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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人们的心理压抑密切相关。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各种压抑都得到尽情的释放，一方面普通百姓成为社会斗争的胜利者；另一方面人们从礼教中解脱出来，冲决了日常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罗网。同时，在机智人物故事中得以肆无忌惮呈现的还涉及不伦或原始的欲望，这些欲望一般情况下局限于意识领域或深潜于无意识领域。这些都是人们编织的白日梦，人们通过这种白日梦实现“精神紧张的解除”，释放种种心理压抑。 关键词：机智人物故事；压抑；白日梦；释放 所谓机智人物故事即是围绕着机智人物展开的故事。该类民间故事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故事主人公（即机智人物）通常是“箭垛式”人物；二是故事通过主人公的言行塑造其诙谐、机智的形象，制造强烈的喜剧效果；三是故事一般都比较简短。在我国，机智人物故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之后广泛流传于我国各民族民众当中。 围绕着机智人物故事，我国学界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尤其以学术论文最多。这些学术论文或探讨机智人物的形象特点，如李四成撰《统摄整个生命的性格特征——阿凡提幽默文学形象论析》、刘一沾撰《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机智人物特点初探》、郑凯撰《先秦齐国机智人物形的塑造与民俗》等；或对机智人物故事作类型分析，如廖丽娟撰《恩施州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主人公的类型分析》、马晓芹撰《回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类型探析》、杨雪与李寄萍撰《东北民间“机智人物”型故事类型分析》等；或分析机智人物故事的艺术特征或审美价值，如祁连休撰《试论中国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的幽默情趣》、黄永林撰《浅析荆州地区机智人物故事的喜剧特色》、蒙书翰撰《试论机智人物故事的喜剧美学特征》等。也有一些学者探讨机智人物与民俗的关系，如王建章撰《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与民俗》、刘秋之撰《藏族机智人物故事类型及其民俗文化解读》、韦杨波与林丽撰《试析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等。 在我国学界，祁连休最为着力于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除了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还出版了一部研究机智人物故事的专著《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该著分故事编、人物编、类型编三大部分，对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历史渊源、结构形态、故事类型、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思想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是一部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的开创之作。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周晓霞的《颠覆与顺从——读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主要从机智人物故事类型、机智人物与社会心理、机智人物的社会特征等多个方面，对机智人物故事展开研究。 如上所述，当前有关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角度多样，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关于机智人物故事产生、流传的心理机制方面的研究不多。了解机智人物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心理机制，对于理解其思想内涵与社会功能有很大帮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 一、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精神压抑 钟敬文解释“呆女婿”故事产生、流传的动因说：“中国的社会是通行以男性为中心的大家族制的，一方面又是十分讲究仪式的礼仪之邦。因为通行这种家族制，所以对于亲族姻戚等，看得很紧要，所谓父族、母族、妻族，都和个人有特别重大的关系。礼教的严重，尤为个人生活上极大的枷锁，差不多无论何人，都不许超越的。”钟敬文以为“呆女婿故事”的发生与中国礼教的枷锁过于沉重有关，此类故事既是对现实中一些人拙于礼数的现象的反映，也是对来自礼教压抑的反抗。 笔者以为，呆女婿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都具有较强的喜剧色彩，应该同属于广义的笑话，而民间笑话往往具有狂欢色彩，这种狂欢通常是对平时所受种种压抑的强烈释放。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呆女婿”故事一样，也与来自各方面的压抑密切相关。笔者以为，机智人物是一种“集体心象”，通俗地讲，他是广大民众按照自己的心理愿望共同塑造出来的一种人物形象，借他来释放人们心理的压抑。探讨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同哪些方面的心理压抑相关，要从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人物关系说起。一般而言，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如图1。  图1机智人物故事中常见的人物关系 如图1所示，对人们形成压迫或造成精神压抑的就是图中机智人物的对立面。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以反映机智人物与官、财主之间矛盾关系的为多。故事中机智人物最经常应对的官通常是县官，在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中则通常是土司或土官等。在以前的社会，民众所受的压迫首先来自官府。民众与官府的关系是鱼肉与刀俎的关系，民众受官府的欺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的妻子的……”封建时代，普通百姓就是置身于这样悲惨的境地。欧以克在讲到壮族机智人物故事产生的背景时指出：“壮族机智人物故事是在封建土司制度下产生的。在这个时期里，土司占有其辖区的全部土地，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一切权利，对农民进行残暴野蛮的统治。广大农民依附在土地上，随时受到鞭笞与杀戮，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就欧以克所说来看，在封建时代壮族地区普通百姓所受官府的迫害，较汉族地区还要严重。 在封建社会，百姓与官府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关系中，百姓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压榨，人格尊严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现实中的压迫，自然会造成普通百姓心理上的压抑。 再者，在封建时代普通百姓所遭受的另一种压迫来自于富人或财主。在封建时代，普通百姓往往一无所有，挣扎在贫困线上，而财主老爷往往是家财万贯、骡马成群，拥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有一部分财主恤孤怜贫、急公好义，但也不可否认有相当一些富人贪婪成性、欲壑难填、为富不仁。秦至在谈维吾尔族机智人物赛莱·恰坎的故事时称：“乡间的土财主既贪婪得要命，又吝啬得出奇，他们家产万贯，牛羊成群，却又经常向贫困农民讨要东西。”秦至所说的“乡间土财主”是具有典型性的，其不只存在于维吾尔族地区，也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乡村。在旧社会，一些大财主不只靠地租与放贷盘剥农民，他们还往往交结官府，成为地方恶势力，鱼肉乡民。这种有形的压迫，自然也会造成普通百姓心情的苦闷与精神上的压抑。 除了以上所述因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压抑之外，人们还要承受礼教的束缚。中国是一个礼教社会，从先秦时期起就已形成的封建礼教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直到今天礼教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活动，礼教所涉及的生活区域主要在人们的血亲与姻亲之间。钟敬文在研究“呆女婿”故事时曾说：“中国人的儿子（假使他是讨了老婆的），不但是自己父亲母亲的‘属物’，而且还要做老婆的父亲母亲的‘半属物’。”那么，在一个讲礼教的社会里，中国人作为父母的“属物”或岳父母的“半属物”，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就不应该有半点失礼的地方，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境地。在礼教之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自然是家庭中的权威与神祇，而岳父母作为妻子的父母自然是丈夫的准父母，头上一样也顶着光环，不可冒犯。在中国，礼教作为“个人生活上极大的枷锁”自然会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压抑。 丁乃通曾指出：“有时聪明人是一个学生，他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是他的老师。”如丁乃通所说，一些民间故事中与机智人物构成对立关系的有时还可能是他的老师。传统社会强调师道尊严，老师的尊严不可侵犯，甚至普通人家的神龛上也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个人不仅在求学过程中对老师要色恭礼至，即使在社会交往中也要礼数周到，不容有半点差池。但是，在现实中教师良莠难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老师虽无“师道”，也同样要享有“尊严”，这自然也会造成人们心情的苦闷与精神上的压抑。 以上所说人们在精神方面的压抑，都是由现实中的人和事所造成的。除此之外，人们在意识和无意识中还蛰伏着许多难以言明的、既悖于人类道德文明、在现实中也难以满足的冲动或欲望，而这种冲动或欲望也会造成一般人精神的压抑。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有两大本能，其中之一便是性本能，他把人类的性本能称之为“原欲”，而这种“原欲”中充斥着人类许多变态的欲望。弗洛伊德说：“你们是否仍然记得，我们解析梦的结果，那形成梦的愿望，常常带有变态和近亲相奸、乱伦的意味，或者流露出对于至爱的亲属之意外的仇恨吗？……它们都是原欲的倾向，也就是原欲在其‘对象’上的投资。它起源于甚早的幼年时代，而在意识活动中，也早已被放弃了，但在入夜之后，它便仍然存在，并且再有活动的能力。”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的无意识领域潜伏着“恋母”“弑父”种种变态、乱伦的情结，而这些情结起源于人们的童年创伤或被压抑的性欲。荣格则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把人类无意识领域的活动归结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从荣格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的基因芯片上存留了下来，关于远古时代“乱伦”现象的记忆存留于人类的无意识之中，使人类常常有一种乱伦的冲动；而进入文明时代后的道德符号在我们的心灵里闪光，使人们常常会自我掐灭这一束恶之花。前者是情欲的自然冲动，是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集体无意识记忆，后者则是文明产生以来的道德记忆。 总之，人类的精神压抑，不仅来自现实中的阶级压迫或礼教束缚，而且也来自人类的“原欲”。这些“原欲”，在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看来，都是不道德、不合乎伦理的欲望或冲动，在进入父系时代之后大都逐渐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不过，就笔者看来，“原欲”中种种不伦的欲望或冲动，并不全部被约束于无意识领域。譬如，中国男性对妻子姊妹的种种性想象就算不上什么秘密，而且，相关的桃色事件也偶有发生。 综上所述，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和流传，与人们的心理压抑密切相关。这种压抑既来自于有形的阶级压迫与礼教的束缚，也与潜藏于人们意识与无意识领域中的种种变态、乱伦的情结与欲望相关。 二、机智人物故事与“白日梦” 弗洛伊德把文学看作是作家的白日梦，即由愿望决定的幻想，他说：“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作为动力的愿望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不同而各异……它们，或者是野心的愿望，用来抬高幻想者个人地位，或者是性的地位。”弗洛伊德所言“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可谓一语中的。弗洛伊德把白日梦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民间口头创作。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压抑就会有释放。机智人物故事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大众的白日梦，他们通过这些白日梦满足其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满足的欲望，释放他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精神压抑。 人们因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精神压抑，只是在社会失序的状态下，才有短暂的机会在现实中释放；至于礼教及人们意识或无意识领域的不伦之念给人造成的压抑，在现实中则是没有或很少有释放或宣泄的机会。在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种种愿望都得到满足，普通大众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与狂欢。 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一向飞扬跋扈、耀武扬威的官老爷，成为被欺骗或戏弄的对象。在流传于陕西韩城等地的机智人物阙疑的故事中，阙疑以解戏意为名讽刺县官是“浆子官”（《解戏意》）。衙役二跛子给县官二姨太买鸡蛋时，阙疑假装帮他挑鸡蛋，让他用手臂在碌碡上箍个圈，而阙疑把挑来的鸡蛋放到圈里，然后转身走了，二跛子却一动也不敢动。阙疑将二跛子这个平时狐假虎威、横行乡里的刁奴狠狠地戏弄了一把（《挑鸡蛋》）。在阿凡提的故事中，贪婪而又愚蠢的国王相信阿凡提会种金子，把库存的金子都交给阿凡提去种。阿凡提把这些金子分给了穷兄弟们，然后告诉国王金子全都旱死了（《种金子》）。阿凡提借口自己害眼病，看不清东西，称自己看国王“四条腿”，“和我的毛驴一模一样”，骂了至高无上的国王（《国王有四条腿》）。壮族机智人物公颇的故事中，公颇将土司老爷戏弄于股掌之上。在给土司抬轿的时候，公颇以土司怕风为由，不让尿急的土司下轿（《老爷怕风》）。土司让公颇找裁缝做新袍子，他以土司见皇帝与见百姓穿的袍子应该不一样为由，给土司做了一件“前襟短到膝盖，后襟长到脚跟”，一件“前襟长到脚尖，后襟短到膝窝”的奇装（《两件新袍子》）。土司要霸占公塘，公颇设计让土司家的鸭子沉入塘底，再告诉土司塘底有水鬼，使土司放弃霸占公塘的想法（《“鬼”吃鸭子》）。总之，在民间故事中作为普通民众代表的机智人物是当然的胜利者，平时威风八面、作威作福的官爷与官差则是必然的失败者。 在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在与富人的交锋中也是当然的胜利者。流传于山西吕梁一带的二丑的故事中，财主许诺自己生日那天让二丑“美美地吃顿白面”，可到时候又以家里麦子没了为借口，仍然给二丑吃“高粱面窝窝加稀饭”。过了几天财主家里却粜起麦子来，二丑很气恼，假借给牛诊脉指桑骂槐地影射财主：“说有脉（麦）吧，不吃！说没脉（麦）吧，还跳（粜）哩!可能是心眼子烂啦!”（《给牛诊脉》）流传于壮族地区的老登的故事中，老登把一群在塘中戏水的野鸭指给财主抵债，贪婪的财主大喜过望，在老登走后去赶鸭子，群鸭“轰”地飞上天去（《还债》）。流传于蒙古草原上的巴拉根仓的故事讲，巴拉根仓假称自己发现了金貂，引来见钱如命、为富不仁的宝尔勒代，他让宝尔勒代揪住“金貂”的尾巴，等自己去取锹来挖。宝尔勒代等到天明才发现自己揪着的是“一只涂了颜色的耗子尾巴”（《“金貂”的尾巴》）。 总之，在民间故事中作为贫困百姓代表的机智人物，在与财主的交锋中，是当然的胜利者；而吝啬、贪婪的财主老爷则是可耻的失败者，每每遭到辛辣的嘲讽或无情的惩罚。 封建社会时期礼教森严，不但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姻亲关系、师生关系等诸方面也有许多礼节上的规定，如若擅越雷池就会被人耻笑，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往往被彻底的颠覆或消解，在故事中机智人物以反抗者的姿态倾覆了一切社会秩序和规范。正如周晓霞所说：“在机智人物故事所引发的开怀大笑中，社会伦理的大厦在瑟瑟发抖……在礼教和等级都十分严谨的封建中国，在民间生活审美世界的机智人物故事中，一下子变得没有了架子、没有了严肃，也没有了敬畏。”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挣脱礼教的枷锁，实现了一次次精神的放飞。 在徐文长的故事中，他的父亲、岳父、岳母和老师等都是他戏弄的对象。《弄父出屎》的故事讲，徐文长假装孝顺，给父亲吃包子，而包子里放了泻药，然后大喊父亲要杀他，让大家拉住父亲，不让他如厕，结果父亲拉了一裤子。《嬲哭丈母》的故事讲，徐文长同岳父一起去钓鱼，假称自己腹痛跑回家，向岳母谎称岳丈在水塘淹死了。自己又跑回水塘告诉岳丈家里失火了。岳母、岳父哭着在半路相遇，才知道上了当。徐文长还把自己的老师作为戏弄的对象。《先生跌入茅厕》的故事讲，徐文长的先生在大便时常常双手拉住一棵小树以求身体稳固。徐文长偷偷割了树干的四周，然后又把外皮包上。先生又来大便，把小树拉断跌入了茅厕。艾伯华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将徐文长故事归纳为多个故事类型，在“徐文长”故事类型二之下列出“把臭虫放进老师的被子里”“让老师从马上掉下来”“让老师浇了一身粪肥”“让老师浇了一身墨水”“让老师吃臭虫或者粪便”等多则其戏弄老师的故事异文。在壮族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特堆不但骗岳丈、岳母，还骗到外公、外婆头上。故事讲，外婆家的东西都被特堆骗走了，只剩下一只鹅，外婆说：特堆啊，你能把这只鹅拿去才算你狠。晚上，外婆握着鹅颈睡觉。特堆待外婆睡着，拿外婆的手放外公卵上，把鹅拿走了（《骗外婆的鹅》）。 在机智人物故事中，本应神圣与庄严者被“降格”与“脱冕”，一切人物都有可能成为被戏弄的对象。机智人物故事表达了对世俗社会秩序颠覆的欲望。在这里一切制约人们行为的规矩都荡然无存，使得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都在欣赏故事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释放。 日本学者铃木健之在《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一文中称：“骗子（指机智人物）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他的好色，他的冒险是离不开性欲的。”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尤其强调机智人物作为反抗压迫者的形象，而对其他方面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尤其是铃木健之所说的“他的好色”。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普遍好色，他们往往有着变态的性欲望和性冲动。 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往往是好色之徒。徐文长在民间故事中有时是正义的化身，而有时又会变身为一个淫恶之徒。他三番两次调戏小姨子，骗小姨子脱衣，摸小姨子的奶，种种行为猥亵至极。《骗小姨子脱衣》的故事讲，徐文长为了“看小姨子洁白的身体”，把船划到“脱衣滩”，谎称：“到了脱衣滩，不脱衣服就要翻”，诱骗小姨子脱衣。在壮族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特堆不但骗奸小姨子（《强暴小姨子》），而且还骗奸了岳母（《强暴岳母》）。 由于许多民间文化工作者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往往秉持“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的观点，使得此类机智人物故事很少见之于公开出版物。事实上，这类故事在机智人物故事中甚为常见，祁连休在《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一书中就列举了多则。书中说：“有的作品描写故事主人公的各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不检点的行为。譬如高鹞子的故事《菜园扒灰》，写故事主人公在菜园中与儿媳妇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王八吾的故事《圆梦姘姨》，写故事主人公借圆梦之机与小姨子勾搭成奸。贱三爷的故事《先生解诗》，写故事主人公经不住师娘的引诱，厮混在一起。曹瘦脸儿的故事《揎一揎》，写故事主人公先后骗奸了有钱人家的三个小姐。此外，尚有萧不全的故事《吃一次亏算了》、赵老二的故事《人家哪么搞我就哪么搞》等。”祁连休所列举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民间文化工作者搜集后未曾公开的，可见流传于民间的机智人物故事内有不少是表现这种“原欲”中种种不伦欲望或野性冲动的。 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有时候他们会是恶作剧的主角，身上体现出种种恶趣味。而这些恶趣味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引发人们的精神愉悦，正说明人们身上普遍潜伏着一头恶的怪兽。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各种压抑都得到尽情的释放。一方面普通百姓成为社会斗争的胜利者，体现在故事中官员或财主总是受到无情的戏耍或嘲弄；另一方面人们从礼教中解脱出来，冲决了日常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罗网。一般情况下被压抑在意识领域或深潜于无意识领域的种种不伦的或原始的欲望，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也得以肆无忌惮地呈现。当然，这一切胜利都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人们编织的白日梦。人们通过这种白日梦，实现了“精神紧张的解除”，宣泄或释放了精神世界的种种压抑，完成了一次次心灵世界的任性放飞。 三、结语 研究者对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的评价有异，有人把机智人物当作被压迫者的代表、正义的化身；有人则把机智人物视作阿Q的同类或骗子。 在本人撰写这篇文章参考的五十余篇论文中，仅有两三篇是对机智人物持否定观点的，其他都是把机智人物肯定为“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台湾学者鹿忆鹿的《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文指出：“他们（指机智人物）偶尔表现出的机智不过是‘出了一口气’，或暂时让强势者灰头土脸。所谓机智人物的卑微未曾改变，上位者的权威未曾损毁。故事情节中更多的是，徐文长作弄不相干的小人物……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下流行径。徐文长常耍的小聪明，充其量只得到‘精神上的胜利’，鲁迅的阿Q继承的似乎就是徐文长等人的‘精神胜利法’。”日本学者铃木健之在《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一文中，依据机智人物故事中“朦胧地显示出来”的“欺骗性”，指出“机智人物从本质上来说还是骗子”。笔者以为，铃木健之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他过于看重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获取胜利所采取的手段（撒谎或欺骗），忽略了一些故事中机智人物斗争的正义性。 就机智人物故事的全貌来看，机智人物有时是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有时则是一身痞气的猥亵人物。人们以机智人物为核心编织他们的“白日梦”，借以宣泄与释放人生的压抑。“白日梦”所宣泄的压抑，一部分是正当的，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未被文明驯化的欲望在白日梦中也同样得到释放。这一部分如果加以理性考察，自然让人难以理喻。机智人物故事作为“白日梦”，当然仅属于“精神胜利”，只能给人以冲破精神枷锁之后的愉悦，然而这种精神胜利对于人的心理世界和现实行为都不无积极意义。 （原文刊载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