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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因此，《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抗战建国”迅速成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1938年5月22日，贺麟发表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的时事评论，在充分肯定《抗战建国纲领》之积极意义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于此前后，胡秋原、张其昀、潘梓年、潘菽、张申府、胡先骕、吕振羽、吴泽等学者也就“学术建国”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主要涉及（一）为何要“学术建国”？（二）怎么样“学术建国”？（三）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这样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尽管和清末以来的“学术救国”思潮一样，讨论参与者主要是学术圈里的人，但讨论的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推动了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抗战建国”；“学术建国”；贺麟 作者简介：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七·七事变后，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拯救民族危亡，国共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下简称《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要取得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且还要通过抗战，来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因此，《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抗战建国”迅速成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除《抗战建国纲领》外，这次临全大会还通过了陈立夫等31人提出的《确定文化政策》案。该案认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同等重要，都是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过程中所提倡的文化，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二）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三）抵御不适合国情的文化侵略。在该案所附的实施纲领中，关于学术建设的具体规定也有三条：一是切实整理中国历代发明和原有文献，以发扬固有文化；二是人文科学之教学，应以中国社会现象为中心；三是在世界上大力弘扬中国固有文化，以促进人类文化之向上，生活之淑善。由于该案特别关注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强调学术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故被学术界视为“学术建国”的决策，而给予了积极响应。 1938年5月22日，亦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被视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贺麟即在《云南日报》的“星期论文”专栏发表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的时事评论，他在充分肯定《抗战建国纲领》之积极意义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于此前后，胡秋原、张其昀、潘梓年、潘菽、张申府、胡先骕、吕振羽、吴泽等学者也就“学术建国”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学术建国”这四个字，但内容也是强调学术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除有学者在研究抗战时期贺麟的思想时涉及到他提出的“学术建国”的主张外，很少有文章整体上涉及“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界有关“学术建国”讨论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一）为何要“学术建国”？（二）怎么样“学术建国”？（三）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这样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学术界，取的是宽泛之义，不仅指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包括那些非职业但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经常发表学术文章、讨论有关问题的人。另外，“学术界”只表示其职业和兴趣，与其政治取向没有直接联系。 一、为何要“学术建国” 为何要“学术建国”？或者换句话说，学术对于抗战建国究竟有何意义？这是学术界在提出或讨论“学术建国”的主张时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贺麟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军备薄弱”的国家，而日本则是“军力雄厚”的“世界第一等强国”。以一个经济落后、“军备薄弱”的国家来抵抗“军力雄厚”的“世界第一等强国”的侵略，并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实现国家的重建和民族复兴，除了“军事的抗战”和“经济的抗战”之外，还必须进行“精神的抗战”、“道德的抗战”和“文化学术的抗战”。如果说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远远落后于日本的话，那么，在“精神”、“道德”和“文化学术”这“各个方面”，中国“都有胜过日本的地方”，日本在文化学术上只能“列于第三等国”，“这种先天不足，本末倒置，实为日本的根本危机”。因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一个“学术文化居二、三等国地位、政治军备却为一等强国的国家，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不急从文化学术方面作固本竣源工夫，以期对于人类文化、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终将自取覆亡，此乃势理之必然”。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受东西方列强的“侵凌”，国势不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在学术文化上下足功夫。而在目前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形势下，中国之所以还能够实现国家重建，民族复兴，其根本原因亦就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文化敏感和学术素养的民族，以数千年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与外来的学术文化接触，一定能引起新生机，并逐渐得到繁荣滋长。“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普遍的学术文化基础的抗战建国运动”，“是学术的建国。” 学术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其强弱兴衰与其学术的繁荣与否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署名“山”的作者在《学术建国》的短评中写道：无论从哪国历史看，国势水平是随着学术水平而升降的，因为学术是国力的渊源，是进步的动力，所以一个国家的强弱兴衰系于学术的高低隆替。英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这决不是几个海军军人造成的，而是国内工商业发展膨胀的必然结果，繁荣发达的经济是根源于进步深邃的学术。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尽《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但是由于德国学术的不可屈服，在压迫中他们仍能在机械、设备、器材、技术等方面有惊人的发明和创造，所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能取得惊人的战果。实际上就整个欧洲文明而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建立在产业革命之成功的基础上的，而推其成功的因素和动力，又不能不推究到以前的科学家如牛顿、瓦特，思想家如达尔文、亚当斯密等，而这些科学家思想家的成就，又是15世纪培根以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高潮洗荡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要在抗战的同时取得建国的成果，就必须加强学术研究。“林”更是明确指出：“一国家不尊崇文化学术，则一国绝不能进步，不能独立国强。一民族不能吸收世界文化，不能发明创造，没有贡献于世界人类者，则一民族必衰颓沦于灭亡。”中国要想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要重视学术在抗战建建国中的作用，提高中国学术在世界中的地位。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潘梓年同样强调了学术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学术是文化的中枢，是其首脑的部分，缺少了它，文化运动不但留着很大一个缺陷，而且是不能‘根深叶茂’的。”因此，一个民族，不能一日无文化，更不能一日无学术，我们讲抗战建国，建国需要学术，抗战也需要学术，甚至更需要“适合抗战建国的要求的新学术”，“一种中国化的学术”，以解决抗战建国遇到的“新的材料”、“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潘菽也一再强调，我们要抗战建国，要建设新的前进的中国，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学术，以解决建设上的种种特殊的问题，而同时我们也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的学术，因为新的学术是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新的学术的建立，必须用有机的吸收方法和同化方法，而不能用机械的搬取方法。 就贺麟、潘梓年等人的以上论述来看，他们所讲的学术，并非我们通常所讲的纯学术，而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和理性精神的广义学术。当然由于学术背景和政治取向的不同，他们所讲的学术也具有不同的涵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贺麟讲的学术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而潘梓年讲的学术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张申府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战时哲学的必要》一文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哲学对于“抗战建国”的必要性。第一，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重建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每个人都必须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有为民族、为国家肯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高尚而切实际的理想。哲学的功用之一，便是“教人以伟大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教人以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生理想，教人看破生死关，教人破除了小己的陈见”。第二，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重建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每个人都必须精诚团结，开诚布公，人我融洽，彼此尊重，要诚，要信，诚在己，信待人。但不论诚，还是信，本质上都是实，诚是“表里如一”，信是“今昨不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主张切实、注重实践”的质量，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讲求的就是“切实”和“实践”。既然哲学对于“抗战建国”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应该讲哲学，用哲学，用“实的哲学”来武装人们的头脑。用他的话说：“今日的抗战是实战，今日的建国也是一个实国。今日的一切，没有比实更重要的了。因此，遂必需一种实的哲学，实的教育，实的文化，来鼓吹实，来教导实，来养成实”。马星侣则指出，自然科学的发达，并不能保证中国抗战的胜利。种种例证说明，“在建立机械化新军、提供军备自给力与推进生产运动时，自然科学实居于重要的地位，然而正确的或歪曲的理论对于抗战所能发生的影响，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同时也要重视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指导抗战建国的重要作用。岑家梧则强调“艺术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因此，在抗战建国中“发挥它的独特效能，这是艺术岗位上应有的任务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学家吕振羽特别看重历史研究为“抗战建国”所提供的指导意义。1940年，他在谈到加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写道：“历史研究的任务，在究明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把握其现实的动向，以及构成历史动力的诸契机和与其主导从属的关系，去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之现实奋斗的方向，提高对历史创造的作用，——加强指导原则和实践能力，同时，适应现实的要求，科学地批判地继承过去人类文化的优良成果——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袭，世界文化的优良成果的吸取。所以，历史是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生活奋斗的武器。”因此，“抗战建国中的民族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都要根据历史作决定，依靠历史作指南；当前一切实际问题，只有历史给予正确的解答，能指示我们实践的方向。所以在目前，对本国史的科学研究，是迫切必要的。”同样作为历史学家，吴泽在论及史学研究与抗战建国、民族解放的关系时指出：抗战时期，“如果中国自己能有几本正确完整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民族文化的砥柱，作为民族解放的理论指导，还容得这般‘小窃跳梁’吗？更不幸者，由于中国历史科学水平的一般低下，致这些毒素理论，尚有青年读者误为有承受的可能，且易为民族‘内奸’所阴谋利用，而抗战三年来，史学界‘没有’警觉，这不能不说是现阶段学术运动上的一大‘缺口’！”为此，他大声呼吁：“在抗战日趋深入的现阶段，我们必要时时警戒我们自己的文化战线，作积极的斗争；同时则积极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的领导与号召，努力建立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刘守曾则视“历史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原动力”，因为“历史‘是记载我们祖先功业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之所由来’，是整个民族遗产和灵魂之所寄托，我们要发扬民族的意识，培养民族的精神，非切实推行历史教育不为功。”他并且提出了在“抗战建国”中历史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注意民族固有文化的发扬，以树立民族的自信；第二、要注意民族光荣历史的叙述，以提高民族的精神；第三、要注意叙述忠臣义士的史绩，以培养民族的正气；第四、要注意阐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以启发国民对国族爱护的热忱；第五、要注意说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经过与原因，以激发民族同仇敌忾的情绪；第六、要注意阐述三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以坚定国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仰。 陈德征认为“抗战建国与科学研究之关系是很密切的”。以抗战论，战时武器是依据科学制成的，不懂科学，不仅不能制造武器，且使用武器也会感到窒碍。至于战时经济之调整，资源之开发，交通之维持，人力之培养等，也都需要借力于科学。如果偏离或违背了科学的原理原则与应用的法则，那么抗战便无由谈起。以建国论，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关于民生的事，有哪一件不需借助于科学的？即便小到户口的调查统一，也大大地需要科学的根据。因此，我们要取得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加强科学研究。顾毓琇同样认为，“无论在抗敌和建设那一方面，我们都需要科学。”战争的本身，是艺术，亦是科学。军事的基本原则是力量的运用，这个力量包括人力、武器、通讯、运输、给养以及一切帮助战斗的力量。不仅新式武器、新式通讯和新式运输需要科学，而且武器、通讯、运输等等都需要有科学训练的人们去应用，倘若使用新式武器的人没有科学的基础同科学的训练，那么同样的工具便不能发挥同样的力量。通讯运输和给养，战时和前方固然需要，但无论在技能和设备材料上，平时和后方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新式的战争，必须使全国的力量总动员起来，总动员的力量越大越好。而“科学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集中我们的力量，所以科学对于抗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抗战建国时期，我们不仅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我们要用科学来“增加钱，增加力”。增加了“钱”可以支持抗战，增加了“力”可以打击敌人。袁忠珩在《科学与抗战建国》一文中写道：我们首先要认清目前已不再是人与人争斗的时代了，而早已跨入人与机器或思想相斗的血腥气的大时代了。科学既能克服天空，克服陆地，克服海洋，克服一切，当然亦能克服战争，近代战争的科学化，是谁都承认的，科学既能被人类的聪明误用作残杀的工具，那么，要纠正其错误也唯有科学，除了科学是没有法遏止近代科学化的战争的。因此，“我深深地相信，要抗战与建国有着美满的结果，必须应用物质科学的力量”，我们这个具有四五千年高超伟大文化的国家，也就不会“再受素不在眼的倭寇的凌辱了”。 二、怎么样“学术建国” 既然学术对于抗战建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挥学术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呢？换言之，怎么样“学术建国”呢？这是学术界在提出或讨论“抗战建国”主张时必须回答的又一问题。对此，贺麟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要用“‘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的名言。因此，最真实有效的“力治”既不是武力，也不是军权，而是学术上的“真理”与知识上的“学治”。第二、要用“‘学治’来代替申韩式的急功好利、富国强兵的法治”。申韩式的法治实际上是严刑峻法、剥削人民的苛政，是贯彻力治和武力征服的工具。而“真正的法治”是建立在“学术”之基础上的。“中国对日抗战之能否成功，就看我们是否能建立一学术基础”。第三，要用“‘学治’以补充德治主义”。德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政治观念，但“德治必须以学治为基础”，“德治”与“学治”相辅相成，如果“离开学治而讲德治，纵不闹宋襄公战败于泓的笑话，也难免霍子孟不学无术的刚愎”。而要实现以上这三点意见，“我们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国家建设的各部门”，就必须“厉行学术化”。具体来说，即要求“逻辑的条理化，数学的严密化，实验科学、工程学的操作化”。任何一项事业，即使开一小工艺，做一小营生，办一小学校，都要求“有逻辑思考的活动，数学方法的计算，工程实验的建设，以促成之，发挥之，提高之”。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应使全国人民的生活，一方面要带几分“书生味”，亦就是“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要具有“斗士精神”，即为民族的复兴而“斗争的精神”。 著名学者胡秋原认为，要实现“学术建国”，除要“发挥民族主义”，使之成为“今日抗战建国之中心精神”外，还要“发展科学技术”。而胡秋原所讲的“科学技术”，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理论哲学。他指出：现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科学技术的文明，我们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把生产、军事和科学打成一片，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当前抗战的需要，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使我们的知识能达到“空前正确精密的水平”。具体而言，他建议：第一，“培养科学人才”。我们要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除了抗战，还需要建立新工业，改善旧工业和农业。这就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去说明、去努力。因此，培养科学人才是“学术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人才，不仅可以“改善原有生产”，而且还能得到更多的创造发明。第二，“充实高深科学研究机关”。一方面，要集中人力与智力，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研究现代理化及电医科学，研究国际政治及中国社会，研究欧美各国建国历史、军事外交的情况，而目标集中于如何抗战建国。另一方面，要介绍他国科学，学习他国的经验，来研究我们当前的问题。他尤其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那种“无益空谈、伤国俗说”和“浅薄乱说”的“空陋”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汰除”这种“空陋”学风的“治本之道”，是“树立笃实高深严肃的学问精神”。第三，“整顿教育”。学校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根本机关，过去教育的失败，就失败在官僚主义及政客主义。因此，要想教育取得成功，教育当局就要以“神圣的心”来办教育。同时，要充实和提高课程及师生水平，改革考试方法，改革留学生制度，派遣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国外深造，并多多招聘外国真正专家学者来华担任教师。第四，“传播科学知识，传播现代文明”。现代基本的科学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理论哲学的书籍，都应多翻译和介绍，并把它们编成小丛书，以供广大读者阅读。还要多设科学博物馆，以启发民众的科学意识。同时，学术界要提倡一种“建设的批评风气”，对于那些违背科学、违背常识和伦理的“荒唐与武断”，要“作善意批评”，要使伦理学、欧洲现代史以及文化史与中国史一道，成为每一个国民的基本常识。胡秋原希望那些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人们，要立志做学术文化花园一个辛勤培植的园丁，用心血来浇灌未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根苗，并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四句教自勉，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学术建国而“努力”。 潘梓年主要从建立“适合抗战建国的要求的新学术”方面，提出了如何发挥学术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今日的学术运动，不能只是接续过去而继续开展，应当承接了过去的劳绩，在新的基础上来开展出一个新的前途”。具体来说，第一，开展科学化运动，一方面，要研究“现代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在抗战中所起的各方变化”，以尽快“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第二，研究并接受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从经书、子书、史书、学案等有价值的文献中，发掘出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以及政治原理、教育原理等范畴。当然，我们在接受优秀的民族传统时不能把它变成复古运动，要有批判的研究和接受，从而使它适应于抗战建国的“历史要求”。第三，大力阐发诸如讲信义、讲气节、讲廉洁、讲勤奋、讲坚忍不拔、讲从善如流、讲见义勇为等等优秀美德，以服务于抗战建国的需要。第四，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和新艺术。他又指出：我们要抗战建国，就必须好好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中华民族要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中国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而这都离不开学术研究。中华民族要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就须认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物力，自己的地理条件，那就需要社会科学者、自然科学者，运用目前最进步、最科学的方法，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哲学、地理、物产好好的研究清楚，让大家看出我们的力量何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需要科学家运用最进步的方法，来把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社会结构，人与人的彼此关系，中国人的特性与特点，好好研究清楚，让大家可以看出这里有些什么方法来取得这个平等地位。中国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实行自治，就要有人运用最进步最完善的方法来好好研究一下，所谓政治，所谓自治或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看出到底要有什么一种力量才能取得这一平等地位，这种力量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具备，中国的广大人民是否能够具备这种力量。中国人民要取得经济上的平等地位，过上幸福生活，就要有人运用最科学的方法好好研究一下，目前中国人在经济上到底是怎样的不平等，要怎样运用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方法，才能收到最好的实际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补助的方法可以采用？过去采取的一些方法，如二五减租，为什么没有取得成效，甚至是“弊病百出”？总之，他认为，我们要抗战建国，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充分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来研究实现这个主义的许多具体问题”。 潘梓年尤其看重科学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抗战建国需要科学更是来得迫切和明显。‘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任务，要求我们在今天的抗战建国中把它完成。”为此，他提出，首先，政府应采取“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筹措相当充裕的资金，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步骤。其次，国内资金比较雄厚的企业、银行和个人，应出资帮助国家或科学团体来做与抗战建国有关的各项事情。复次，科学家应积极自动地组织起来，为抗战建国的科学事业而努力奋斗。最后，要采取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使科学事业在抗战建国中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新的内容。在植物学家胡先骕看来，“当此要建立现代化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之时，应当特别注重科学的研究，过去虽然我们是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则要急起直追和迎头赶上科学，然后才能将国家建设得稳固强盛。”所以他希望政府“对于科学的注意与提倡，还应该更多下工夫。”具体来说，“在自然科学的建国工作方面，我们应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有无强大的国防，而国防的充实，取决于资源的充足与否。他建议：“凡是本国所能出产的（资源），要尽力开发，若某种资源为我们所不能出产的，则当设法用我们有余的资源向其他国家交换。”第二是大力发展工业，尤其要大力发展作为重工业的机器制造业，为国防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否则，“若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工业做到自己制造的地步，光是从外国购买，则我们的国防，仍然是危险。” 既然科学在抗战建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薛丹英因而主张开展科学运动。在积极方面，科学运动是要增进大众的科学知识，使大众能确切地认识这次抗战的意义和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使大众坚信全面的持久战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办法。在消极方面，科学运动是反迷信，反盲从，反礼教，反复古等等封建意识，改善大众生活。不过，他强调，抗战建国时期的科学运动与五四时期的科学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的中心精神是个人解放，而抗战建国时期是求整个民族的解放，我们“要培养起民族观念和集体的精神，这是以大众为对象，提倡科学的意义。汪奠基主张“以科学技术之生产教育，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原则。”具体来说，他提出，（甲）从民族生存之科学技术，改造战时教育之基础；（乙）从科学生产原则，创立应用之学校教育；（丙）从抗战建国之教育环境，改造现存学校设立之混乱状况。任孟闲就“研究科学以适应抗战建国需要”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政府应“以大规模之组织，筹设一研究部或研究委员会”，集中人才，分门别类，从事研究，并严定考核标准，以期有效。第二，凡于科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富有研究兴趣的人，当此抗战建国时期，都应“本其所知，继续努力，以其所得，贡之国家”，即使只有一技之长的人，也应各尽所能，献身于国。第三，全国青年，“亦应翻然觉悟，一致奋起，致其力于切实有用之科学。”黄文山在“检讨过去科学运动”之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科学化运动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科学运动必须贯通自然与社会”。一方面要学习并发明抗战建国所需要的技术，另一方面要改造社会组织与训练，使之能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第二个原则是科学运动必须贯通战时与平时”。没有平时的科学研究，不能应付战时的需要，也只有战时的科学需要，才能提高战时与战后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水平。“第三个原则是科学运动必须贯通物质与精神”。他同意如下观点：“自抗战以来，单就武器的优劣来推论抗战的成败，固然是错误；同时抹杀武器及其他物质设备，以为只要有一时的民族情绪，就可以得到胜利，也是错误的。”“第四个原则是科学运动必须贯通感情与理智”。对于国民的情绪，在战时自然应当激发，但我们应从感情激发之中，培养理智的观察与理喻，只有靠理智维持情感，情感才可持久，才不可闻胜而骄，闻败而馁，才能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强调，中国的地理学要以研究“海陆空三方面之发展”为中心。因为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亚细亚为世界最大之大陆，太平洋为世界最大之大洋，而中国适居于其间”，加上中国又有800万的海外华侨，所以“中国建国之方针，既非海主陆从，亦非陆主海从，而应采取海陆并进主义。”此外，海国思想与海上精神之发展，又“与天国思想与空中精神之发展，有息息相通之效。”鉴于抗战建国中地理学之重要性，他号召中国的地理学工作者要承担起抗战建国的重任，“诚以民族国家为一切史地研究最高之对象，各国民族复兴运动，研究历史地理之学者无不立于第一线”，并希望中国地理学“因建国之需要，与政府之倡导，当能有长足之进步，以负海内外人士之期望，而于民族复兴运动与世界和平事业，尽其一箕之助力焉！” 三、建什么样的“国” 无论是主张或讨论为何要“学术建国”，还是主张或讨论怎么样“学术建国”，都没有涉及到所要建的国的性质问题，亦即建一个什么样的国的问题。建一个什么样的“国”？这才是“学术建国”最根本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秦始皇统一后，中国在绝大多数的时期内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而非近代的“民族国家”。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始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但由于各种原因，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近代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提出，抗战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抗战，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于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成了抗战时期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概括学术界的观点，他们认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陈独秀回顾了“此前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西方各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变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时所完成的“主要的民主任务”，其中第一个任务就是“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首先也就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使中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李拾豪同样强调，中国要建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有“几个基本条件”必须实现，而“对外求得独立”则居“几个基本条件”之首。否则，对外不能求得独立，国内的政治就不会走上轨道。政治不上轨道，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没有停止，农民生活没有改善，不但重工业无法建设，就是萌芽的轻工业也不能维持。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封建剥削的两重压迫之下，要挽救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崩溃，农民生活的极度贫乏化，反映出农民要救解放的迫切，形成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第二，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胡秋原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之实际目的，即在求中国之现代化，……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家，由一个官僚政治国家变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马寅初强调说：“现在的世界已成了个民主世界，无论任何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走向民主的一条路，否则无以保其生存与独立。”在张澜看来，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宪章，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趋于平等，“因为有次列各项优点，所以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陈启天强调：“所谓建国，即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己”，而政治民主化正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李拾豪更是把民主政治视为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的“各种条件中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上，人力的要素，远超过物力的要素。要人力的要素能够扩大而深入的发挥，需要在政治方面除去动员民众的障碍，建全动员民众的机构，使民众能自发自觉的与抗战的要求相适应，亦只有在自发自觉的基本精神之下，才能使民众会感觉到本身的利害，与国家民族相一致。同时也只有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大众得到了解放，他们也才能够提高其抗战的积极性，发挥其抗战的力量。“这就是对于民众动员上，需要有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确立的理由。”另外，受资金、原料、销路等各种的限制，抗战时期中要发展民族工业是不可能的，重工业更无从说起。但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工业建设搞上去，确立工业高度化的基础，即所谓现代国家之建设是不可能的。要排除这种困难，当然要对外求独立，解除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压迫和掠夺。其次还要改善农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这都是有相互关系的，但其中最主要而为其中心的，还是要政治能上轨道，只有适合于现代的、可以对抗国际经济侵略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确立，才能保证工业建设的进步。同时也只有政治走上了轨道，才能把各种建设向前迈进。“所以民主的宪政制度的确立，又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各种条件中的中心问题。” 第三，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冯友兰指出，我们要建立“近代式底国家”，首先就必须知道“近代式底国家的要素”是什么？“近代式底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我们就会有坚船利炮，就会有国会宪法，就会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我们要实现抗战的目的，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其最重要的工作，“是赶紧工业化”。周宪文也认为，“中国工业化问题”，是将中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他在《中国抗战建国的一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写道：建国之道多端，而以国防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为重要，而这三项建设都离不开工业化。以“中国政治的建设”而论，其目标当然在“民主政治”，而“近代民主政治的母亲，在机械工业”。如果机械工业不发达，或者说要在农业社会，“实行近代的民主政治，纵非缘木求鱼，其必事倍功半。”这也是近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迟迟不能实行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要实行近代的民主政治，总非先使中国工业化不可。否则，‘建基于沙滩上的高楼’，不旋踵就会倒的。”至于社会建设，也是如此。“人们常怪中国人爱家的观念重过爱国，相信命运，相信风水，苟且偷安，不求进取，做事欠迅速，欠正确，少训练，少组织，其实这些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们现在要把这些坏东西铲除尽净，文字的宣传，尤其如新生活运动及精神总动员固然极其重要，如果不设法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那么这些宣传与运动的效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总之，“中国要求建国成功，只有赶紧工业化，中国工业化愈快，建国成功的时期也愈近。” 就学者们的上述讨论来看，他们确实抓住了近代的“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就是主权独立、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工业化。当然，由于政治和知识背景的不同，人们对这些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又存在着差异，陈独秀和李拾豪从西方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出发，强调了民族独立、宪政制度对于近代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胡秋原、陈启天则认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是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而冯友兰、周宪文受西方唯实论和现代化思想的影响，认为近代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是经济的工业化，只有先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然后才能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及其他，因此实现经济的工业化是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最紧要的工作。 “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涉及到为何要“学术建国”、怎么样“学术建国”和建什么样的“国”的问题。实际上自晚清以来，就存在着一股“学术救国”思潮，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充分发挥学术的重要作用，“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建国”的讨论，就本质而言是晚清以来“学术救国”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和“学术救国”思潮一样，参加“学术建国”讨论的主要是一些学术圈里的人，是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和报刊编辑，但讨论的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推动了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1940年4月，在国民参政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为进一步推进学术活动的开展，张申府等人提出《保障讲学自由以使学术开展而促进社会进步案》并获得通过。提案认为，“国家社会之进步，必赖学术文化之开展，必赖新异思想学术之产生。新异思想学术之产生，必赖思想之自由与讲学之自由。因此，凡近代进步国家，罕有不崇尚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提案因而“拟请政府通令全国，在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最高原则下，保障讲学及学术研究之自由。”该提案的通过对保障思想自由和讲学自由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这一年，贺麟得到蒋介石的四次约见，听取他关于学术建国的意见。也许是受了贺麟的影响，1941年7月2日，蒋介石在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国干部工作会议上，发表《青年团工作根本要旨》的讲演，大谈哲学在抗战建国和民族复兴中的意义。后来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更进一步“较为完整地表述了学术建国的思想”，认为只有“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为本于建国的基业”，同时“切实体验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从而真正做到“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正是在“学术建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术界的广大同人克服了各种和平时代无法想象的困难，潜心于学术研究，并将学术研究与抗战建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为抗战建国服务，从而提升了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 （原载于《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