四部书籍；采用楠木书套加以保存，每一匣衬以夹板，束之绸带，防虫防潮；仿天一阁体式建制七阁藏书楼；在设官管理方面北四阁与南三阁都有严格规定。仅文渊阁《四库全书》就设立了领阁事、直阁事、校理等官，而且兼衔的官员级别都很高，管理体系也非常严密。此外，还具体规定了如遇各衔缺员应如何补授、管钥启闭之设官管理、日常职掌，以及曝书等事，从而使图书收藏和使用的诸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藏书理论与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书籍典藏仍具有重要启示。 总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乾嘉目录学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乾嘉目录学在范围和深度上较前代皆有所突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涌现出了大量的专门名家。他们把考据学的方法直接运用于目录之中，以此指导读书问学，他们在藏书编目的实践中又深化了目录学的内涵。当然，乾嘉目录学的特质不止于此，我们仅就上述三个方面概而论之。至于其他特质，可于诸目录学家著述中可见，兹不一一述之。 原文参考文献： [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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