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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祖国观 无论是从历史的发展还是现实的实情来看，多民族构成是国家的常态，虽然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诸多的挑战，甚至还有不少的民族强烈诉求一族一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多民族构成这一常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建立在这种多民族架构之上。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发展的结果，就今天而言是56个民族的总称，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必然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共同体。56个民族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5个民族人口相对来说都比较少，在全国总人口数中占比不足10％。华夏大地之上所生活着的56个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在同一个祖国中共享着同一片蓝天，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目前正行进在共同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新时代道路之上。 世界上的大国也都是由多个民族构成，完全由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国家是相当少的。美国白人族裔占人口的80％左右，其他族裔人口总量也不在少数，其中黑人约占12.1％，拉美移民约占9％，亚裔人口占总人口的2.9％，另外还有0.8％左右印第安人。俄罗斯境内共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82.95％，其少数民族有鞑靼、乌克兰、楚瓦什、巴什基尔、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日耳曼、乌德穆尔特、亚美尼亚、阿瓦尔、马里、哈萨克、奥塞梯、布里亚特、雅库特、卡巴尔达等。英国境内主要的民族是英格兰人，其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除了主体法兰西民族外，边境地区还有阿尔萨斯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佛拉芒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大约占了总人口的7.9％。德国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主，还有少量法国血统居民、斯拉夫族裔（即索布族），以及犹太民族。意大利以古罗马拉丁民族为主体民族，同时还包括由伊特鲁里亚人、拉丁人、伦巴第人、哥特人等少数民族。澳大利亚的民族构成中，70％是英国及爱尔兰后裔，18％为欧洲其他国家后裔，其中包括6％的亚裔，2.3％的土著居民即毛利人。阿根廷人口中的95％属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裔，其余包括印第安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高乔人；巴西人口中47.3％左右为白种人，43.1％左右为混血种人，7.6％为黑人，2.1％为亚洲人，其余则为印第安人和其他黄种民族。日本主体民族大和族是由虾夷、通古斯人、弥生族（朝鲜，汉人）、马来族、中南半岛人（苗族）等民族融合而成，其余还有琉球族、阿伊努人等。南非的黑人主要有祖鲁、科萨、斯威士、茨瓦纳、北索托、南索托、聪加、文达、恩德贝莱等9个部族，白人主要为阿非利卡人和英裔白人，有色人主要是混血人种，亚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华人。印度主要民族包括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比哈尔族、泰卢固族、泰米尔族、马拉地族等。在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基于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虽然强调某一民族的主体地位，但基本上都会在宪法层面上对多元民族的现实予以承认和保护。但这些国家大多基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构建主权权威，其所遵循的自由主义理念既能够使得国家之内的成员民族获取平等的宪法权利，但也为成员民族间歧视、仇恨甚至分离的发生提供了足够多的法律空间。不仅如此，当某一成员民族通过民主程序获取国家权力后，也会被其所在民族的情绪所裹挟，或借助国家权力裹挟成员民族的情绪，狭隘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无可避免，主权国家就面临着从内部分崩离析的危险。不少的民族国家在建构现代主权过程中出现返潮，以至于出现严重的一族一国的极端民族诉求，其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与西方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而建构的主权国家不同，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多元中的“一体”取向。这不仅是因为以“多元一体”为根本规定的民族结构和国家结构已是自夏商周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的既定事实，且已深入人心，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自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我们这种民族结构和国家结构遭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各民族人民如果不联合起来共同抗敌，就有亡国灭族之危，这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都不能答应的。对中华民族来说，主权国家的建设既可以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一体”取向自然的历史延续，更可以看作是在此历史时空条件之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更是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被予以定肯、完善和推进的。中国56个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多民族构成既是中国民族悠久历史的特色，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势所在，只要我们能够发挥依据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党和国家的政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多民族构成就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利因素。那种把多民族当作“包袱”，把民族问题当作“麻烦”，把少数民族当作“外人”的思想是错误的，背离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是一家人，大家要相亲相爱，共同团结进步。” 五、“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民族观 中国建构现代主权国家过程中对“一体”取向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多元”的漠视，“多元”是“一体”的前提或内容，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我们要先行予以承认的。较之于作为构成部分的各个成员民族，国家是更具抽象性的存在。就此而论，国家就如同家庭一样，家庭更多是个抽象的存在，而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才是切实的具体存在。通常而言，民族是基于共同的生活而形成的稳定、共同经济生活的共同体，普遍来说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换言之，任何的民族都有基于其特定生活场域而存在的合理性，无论这些民族是华夏大地本土所生的民族，还是历史上从其他地方迁居进来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各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成为中华民族56个成员民族的有机构成。从本土民族的形成历史来看，华夏是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更非种族概念，是以是否遵守礼乐文教作为本族与外族的判准，把尚未接受礼义教化之民称之为“夷、蛮、戎、狄”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原初的华夏族裔不断与周边的民族交流交往融合，逐渐构成今天的融多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 如果我们要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可以概括为源于本土、起于多元、相互吸收、有存有亡、英雄辈出。中华民族的各个构成民族，无论是世居民族还是迁居民族都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深耕细作，其生产生活都已经与这片土地水乳交融。就今日我们建设新中国而言，各个构成民族都已然是源于华夏大地本土的建设力量，在此一点上毋容置疑。各民族就其起源来说除却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之外，的确还存在着种族学意义上的多元性，例如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属于高加索人种，而诸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裔。民族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此也无需讳言，但要明确，我们始终强调民族的文化性而非生物性特质，就中华民族的多元构成民族而言，虽然存在着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的诸多差异，但却有着文化上的相通性，这也是形成“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基础之所在。正是具有文化上的相通性，使得民族交流交往以至于交融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各个构成民族相互之间进行文化吸收，形成越来越多的趋同性和共生性，不仅主体民族的汉族吸收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而呈现出“滚雪球”式发展，例如姓氏中的呼延、尉迟等源自于少数民族，又如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也都是融合了其他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从历史传统来看，在民族相互吸收过程中有的民族延续至今，而有的却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例如匈奴、月氏、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党项、契丹和塞种人等。但无论民族是存留还是消亡，历史上辈出的英雄人物，例如完颜阿骨打、耶律阿保机、李元昊、成吉思汗、忽必烈、松赞干布、努尔哈赤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产。 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并不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一开始就存在，作为家庭成员的多个民族也是相伴而生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众多的民族不断加入融合而最终形成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加入大家庭的方式也不尽一致。在此过程中，特别的是中国古今的疆域变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拿古代的中国疆域来说事，把疆域之外的民族就称之为非中华民族，这是极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念。中国民族疆域的变化总体是由弱到强、由强到弱，国土是由小到大、由大到小，这其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所经历着的萌生、兴盛、屈辱和复兴的种种磨难。先秦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内核，周边四夷列布，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版图。西汉是一个锐意进取开疆扩土的王朝，尤其是设置了西域都护，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同时西汉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将其半数领土划归中国。东汉先后削平王莽以来割据政权，恢复统一，北边匈奴族内部分裂，鲜卑乘机拓展疆土，西击乌孙，东却扶余，尽据匈奴故地。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没有开疆扩土也没有版图收缩。此时北方的鲜卑族崛起并不断融入，这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重新统一了中国，但没有使西域各部重归天朝。唐朝开元时期国土共1240万平方公里，尽管大唐没有直接控制住西藏与云南，却把中亚的大片土地纳入中华疆域。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却没能收复幽云十六国而与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西夏和大理政权与之并存。南宋与金对峙后期的形势图，此间南宋的汉族政权退守江南经营半壁江山，而金政权也无力南进，这些独立的政权都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部分。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广阔的时期，除元朝本土蒙古还建有广布中亚西欧的四大汗国。从元朝始，整个青藏高原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朝前期的形势图与元相比疆域大为收缩，不过明继承了元在东北和青藏高原的版图。清朝前期不断开疆拓土，疆域得到极大的扩展，虽然末期版图和前期相比大为收缩，例如东北库页岛外兴安岭等地及新疆伊梨以西尽失，但清朝末期的版图，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变化，但中华民族的疆域已基本稳定下来。因此，就今天的疆域而论，历史上诸如百越、匈奴、月氏、吐蕃、大理、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在当时的建立的独立政权也是中华民族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历史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加入并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成为今天一国之内的自家兄弟。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国各族联合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是各族逐步加人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使之不断扩大的过程，是各族间经济、文化、政治联系逐步加强使统一多民族国家日益巩固的过程，是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统一、分裂、再统一不断巩固发展的过程，是各族逐步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民族和各族间互相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的过程。”籍此而论，无论是在民族治理的实务中，还是在民族治理的理论中，凡在今天华夏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世居民族还是迁居民族，无论是否曾建立过自己民族独立的政权，无论是相互的关系是和平还是敌对，只要已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都必须为我们所平等相待，因为他们都是迄今为止业已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有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的公平权利。 六、“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文化观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极具差异化、甚至异质性的各个民族相互交流交往，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灿烂的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历经千年而生机依然，历经磨难而新生再兴，“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深刻规定性，这就是“兼收并蓄”，它内在地规定着中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最终形成。中华文化所内含着的这种兼容并蓄使得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也成为中华文明在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过程中的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对此进行了深刻的阐发：“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情感文化这一根本性特征的体现。与西方的理性文化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对习俗礼法权威的批判、质疑和反思之上的文化，强调基于利益得失的计算理性，并以此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建构国家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中国的情感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在情感上的共通性，正是基于情感上的共通性才能最终生成了积家成国、家国同构的民族治理结构。在以情感为联结纽带而生成的国家结构和民族结构把原先应用于家庭之内的血缘伦理关系扩展成社会层面、民族层面以及国家层面的亲缘伦理关系，这与西方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法理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根本、最深远的自信，这种自信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共同体之中，扎根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血脉之中。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培育全体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激发全体民族成员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恢复和加强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开放性、进取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又弘扬新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努力使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表现出一种“自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自尊而不自傲”的新格局。 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文化观也将吸纳越来越多现实社会的公民文化成分，这是一种以现代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理性文化，是现代社会维持“多元”之上的“一体”所必需。无论任何的民族，其成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坚持通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促进民族的团结，这就需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凡属违法犯罪的，无论涉及哪个民族、来自哪个地区，都要一视同仁、一断于法。公民文化视所有的民族成员为具有合法权益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在宪法和法律面前无差别的个体。因此，凡是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歧视和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恶性事件的犯罪分子，不论属于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要依法予以打击。在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传统情感文化的认同和对现代国家建设之必需之理性文化的认同。既然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这个大家庭就是以宪法为最高法律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华民族要实现“一家亲”，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虽然带着“民族”字样，但不都是民族问题，“要坚持一视同仁、一断于法”；各民族平等享有权利也要平等履行义务，既没有法外之地也没有法外之人，“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群众需依法维权，“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数不少的西方国家并不希望看到我们团结，试图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明里暗里“两把刀”：明的一把给少数民族，暗的一把给汉族。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和构建历程不难看出，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多采用主体民族优先政策、白人族群至上，甚至种族隔离、种族灭绝政策。例如，美国在建国过程中以及建国之后所采取的种种政策，包括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对黑人采取系统性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针对移民采取强制同化政策和“零容忍”政策等，都充满了党同伐异、异己排除的色彩，这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所遵从的兼容并蓄的文化观，与西方诸多民族国家所推崇的文化观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要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七、“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历史观 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整个所谓的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各个构成民族的劳动开创出来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所标明的就是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每一个民族都是缔造我们悠久历史的当然主体，也正是依靠各民族这当然的主体，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列强的殖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绘制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在西方史学观之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解释，内亚史观主要倡导者赛诺关注内陆亚洲这一区域对欧亚世界历史的影响，赋予历史上通常被看作为“野蛮民族”中亚族群以历史主体性地位。这种史观固然有着破除传统欧亚文明史观的积极意义，消解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但把中华民族置于边缘地位，这也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偏离。征服王朝论认为，征服王朝是相对于中原汉族王朝，由北方草原游牧族群或森林渔猎族群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与朝代，这些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刻意保持自身文化。除却秦、汉、隋、唐、宋、明等中原王朝，诸如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在实施对中原统治的主体地位对中国历史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朝征服论史观试图淡化、否认汉族对非汉族的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学派反对“汉族中心论”，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重视清朝统治中的满族特性，认为满洲文化深受内陆亚洲特别是蒙古文化的影响，在其兴盛、入关、建国的过程中保持了鲜明的“非汉”的“内陆亚洲”特点，甚至欧力德等学者极端地提出清朝不等于中国的观点。新清史观“去汉化”最终否定清朝与中国传统王朝的连续性，把清朝统治历史视为一个内亚政权而排除在中国历代王朝序列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无视。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是认为中华民族既有着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也有着自古至今未曾中断的历史延续。说到底，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本质上说就是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正是在悠久的历史互动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生活场域中最终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确保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繁荣昌盛。中国历史发展遵循着两大历史规律，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其所建立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充分认肯各族人民历史创作者的地位，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历史创作者的作用，是激发和凝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力量的必需。 八、结语 “中华民族一家亲”民族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在于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民族多样，其价值指向在于用中华民族“一体”来统摄和引领而不在于消灭“多元”的民族，多民族交融汇聚而不自外于中华民族。习近平同志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宣传教育，始终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才能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注释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