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袁世凯督直时期, 是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天津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袁世凯利用其政治地位和政治魄力, 在天津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 将天津建设为中国超大城市。天津城市的现代化, 对北洋区域乃至整个北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袁世凯; 天津; 城市; 早期现代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不同, 大多数城市都是靠着政治中心的有利地位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集中了现代文明的精粹, 引领了某一区域现代化的进程, 承担着将现代化成果向四周辐射的功能。天津城市的发展不仅在环渤海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即使在整个华北都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袁世凯督直 (1901—1907) 为时段, 考察20世纪初期天津早期现代化的状况以及袁世凯在天津城市发展过程的作用。 天津最初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在明初兴起, 后因漕运、海运而在明清时期发展为一个商业城市。天津城市在晚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从1860年天津开埠, 外国在天津设立租界, 李鸿章等在天津兴办洋务事业, 使天津城市初步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 此为天津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1901年11月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次年实授) , 时值清政府新政, 袁世凯加强了对天津的治理, 加快了天津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为天津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 也是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 一袁世凯督直与天津城市的收复 袁世凯治理天津, 是从收复天津开始的。1900年7月,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 对天津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掠夺。在侵略者的洗劫之下, 昔日繁华的天津成为一片瓦砾,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成果几乎损失殆尽。比如天津机器制造总局———中国北方最大的机器制造业、军工企业不复存在, 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被捣毁。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 还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成立了天津都统衙门, 对天津人民实行横征暴敛。《辛丑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通过出卖主权, 暂时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 八国联军先后撤兵。但天津的殖民统治还在持续, 天津都统衙门继续发号施令。以至于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却不能进驻天津, 不得不于11月27日暂时在保定接印视事。 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以后, 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收复天津。他除了敦促外务部与八国联军都统衙门尽快进行收复天津的谈判外, 还在北京遍访各国驻华公使, 直接与各国交涉。1901年12月13日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向外务大臣小村报告说:“本月五日、六日连续两天, 袁世凯在北京遍访各国公使, 他是最后来访我的。其主要意图是, 他署理直隶总督, 恳请收回天津。” (1) 与此同时, 袁世凯还与中国驻日公使蔡钧电商, 提议由日本出面, 向各国提出将天津早日归还中国。蔡钧复电袁世凯说: 袁宫保鉴:晤外部云, 前已密告彼使, 向各使发议早退津, 既承嘱, 再电彼使必竭力, 未便过急致他国疑。能将现商英德政府何词电知, 更易设法。钧愚见用国书电告各国君, 以不速交津, 人心不定, 大局有碍, 或易转圜。 (2) 然而帝国主义各国是不肯轻易将天津交还的, 交涉数月, 仍无结果。袁世凯锲而不舍, 继续努力。他电告蔡钧, 请他转告日本政府, 遵照条约, 早日将天津交回: 冬腊接奉电开, 日外部谓已密电彼使, 发议早退天津云, 莫名钦感, 嗣经同各使会议, 数月迄无定义……该埠市面日见萧条, 中外商民同损, 与北方商务大局关系甚重, 想非文明政府所忍坐视。且天津交还载在公约第十一条, 亦应践约以昭大信。凯仰承朝旨, 必当竭力绥靖地方, 敦睦邦交, 振兴商务。务请转恳日本政府, 念北方商务时势, 在日本最有关系, 迅商各国, 饬在华各员, 遵照公约, 早日交还, 毋再诿宕, 遗北方大局之口实, 本国上下同深感盼。 (3) 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努力下, 到1902年7月18日, 八国联军不得不确定日期, 将天津交还给中国, “于四个礼拜内, 将都统衙门裁撤, 即将天津城及天津一带地方交还中国自治, 届期北洋大臣率领津郡文武地方各官亲往接收”。 (4) 1902年8月15日, 袁世凯率领直隶地方官员到津, 正式从八国联军都统衙门手中接管天津, “即将都统衙门裁撤, 各联军巡捕队一律开拔离津”。受尽八国联军统治之苦的天津绅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庆贺天津的收回, “绅商士庶夹道欢迎, 咸以重见汉官威仪为幸, 而市廛闤阓多有升举国旗, 悬结灯彩以志庆贺者”。 (5) 天津的收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作为中国官员的袁世凯, 在收复天津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 态度积极, 就任直隶总督之后把收复天津作为首要目标而列入议事日程, 除了敦促外务部或让其部下唐绍仪与列强谈判外, 还亲自出马, 马不停蹄地在列强之间进行外交活动。其次, 策略是正确的,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 由日本出面协调列强之间的关系, 利用天津如被列强继续统治, 天津城市、天津港口的局势如不迅速稳定下来, 对中国、对列强来说经济损失则更大的利益诱惑, 迫使列强早日归还天津。袁世凯的外交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也由此赢得了列强的信任和高度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天津收复过程中的活动和作用, 西方档案也有如实记载。美国学者斯蒂芬·R.麦金农在《袁世凯在天津与北京———1901—1908》一书中说:“早在1901年12月, 在他作为直隶总督到北京访问的过程中, 袁世凯要求列强把天津的统治权归还中国。列强的代表在慈禧太后回銮北京之前不考虑这件事情”。 (6) 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一回到北京, 天津激烈的谈判就开始了。在1月份剩余的时间内, 袁世凯就主要议题在北京开始与列强的代表进行会谈。” (7) “袁世凯在与列强会谈的时候, 由于个人的谈吐与说服人的才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点受到英国在北京的外交大臣阿奈斯特·萨陶的特别注意。在与萨陶的谈话中, 袁世凯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天津道台唐绍仪为他的翻译, 袁世凯表明了他不仅能恢复天津秩序, 且将加强贸易并与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的态度。天津的商业贸易的正常发展对于列强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其关税收入能够及时偿还赔款。” (1) 袁世凯还警告说, 中国政府如不早日收复天津, “天津过去的大多数旧的贸易, 将会让于长江各口岸。只有直隶总督完全控制直隶, 这样手中有大量的资源才能恢复天津的繁荣。袁急切地想履行他作为总督的权力, 恢复天津在其管理下的宁静和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2) 袁世凯在收复天津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和西方的档案资料给我们以很好的说明。 二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与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 除了对天津进行横征暴敛之外, 天津都统衙门也曾按照西方治理城市的模式, 对天津进行有效管理。袁世凯借鉴了外国管理城市的方法和经验, 开始了对天津城市的综合治理。袁世凯对天津城市的综合治理, 同时也是他在直隶推行新政的一部分。从此, 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入了快车道。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和建设是全方位的, 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 确立了天津城乡严密的巡警网络体系, 确保天津社会治安的稳定。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警察, 社会治安主要是依靠地方官领导的捕役和沿袭甚久的保甲制度以及驻防军队行使的保卫地方的责任, 捕役、保甲制度弊端百出, 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驻防军队被束缚在驻防地区, 缺乏训练, 不仅不能对外, 即便对内也发挥不了作用。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 使直隶地区惨遭破坏, 社会秩序极其混乱。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以后, 除以传统方式如整顿吏治进行治理外, 还积极学习西方社会管理方法, 创办巡警制度。正如他自己所说:“备军所以御外侮, 警兵所以清内匪, 中国自保甲流弊, 防盗不足, 扰民有余, 不得不改弦更张, 转而从事于巡警。” (3) 最初, 袁世凯创办巡警主要是为了接收天津。由于列强限制天津四周20里之内驻扎中国军队, 袁世凯据理力争, 争得了一个变通办法, “迭经电请外部, 与各国公使磋商, 始议明巡警不在此列”。 (4) 于是比照西方和日本的办法, 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 指令赵秉钧办理警务学堂, 培养巡警将弁, 从军中挑选精干士兵3 000人, 改编成巡警, 在保定进行训练。1902年天津收回后, 这支3 000人的巡警部队, 1 500人进驻天津, 1 500人进驻塘沽、西沽、山海关。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巡警网络, 在天津市区设南段巡警总局, 委任曹嘉祥为总办, 1903年4月由赵秉钧继任。总局下面按区域分为五局, 每局又分为四区, 分层管理。1902年10月设立北段巡警总局, 任命段芝贵为总办, 下设塘沽、西沽、山海关、秦皇岛五个分局。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 下设8局15区, 每局约万户上下, 每区约3 000户左右, 富裕地区每50户一名巡警, 贫瘠地区每100户一名巡警。 (5) 巡警制度深入到天津广大城乡。袁世凯后来还创办了河警 (水上警察) 、马警 (巡逻警察) 、消警 (消防警察) 等。 巡警制度这一现代治安管理方式在天津的推行, 立即显示出传统保甲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各方面都反映良好, “中外商民交口称赞”, (6) “袁宫保近派巡警营兵丁在城乡内外昼夜梭巡, 清理街道, 盘诘奸尻, 夜间按时换班, 尤为慎重, 宵小为之敛迹, 百姓称颂, 有夜不闭户之风” (7) 。“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冠, 有六个月不见盗窃者, 西人亦为叹服。” (8) 天津社会秩序长期稳定, 为袁世凯治理和建设天津奠定了非常好的社会基础。 天津巡警在全国首屈一指, 与袁世凯的重视和督导密不可分, 尤其是天津巡警创办初期, “袁宫保于本埠巡警一事, 甚为认真, 上月曾电招保定警务学堂译员中岛比多吉长来津布置、考察巡警事宜”。 (1) 天津巡警冠绝天下, 更与袁世凯重用赵秉钧以及赵秉钧的努力分不开。时人评价说:“袁项城督直时, 巡警为天下冠, 智庵功也。” (2) 赵秉钧接办南段巡警总局后, 严格规章, 奖优罚惰, 使天津巡警完全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他甚至半夜亲自到大街上查岗, “十三日夜一点钟, 巡警局总办赵太守亲自巡查, 查得有第四局巡兵张连魁在鼓楼东站岗, 在街中漫步行走, 岗规可嘉, 立蒙赏洋银二元, 并行记名注册提升, 以示鼓励。随查有第一局巡兵李金声, 第五局巡兵郝竹清有玩法误公情事, 将二兵立即拿回局, 将李责八百, 插耳箭, 押发犯规地方示众一点钟, 革除递解原籍, 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3) 早期警察的社会功能要比现代警察大得多, 除治安、司法、交通、消防、户籍管理外, 还有卫生检查、质量监督、社会风气倡导等, 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如1905年巡警部成立, 有人提出巡警分类的重要性时, 对巡警承担的责任给予扼要概括:“诘奸尻、治道途、卫民生、保商旅、查户口、平争讼, 下至沟渠疏浚、水火保险, 凡有关绥靖地方之事, 即皆在巡警范围之中。” (4) 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在巡警现行章程《巡警规条》中规定:“……凡通衢大道、小街僻巷、各处路口及贮水池河沿等处, 不许大小便、倒溺器及倾弃灰渣秽物, 以防疠疫, 违者拘留;凡夜间有在屋角堆积秽物者, 须记明该屋门牌号数, 报知本局传究……” (5) 以上这些都不是现代警察的职权范围, 而在商检、卫检、税务稽查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巡警承担了一切城市管理职能, 巡警可谓是早期城市发展的卫士。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1903—1905年间, 天津巡警进行了天津历史上第一次最精确的人口普查, “南北两段巡警局与警务学堂会同办理稽查户口事宜, 凡民间人口生业皆注于册, 以辨良莠而防隐匿匪类。现拟定章程, 南段巡警局所管地面派20名巡警, 学兵40名;北段巡警局所管地段派员弁10名, 巡警、学兵20名分任, 挨户稽查, 缮册绘图等事, 不另派书差, 以免扰累”。 (6) 到1905年10月初, 天津户口、人数全部核查清楚, 天津城市人口规模展现在国人面前, 通过报纸公布:南段现有户数58 582户, 人口302 906人;北段现有户数14 138户, 人口75 338人。合计户数72 720户, 人口378 244人。这仅仅是华界人口数, 租界人口详情如下:日、英、美、法、比、德、俄、意、奥九国, 凡中国人居租界者, 日租界9 371人, 英租界4 250人, 法租界4 000人, 德租界4 635人, 俄租界3 300人, 比租界1 250人, 意租界18 500人, 奥租界30 000人, 合计74 306人。租界所住外国人, 除驻屯军外, 计有3 725人。总计天津城市人口中国人452 550人, 外国人3 725人。天津城外周围东西南北20—40里地方, 即天津城郊有村庄382个, 户数75 470户, 人口384 263人。20世纪初的天津城乡总人口已经达到836 813人。 (7) 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精确的人口数字, 这么精确的人口统计, 只有在确立了巡警制度之后才能完成。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 是判定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主要参据之一。就上述天津城乡人口数字而言, 天津城市人口在天津城乡总人口中已经达到53%。天津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以上人口统计是按固定人口统计的, 没有计算流动人口, 如果再将流动人口计算在内, 天津人口将超过100万。这个数字是1905年新政中期的统计数字, 根据北洋新政快速发展的情况估计, 辛亥革命之前的天津人口超过100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天津人口在1860年开埠之前, 大约近20万。经过近50年的发展, 尤其是清末新政期间的发展, 人口超过100万, 增加5倍。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加速, 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工商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吸引了周边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涌进天津, 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 反过来又促进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 其次, 大力发展天津城市工商业, 增强城市实力。袁世凯接收天津时, 由于义和团的闹教、八国联军的抢劫和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的掠夺, 天津经济一片残破, 市面冷落, 现金奇缺, 物价飞涨, 市民深受其害。袁世凯首先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 先将设在省城保定的直隶官银号迁到天津, 发行银两和银元。继而命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 铸造铜元和银元, 由此解决了天津钱币的流通问题, 稳定了天津金融秩序。 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城市现代化的基础和标志, 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实力。袁世凯为促使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派遣周学熙到日本考察实业, 回国创办直隶工艺总局, 支持并领导直隶全省的实业建设, 首先便是天津的实业建设。工艺总局成立后, 积极履行职责, 以各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民间的创办工业活动, 如设工业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 设考工厂以开通民智, 设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以传授生产技术等。在工艺总局的倡导和指导之下, 天津一时兴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 在创办实业的高潮中, 袁世凯以“官为商助”的思想为指导, 要求政府大力扶持新兴企业。袁世凯认为, “中国商人力薄资微, 智短虑浅, 官吏复轻为市侩, 斥为末民”, 怎么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发展工商呢?必须改变这种传统观念, “扫除在官习气, 使官商一体, 情意相通”, (1) 官方的责任在于制定保护商人的政策, “有害则官为除之, 有利则官为倡之, 其有抑制凌轹者官为保护之, 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 (2) 这就是袁世凯的“官为商助”的思想。他这种思想源于山东巡抚任上, 而实行于任直隶总督以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天津实业的起步阶段, 得到了官方多方面的辅助和支持。比如1904年, 商人宁世福创办天津织染缝纫公司, 虽广泛招股集资, 资金仍然不足。袁世凯指示政府拨款15 000元入股相助, 企业得以正常生产。1907年, 赵尔萃创办天津机器玻璃厂缺乏资金, 政府从茶捐项下拨银5 000两相助。实际上, 天津的许多企业都先后得到过袁政府的支持, “先用官款以植其基, 继招商股以广其业, 官任保护, 商任经营”。 (3) 直隶工商业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就天津来说, 据统计, 在庚子以前,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 资本总额110万两, 经过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以及袁氏后继者继续袁世凯辅助和大力发展工商的政策, 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 资本总额达2 920万元。 (4) 这一时期, 袁世凯还对周学熙创办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等给予重点扶持和支持, 给予资金、减税、运输等方面的优惠条件, 使之成为华北最大的资本集团———周学熙资本集团。 1906年, 天津实业发展的情况有过一次展示, 这就是天津考工厂“内国劝业展览会”, 也就是在天津举行的国内贸易商品展销会。虽然这是天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展销会, 没有经验, 但展销会规模庞大, 非常成功, 达到了举办目的。天津工业、手工业商品展示了天津新政以来工商业发展的成就, 为各地所瞩目。会后, 《东方杂志》《大公报》都以一定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展销会的情况:“丙午冬, 天津考工厂设立内国劝业展览会。自十月初七日开会, 至十五日止, 计九日。到会观览者约十五万余人。各工商家售入货价约共三万余两, 嘻盛矣。到会出品陈售之工商业各店号一百数十家。分陈十二场。”第一场则习艺所之织毯、绣花、皮鞋、皮靴、各种布匹、各种纸张;第二场则各种玻璃镜及仿洋式大小木器及新制瓷器;第三场则各种纸局、笔墨店、图画店;第四场陈列各种古董;第五场陈列北洋硝皮官厂生产的各种皮制品;第六场为各种装饰品;第七场为纸烟、酒、汽水、香水之类。 (5) 从展出商品来看, 主要是轻工业品, 还不能代表天津实业发展的全貌, 但反映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天津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天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天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6) 第三, 大力兴办新式教育, 着力培养新型人才。袁世凯对创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热情, 因此不遗余力。兴办新式教育是袁世凯北洋新政中最主要的成果, 天津近在咫尺, 他新式教育的发端在天津, 重点在天津, 北洋新政中的教育成果也多在天津。天津的新式教育在袁世凯的直接督导下飞速发展, 为全国所瞩目。 1907年, 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 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材料。学部对直隶学校的统计数字和在校生人数是:专门学堂12所, 实业学堂20所, 优级师范学堂3所, 初级师范学堂90所, 师范传习所5所, 中学堂30所, 小学堂7 391所, 女子学堂121所, 蒙养院 (即幼儿园) 2所, 总计8 723所, 学生164 000余人, 位居全国第二, 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 名列各省之冠。各省专门学生人数、各省师范学生人数, 直隶均居首位。 (1) 这些学校相当多设在天津, 如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北洋高等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高等医学堂等。 袁世凯在天津营造了一个新的教育体系, 这一新式教育体系是:从普通教育到军事、实业、师范、女子、幼儿、职业等专门教育, 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 从国内教育到留学教育, 从官方教育到私人教育等, 这种新的教育体系, 与传统的教育体系有本质的不同, 与欧美、日本教育体系相似, 是现代的教育体系。 天津、直隶新式教育始终不是官方的独角戏, 而是官绅民的上下互动, 有机的结合。袁世凯最大限度地调动直隶绅商办学的积极性, 动员他们捐资办学, 以弥补官方经费之不足。为了调动地方捐资兴学的积极性, 袁世凯率先垂范, 拿出2万两白银作为办学资金。1907年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 (今南开中学前身) 起建礼堂, 袁世凯捐银5 000两, 礼堂建成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称“慰庭礼堂”。 (2) 袁世凯这种办新式教育的精神和举动, 是令人起敬的。在袁世凯的倡导下, 直隶捐资办学成为风气。如严修曾倡捐天津县劝办民立学堂经费银3千两。在袁世凯、严修的倡导下, 人们纷纷认捐, 数月之间, 办起学堂11处。为此, 袁世凯特为严修上奏请奖。他说:“天津县劝办民立学堂, 据在籍绅士侍讲衔翰林院编修严修, 首先倡捐经费银3 000两, 于是衿富绅民闻风兴起, 接踵乐输, 数月之间, 共立学堂十一处, 规矩谨严, 课程合度, 成效昭然……该绅家仅中资, 慨捐巨款, 洵属见义勇为, 合无仰恳天恩, 俯准将侍讲翰林院编修严修给予卿衔, 以昭激劝。” (3) 袁世凯不仅为严修办学请奖, 而且还亲笔为严修办学题字赠匾:“袁宫保因津邑学务之盛, 皆邑绅严范孙京卿提倡之功, 爰制赠匾额一方, 文曰:学海慈航。并附跋语曰:范孙京卿热心教育, 濒海一隅, 学校如林, 梓桑受福, 舆论交称。仿郑公通德之意, 以志文侯式虑之忱。光绪乙巳春项城袁世凯题赠。” (4) 对严修如此, 对其他人也是这样, 凡是热心办学, 在新式教育中作出过贡献者, 都曾受过袁世凯不同形式的鼓励和表彰, “本邑学务之盛, 为通省各属之冠, 现经袁宫保奏请, 将学董照章奖励, 请准赏给附贡生林兆翰内阁中书衔, 赏给廪膳生卞禹昌国子监学正衔。已奉朱批, 着照所请”。 (5) 袁世凯督直时期天津教育的发展情况, 除了各种文献资料、报刊有所刊载外, 最近, 笔者在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发现了一批当时新办学校的珍贵照片, 学校的名称、办学地点、试验仪器以及学校召开运动会时的情形一一再现, 生动、形象, 是对文献资料的补充和形象的说明。 (6) 教育是衡量现代化城市的主要标准。一个城市的教育程度、教育范围、教育质量如何,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准。袁世凯督直时期的天津教育远远走在全国的前面, 是新式教育的典范。 第四, 重视市政建设, 新建天津北站, 开发河北新区, 大大拓宽了天津市区。袁世凯在天津除了实行巡警制度、大力发展工商业、兴办新式学校、试行地方自治等内在的现代化内容外, 还特别注意天津城市的外在形象, 作出了很多努力, 如建天津北站、开发河北新区, 大大拓宽了天津市区。 1892年, 京奉路关内通车, 在老龙头地方设天津站。但由于车站货场地方狭小, 加上靠近租界, “开拓经营, 诸多窒碍”, (1) 严重制约了天津经济的发展。有鉴于此, 袁世凯决定改造天津车站。他从关内外铁路借款余存项下拨出英金3万镑, 命关内外铁路总局于海河北加设一车站, 即天津北站。袁世凯以天津北站为核心, 规划建设了一个河北新区。他指令由北站向南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行辕修一条大道, 即大经路 (今天的中山路) , 然后以大经路为中心, 南北向向西依次修筑了二、三、四经路, 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修筑了天、地、元、黄纬路。这些道路纵横垂直交叉, 形成了新的笔直的街区。 北站的建成和一系列道路的修筑, 使河北新区价值大增, 南北商人以及老市区商家纷纷被吸引过来。沿路建筑的楼房, 开设的商号店铺, 南来北往的客商, 使原本荒凉的河北一带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从此成为繁华的市区。 河北新区的开发和建设, 也含有抵制租界, 并与租界竞争的政治目的。有资料记述了这一过程:“天津建造总局禀, 准直督自督辕后至新火车站马路两旁, 均添盖洋房, 以便租与商人, 因津埠铁路将通, 商务必盛, 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 若不早为抵制, 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 而中国商务受亏匪浅。故须先筑一繁盛市场, 方能与租界抗衡。所收房租房捐不下数十万元, 足敷设施一切要政。” (2) 河北新区的建设, 大大开拓了天津市区, 而且逐渐取代老城区, 成为天津的政治中心和文化商业中心, 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第五, 袁世凯不仅开发建设了河北新区, 而且还对天津老城区的街道、房屋进行改造, 大大改变了天津的市容风貌。这一时期天津城市的管理和建设, 除了巡警局在发挥重要作用外, 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工程局。袁世凯专门设立工程局, 统一规划城市的发展, 街道的修筑、门面房屋的改造, 以及新建房屋的设计等, 都由工程局统一办理。《大公报》有多方面的报道。如1903年5月的一则报道:“城内十字大街改筑碎石道路一则迭志本报, 其道旁明沟拟用三合土培筑后一律砌砖。鼓楼东坐南有浮盖铺房数间, 于街道有碍, 日前经工程局饬令一律拆除。” (3) 1905年, 为整饬天津市容, 天津府县、巡警总局联合发布了一则告示:“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津郡是互市名区, 马路为通街要道, 现在临街房屋参差不齐, 其间小屋、窝棚破烂不堪, 不足以壮观瞻而新耳目。昨奉宫保面谕, 令将马路两旁小屋、窝棚设法整齐等因。兹本总局、府县已函请工程局, 查明本城内外沿各马路并租界交接地方, 以及城内十字街暨新车站两旁, 河北大胡同等处共有应行修葺改造之破房、窝铺约600间之谱……自行修整改造, 务使门面整齐, 油漆鲜明, 勒限一月竣事, 不准稍有观望。”(4) 这样的通知告示比比皆是, “照得本府县现奉工程局宪谕, 河北新修铁桥改宽马路, 所有租赁药王庙地基自盖房屋, 无论门面住房, 概行退出一丈五尺, 限本月底一律拆迁净尽”。 (5) 工程局对天津许多街道进行了改造, 使弯街曲巷的天津城面貌大为改观, 清洁、宽敞的街道使城市空间扩大了, 为人们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袁世凯还非常重视公园等城市公共场所的建设, 1907年建成了河北公园。《大公报》曾报道说:“河北公园业经成立, 昨见控有日牙河一道, 池塘一渠, 土山一座, 其牌坊内甬道两旁筑房数间, 山后近河一带直达新考工厂, 提学司署前密栽树木, 颇壮观瞻。” (6) 对城市绿化和河道桥梁, 袁世凯也都非常重视。在天津减河一带, 栽种柳树6 000株。他还命唐绍仪负责, 清理疏浚了海河, 不仅解决了淤浅问题, 而且还在各支河修建了新型闸座, 使河水蓄泄得宜。治理后的海河, 轮船通畅无阻, 不仅便利了航运, 而且还美化了海河两岸的环境, 改观了天津的市容风貌。 (1) 在海河上修筑了金汤桥、金刚桥、老龙头铁桥, 大大便利了海河两岸的交通。人们赞扬袁世凯的这些做法说:“津门自庚子后, 百度维新, 辟马路, 立公园, 惟外国之是趋是步。近复于新开河左近拓种植园一区, 虽树木尚稚, 亭台无多, 然得多少佳趣, 小憩尘襟, 亦慰情聊胜无也。” (2) 第六, 引进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安装照明系统, 提高了天津城市的品位。袁世凯对西方现代化城市称赞不已, 他说:“欧美各国通都大邑, 电汽各车纵横驰骛, 故能荟萃商旅, 百货骈臻。电灯照耀, 通宵不息, 巡警易于稽查, 盗贼无可潜纵, 于阎闾更有裨益。” (3) 所以当比利时世昌洋行商人海礼根据原都统衙门的批示, 提出创办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时, 便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批准其承办, 但修改其章程, 对其进行种种限制, 以维利权。他让津海关道唐绍仪、洋务局道员蔡绍基、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等与比商进行谈判, “指驳各节, 饬令改拟”, “必须就我范围, 始可批准”。最后拟定章程27条, 才批准其创办。以27条章程为基础, 与比利时商人签订了《天津电灯车路公司合同》, 规定北洋大臣批准世昌洋行海礼创办天津电灯车路公司, 承办电灯照明、电车交通事务, 以50年为期, 50年后公司所有财产由中国收回。由电车行动之日起, 20年后地方官可以买回全盘之电灯车路, 如至期不买回, 须候7年方可。嗣后均以7年为一期。 (4) 这实际上是一次利用外资的活动, 在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的前提下, 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 创办现代城市交通设施和照明设施, 应该是发展建设城市的一条途径。 天津电灯车路公司开辟的线路, 以城内鼓楼为中心, 共有4条线路:甲、自闸口起, 沿河直至天津城之东北隅、西北隅;乙、自城围绕, 从西北隅至西南隅, 自西南隅至东南隅, 自东南隅至东北隅;丙、自北门至西沽;丁、自城之西北隅至土墙、御河接连处。电灯的安装, 使天津由黑暗走向了光明。电车的奔驰, 将天津带进了一个新世界。电灯的安装和电车的奔驰, 是天津城市现代化的外在标志。当然, 在电车行驶的初期, 曾遭到了一些商人和人力车夫的反对和抵制, 他们“一不装货;二不坐人;三不燃电灯”。 (5) 尤其是电车轧死、轧伤人事件的发生, 还曾掀起不小的风波, 但这一先进交通工具的效益, 是传统交通工具所无法替代的,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总之, 袁世凯在新政期间, 对天津城市进行了大力治理。经过几年的内整外治, 使天津城的市容风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天津城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国内的特大城市。这一过程, 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等概括的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说:“公 (指袁) 既驻津……一意整饬, 内政外交, 抚辑创残, 重谋建设, 气象焕然一新。闤阓骈填, 街衢修治, 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 开全国进化之先基, 论维新者, 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 (6) 不仅中国人感受到袁世凯督直时期天津城市的巨大变化, 即便是外国人也感受到天津城市的变化, 一个英国人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天津: 天津到处可以找到宽阔的马路, 不管在哪里都可看到狭窄的本地街道被扩宽并得到改善。本地的城市都设有警察, 街道灯具设施良好, 道路保持整修, 在主要的街道都可以看到电车在飞驰, 每一个衙门和重要的商店门面都安装有电灯和电话。许多有钱的中国人都住在外国式的公寓或者在设计上属于半外国式的, 驾驶着由外国的马牵引的外国马车, 当然那里还有相当多的人骑自行车。现在随处可以看到中国的职员甚至是有技能的工人阶级骑自行车在上下班。在这条河流里, 尽管外国的利益和影响是主流的, 蒸汽机可以在工作中看到, 由蒸汽驱动的交通正在不断增加, 当河流上横跨而起的桥梁可以支持拥挤的交通并能让船只通行的时候, 因此这一切可以被看作在一些重要的事情如道路修建、卫生设备、排水设施、蒸汽机车, 欧洲的方式已成为天津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已经赶了世界现代化的步伐,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袁世凯督直对天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 三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袁世凯督直期间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首先对直隶省的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直接影响。袁世凯自1902年入驻天津以来, 到1907年9月离开天津到北京做军机大臣, 6年中他几乎全在天津, 而对省城保定, 很少光顾。 (2) 六年间他在直隶或者说北洋推行新政, 实际上是先在天津试行, 取得经验, 再推广到直隶全省。天津新政实际上是直隶新政的前奏, 若巡警、若学校、若司法改革、若地方自治等, 莫不如是。所以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既是北洋新政的发端, 又是北洋新政的缩影。北洋新政为人们所乐道, “一时北洋新政, 如旭日之升, 为全国所具瞻”, (3) 而北洋新政的源头在天津。 北洋新政还影响着大北洋, 影响着环渤海湾, 影响着东三省。1907年东北地区改制, 由军府制改为与内地同样的行省制, 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 每省设巡抚1人, 设东三省总督统筹三省军政。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是清一色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人物, 他们到东北后, 以直隶新政为法, 在东北推行新政, 从而把北洋新政成果带到东北地区。徐世昌、唐绍仪专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 到直隶学习取经, “督抚两宪为整顿要政起见, 日前派谢观察宗华赴北洋调查新政, 以资参考。并咨行袁宫保云, 东三省改设行省, 所有应行举办各项新政至为繁要, 亟应遴员调查, 藉资考镜, 兹派谢道宗华前往北洋考查财政、工艺、巡警、学堂及自治局各项办法情形, 应请由贵大臣分饬各该局、所查照, 俾便调查”。 (4) 奉天如此, 吉林、黑龙江亦如此。在学习直隶新政的基础上, 开始了东三省新政, 东三省的早期现代化由此发端。 东北如此, 其他各省亦然, 都将北洋新政、天津的发展作为学习的样板。即使是思想比较保守与袁世凯政见不合的御史胡思敬也承认这一史实。他说:“学堂、警察、新军皆萌芽天津, 各省督抚承望风旨, 派员北上考察, 皆采用其章程, 如山东、河南、闽、浙诸省, 见之奏报可考而知也。” (5) 袁世凯督直时期天津的早期现代化, 为天津城市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1907年袁世凯到北京做军机大臣之后, 推荐其亲信、部下杨士骧继承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杨士骧完全继承了袁世凯的政策, 继续加强对天津的治理, “袁公建新政, 纲领略具, 公 (指杨士骧) 受任一蹑故迹不少变, 内外宴然, 不知帅之易者”。 (6) 。所以, 袁世凯虽然离开了天津, 但天津城市现代化持续发展。 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由于袁世凯及其北洋后继者执政, 天津城市的地位更加重要, 发展更快。北洋要人退出政坛后大部分居住天津, 在天津谋经济方面的发展。他们用手中积累的资本, 正当的也好, 不正当的也好, 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 进一步促使了天津城市的现代化。所以整个北洋时期, 天津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天津已经发展为中国超大城市。正因为如此, 1928年国民党一统天下后, 天津也就继上海、南京之后成为中国特别市, 天津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注释 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 1957年, 第565页。 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 第568页。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 第612、613页。 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 第620页。 5 袁世凯:《恭报抵津日期接收地方情形折》, 《袁世凯奏议》 (中) ,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621页。 6 英国外交部档案405/118, 1902年2月, 54号。见Stephen R.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25. 7 英国外交部档案405/117, 1902年1月, 47、63、64、82号;与美国有关的外交关系文件:1902 (华盛顿, 1903) 页184。见Stephen R.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p.26. 8 (1) 斯蒂芬·R.麦金农:《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 牛秋实、张华腾译, 第19页。该译稿因故没有出版。 9 (2) 英国外交部档案405/118, 1902年2月, 54号, 萨陶和袁世凯之间会谈备忘录, 1901年12月2日, 第24页。见Stephen R.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p.27. 10 (3) 袁世凯:《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学堂拟定章程呈览折》, 《袁世凯奏议》 (中) , 第604页。 11 (4) 袁世凯:《天津及海口一带设立巡警先后筹办情形折》, 《袁世凯奏议》 (下) , 第1056页。 12 (5) 《天津四乡巡警现行章程》,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 (二) ,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第634页。 13 (6)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3,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第20页。 14 (7)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2年7月1日。 15 (8)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42页。 16 (1)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2年9月5日。 17 (2) 王锡彤:《抑斋自述》, 郑永福、吕美颐点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199页。 18 (3)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3年5月12日。 19 (4) 《袁崇镇条议》, 民政部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 (5) 《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 《北洋公牍类纂》 (一) , 第571页。 21 (6)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3年9月20日。 22 (7)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5年10月8日。 23 (1) 袁世凯:《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 《袁世凯奏议》 (上) , 第343页。 24 (2) 袁世凯:《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 《袁世凯奏议》 (上) , 第343页。 25 (3) 《北洋公牍类纂》卷二一, 《商务》, 第31页。 26 (4) 转引自胡光明:《论天津早期商会的性质和作用》,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7 (5) 《天津考工场博览会纪事》, 《东方杂志》1907年第5期。 28 (6) 廖一中:《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9 (1) 学部编《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图表》。 30 (2) 张大民主编《天津近代教育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90页。 31 (3) 袁世凯:《编修严修捐助民立学堂经费请奖片》, 《袁世凯奏议》 (中) , 第909页。 32 (4)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5年6月18日。 33 (5)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5年月29日。 34 (6) 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藏, 未刊。 35 (1) 袁世凯:《天津车站接修西沽岔道商拨关内外铁路借款折》, 《袁世凯奏议》 (中) , 第839页。 36 (2) 《各省商务汇志》, 《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第71页。 37 (3)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3年5月26日。 38 (4)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5年7月4日。 39 (5)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4年9月17日。 40 (6)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41 (1) 焦静宜:《唐绍仪的外交生涯与天津》, 《洋务运动在河东》, 《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7辑, 第138页。 42 (2) 《时事》, 《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 43 (3) 袁世凯:《比商承办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议定合同批准照办折》, 《袁世凯奏议》 (中) , 第952页。 44 (4) 袁世凯:《比商承办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议定合同批准照办折》附件, 《袁世凯奏议》 (中) , 第953-960页。 45 (5) 《中外近事》, 《大公报》1905年6月13日。 46 (6)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3, 第132页。 47 (1) 英国外交部档案371/634, 参见1909年1月17日的约旦第25号电报。见Stephen R.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p.99. 48 (2) 《大公报》对袁世凯每天的行踪都有报道, 作者曾逐页翻阅《大公报》。 49 (3) 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8页。 50 (4)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51 (5)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21页。 52 (6) 闵尔昌:《碑传集补》 (二) , 周俊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121) , 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第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