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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王朝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推动了自在中华民族的凝聚。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中华民族在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走向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的标志，为中华民族打造了坚固的政治屋顶，中华民族拥有了现代国家形式，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自此，作为国族实体的中华民族掌握了国家主权，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历史与现实载体，成为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抓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政治意义集中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国族建设，具体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解决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关键词】中华民族；政治意义；民族国家；国族建设 【作者简介】唐勇，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增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的法治保障机制研究”(19@ZH020)的研究成果。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的基本工具，反映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日常语言为了追求使用的广泛性而可能舍弃词义的明确性。“中华民族”在日常语言中随着国歌的传唱而深入人心，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指涉什么、意味着什么?对许多人而言，只是“耳熟”，尚未达到“能详”的程度，这就为各个学科提供了探寻其明确意义的空间。相对于人类学将其像分析有机化合物的元素那样识别出十数种群体的整合，民族学将其描述为“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政治学对中华民族意义的挖掘尚不充分。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条修正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新时代，回溯中华民族政治意义的形成历程，揭示其基本内涵，明确中华民族建设的时代使命，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政治意义的形成 中华民族政治意义的形成，建立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并获得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式的基础上。中华王朝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推动自在中华民族的凝聚，而中华民族的政治意义则源于自觉的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的结合。 中国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后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王朝国家制度。中华王朝国家历代政权所采取的族际政治整合措施，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族际之间的军事征伐常常引发王朝更替，例如，西晋“五胡”纷起，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古代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在北方建立政权;蒙古民族吞并金、西夏和南宋政权，建立元朝。另一方面，新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又回到多民族联合共建政治共同体的主线，推动族际政治整合。例如，南匈奴单于刘渊建立以“汉”为名的政权(即前赵)，以承袭正统、构建中国为目标，团结统治地域上的汉人;隋唐两朝的兴盛，建立在“汉族固有之文化与异族固有之武力结合为一”的基础上，唐太宗相信“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唐纪》)；辽王朝“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辽史·仪卫志三》)，主动寻求承继中华正统之合法性依据。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缔造了广袤辽阔的中华版图，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开发创造了富饶的经济生活，从而形成了中华的悠久历史及其传统，因此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中华王朝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无论是否直接掌握政权，基本上都推崇乃至奉行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构想，并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整合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民族都是缔造中华的主体，都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态的塑造。各族人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体现为对王朝的认同，特别是对皇帝的认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认同观念深入人心。在清朝，“作为国家的唯一象征符号，清帝在不同的民族那里称呼是不一样的，在汉人这里是皇帝，在蒙古大公那里，是草原盟主大可汗，而在藏人那里，则是文殊活菩萨。” 清朝中晚期，中华王朝国家的政治构架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先秦以来的华夏－四夷族际政治关系淡化，中国－外国国际(international)政治关系逐步确立。当古老的王朝国家在现代国家竞争中面临存亡危机时，无论是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还是旨在“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复兴，构建民族国家成为保种图存的首要甚至唯一方案。颇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尼布楚界约》(1689年)缔约双方分别为“中国大皇帝”和“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的钦差，在条款中分别使用“中国”和“俄国”的国名；《五口贸易章程》(望厦条约，1844年)的缔约双方分别为“大清大皇帝”和“大合众国大伯理尔天德(president)”的特派钦差大臣，在条款中使用“中华大清国”“大清”“中国”和“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合众国”等词分别指称两国。可见，清朝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天下观念统合下的王朝，而是与俄美诸国相并列的国家。 西欧原生性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与国家结合的基础上。一个历史给定的民族实体，通过制度化的国家认同，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以民族同质性为先决条件，而这恰恰是中华王朝国家所不具备的。谁是民族国家范式中的国家民族(即国族，nation)，成为中国启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中华民族”最初指的是汉族。这种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政治观念，成为清末革命派推翻满族政权、恢复汉族统治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的政治内涵发生实质性变化。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关于“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述，意味着包含五族的清王朝法统为中华民国所延续，从法理上根绝了效忠清王室的满蒙回藏王公世爵分离独立的可能性，进而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维护领土疆域的完整。自此，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与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对应关系，维系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建设的当然议题。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与原生性民族国家借助革命和制宪运动构建民族国家的方式相类似，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的颁布，为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的主权国家打造了政治屋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牢固的政治屋顶下，历史上自在的中华民族，通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了政治自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拥有现代国家形式的标志。 二、中华民族政治意义的涵义 对于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而言，民族“潜在地表达了一种高度的、有责任的归属感”，包含着“共同的历史经历或命运感”，“不仅超越了特殊的、地方性的关系，同时也缓和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关系所导致的跨地域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显著差异”。国家构建与民族形成往往是重叠的、互补的。清末以来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在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结构中，中华民族的政治意义至少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予以阐释： 其一，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的实体。回顾原生性民族国家的诞生历史，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是“由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重叠联系而成的一个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它是多民族帝国和城邦国家的一种替代”。《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赋予领土所有者决定该领土范围内宗教信仰的权力，并扩大为各邦国的外交自主权，于是，统治力量对领土范围内居民的政治整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又推动了以形成国内市场为标志的经济整合。“随着宗教从世俗政权中的逐步退出，现代国家的政治精英需要‘想象’另一种人们效忠的对象，并且尽可能把新划定领域范围内人们共同体的共性都囊括进来，尽可能包含共同的血统、语言、历史和文化。”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在塑造民族的过程中，民族借助资产阶级革命和制宪运动对国家进行根本性改造，建立民族国家。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和《权利法案》的颁布，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和《独立宣言》以及联邦宪法的制定，法国大革命成功和《人权宣言》的通过，均实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于是，“国家成为了民族的政治屋顶”，“民族也因此而具有了国家的形式”，上升为具有政治意义并享有国家主权的国族。同样地，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华王朝国家开启模仿性的民族国家改造，将领土上存在的各种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族，并用“中华民族”概念为其命名。无论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华民国”的“中华”，还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都是指“中华民族”。事实上，中华民族拥有的民族国家始终是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是曾经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代的国号。总之，中华民族获得了国家的政治形式，成为中国国族的实体。 其二，中华民族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民族国家区别于王朝国家的根本性特征在于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王朝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君主享有，而民族国家实现了全体国民对最高权力的拥有，即人民主权。埃马努埃尔·西耶斯(Emmanuel Sieyès)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群数量相当多的孤立个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国族实体;第二阶段，国族拥有统一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发挥作用形成宪法;第三阶段，一部分人代表共同意志，受托管理公共事务。国民个人意志整合成国族的共同意志，成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本源和基础，那么国族就是掌握国家主权的主体。同样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宪章的《共同纲领》在序言中宣告“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全国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既是各族人民的利益共同体，又是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成为掌握国家主权的主体。 其三，中华民族是民族团结的载体。在中华民族概念诞生初期，梁启超倡导由小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内各族团结而成大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参与世界民族竞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在中华民族概念普及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全国同胞奋斗之目标即“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号召各族同胞“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流行传唱，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被赋予觉醒民众、唤起斗志、团结抗战的政治动员意义。在“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的政治诉求下，傅斯年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政治观念，旨在唤醒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时至今日，“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民族团结的载体，承载了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和现实。 其四，中华民族是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抓手。作为一个模仿性民族国家，中国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民族：一种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塑造的、享有国家主权的现代民族，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国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另一种是从农业经济时代演变而来，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民族。自梁启超提出大小民族主义后，孙中山同样意识到这种区分：“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创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要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第一位，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合各民族、民族地方的局部利益。因此，中华民族是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抓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